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的生平

2025-02-24 0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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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苏轼
(1037~1101)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生平
与思想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苏轼画真迹,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

苏轼诗文集合刻本有明成化程宗《东坡七集》本。包括附录的《年谱》,共112卷。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铅印本。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较著名的:诗注有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由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文注有南宋邱晔编注的选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明末茅维的《东坡先生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词注有近人朱祖谋的编年本《东坡乐府》和今人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生平与思想 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佑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佑,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佑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回答2:

定 风 波

苏 轼
三月七日①沙湖②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③,余独不觉。已而④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⑤且徐行。竹杖芒鞋⑥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⑦。
料峭⑧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⑨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官场黑暗。被贬不知道有没有被升的机会,要想“也无风雨也无晴”,只有“归去”了。(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

【注释】:
①三月七日:指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
②沙湖:在今湖北黄冈东南十五公里处。
③狼狈:进退都感觉困难。
④已而:不久。
⑤吟啸:吟咏、长啸。表示意态闲适。
⑥芒鞋:草鞋。
⑦一蓑烟雨任平生:披着蓑衣在风雨中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
⑧料峭:形容春天的微寒。
⑨萧瑟:风雨吹打树林的声音。
【译文】:
不必去理会那穿林打叶的雨声,不妨一边吟咏着长啸着,一边悠然地走。
竹杖和草鞋轻捷的更胜过马,怕什么!一身蓑衣,足够在风雨中过上它一生。
早春微寒的春风将我的酒意吹醒,寒意初上。山头初晴的斜阳却殷殷相迎。
回头望一眼走过来的风雨萧瑟的地方,信步归去,风雨,天晴,我无谓。
赏析: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结尾“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
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回答3: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回答4:

http://mypage.zhyww.cn/pagex.asp?pgid=145408、

高中即将毕业
这是我的作文材料
有点多 关于苏轼的

回答5: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