三国时期,作为海上贸易之“大宗”者,当首推丝绸。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而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与发展。
孙吴时期,统治者重视农桑,致力垦荒,许多大臣都提出了这类建议。
259年,景帝孙休下诏:“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由于士民之赡,必须农桑,田桑已至,不可后时。”说明孙吴政权对丝绸生产的重视。
非但如此,陆逊还在海昌屯田时,“督劝农桑”;诸暨、永安等地也生产御丝;永嘉还贡八蚕之绵。可见丝绸生产区域得至扩大。
后来在安徽南陵县麻桥乡发现东吴墓葬,随葬有梭子、纺锭等纺织工具和记有练、绢、锈、锦、缯、纻、布的遣册,极有可能就是一位丝绸生产者的墓葬,这为东吴丝绸生产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国时吴国还设有官营丝绸生产机构。史载孙权夫人潘氏,“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具输织室。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
同时,孙权又曾“敕御府为母做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由此看来,御府中也生产锦绣等丝绸产品,具体生产作坊就是御府下属的织室。
这官营丝织自三国孙吴始创以来,便代代相传,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中国古代丝绸业的发展。
例如两晋时期,据《邺中记》记载: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绵织成署皆数人。
石虎即赵石虎的官营丝织作坊,在当时规模最大,尚方御府,即后赵主管这类作坊的组织,其下又有织锦署、织成署等。
南北朝时期,这类作坊还按军事系统编制,可见其织户工匠之多、管理之严。
三国孙吴在上述诸方面都在汉代有较大进步,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因而形成东海丝绸之路。
他根据季风的变化规律和海流的方向,在夏季的6月至8月,从江浙沿海出发,借助风帆和海流移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在顺风顺水相送下,航渡出海近则台湾,远则日本等地。
这条航线的有无,已被后世的航行所证实。古代日本与中国南朝的交通,唐及唐以后遣唐使以及贸易商船的往来,大多采用这条路线,自然与利用海流、天文和地文导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