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和改造是密切联系的。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来源。恩格斯明确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1页)
圣西门(1760—1825)出生于法国的一个没落的名门贵族家庭,早年受启蒙学者达兰贝尔的影响,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并同情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后出现的社会矛盾,推动圣西门研究社会问题,从1802年开始,先后发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人类科学概论》、《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一系列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傅立叶(1772—1837)出身于法国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当过店员,谙知资本主义社会投机、欺诈的种种内幕。他刻苦自学,形成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主要著作有《四种运动论》、《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论商业》等。欧文(1771—1858)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当过学徒、店员,后来成为工厂主。他同情工人疾苦,主张进行劳动者合作社的实验,由一个资产阶级慈善家转变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著作有《致拉纳克郡报告》、《新道德世界书》、《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等。
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弊病。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讽刺和鞭挞,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圣西门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真正黑白颠倒的世界。统治者过着奢侈腐化和道德败坏的寄生生活。大财主资产的积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前提。富人把幸福建筑在穷人的痛苦之上。社会上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被作为一条基本法则来采用。在这个社会里,国家惩罪机关为少数大盗所把持,他们从全体公民身上窃取大量财富,可是却逍遥法外。所谓大人先生们,实际上是些无
知、迷信、懒惰而义阴险狡诈和极其低能之徒。这种颠倒的世界总有一天会被颠倒过来。傅立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困是由于过剩本身产生的。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道德只不过是一种伪善。宗教和道德说教一唱一合,同为统治阶级服务。科学正在堕落,文学只是一个卖淫妇,而婚姻好像专为犯罪而发明的。因此,应该怀疑文明制,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优越性,以及它的永久性。欧文指出,随着机器生产而增长的巨大财富,是劳动阶级创造的,也应该属于劳动阶级。在他看来,私有制、宗教、婚姻形式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三位一体”的祸害,而其中最主要的祸害则是私有制。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它在理论上是那样不合乎正义,而在实践上又同样不合乎理性。这就触及文明社会的根本缺陷所在,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基础,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最高限。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基础上,还各自拟出社会改革的方案。圣西门宣称,未来的社会是“实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幸福是社会组织的独一无二的目的,社会组织将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新取得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实业制度”并不取消私有制,但不允许游手好闲的寄生阶级存在,一切人都要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场的工
作者。在“实业制度”中,文化、教育方面的领导权交给最有才能的艺术家和学者,国务工作即财政管理大权交给大实业家。这些公职都由选举产生。傅立叶设想的未来社会叫做“协作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为了使富人幸福,就必须让穷人们享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幸福。它的基层组织是“法郎吉”,即一种生产和消费的联合组织。在“法郎吉”这种合作组织中,有工业、农业和商业。生产上以农业为主,工业次之,商业是在各个“法郎吉”之间和“法郎吉”与社员之间进行的。“法郎吉”的成员参加农业劳动,也参加工业劳动。“法郎吉”里没有固定的工人,也没有专门的农民,从而达到差别的消除。家庭不是生产单
位,也不是消费单位,大家都过集体生活。儿童从小就受集体照管,接受劳动教育和科学教育。欧文的设想更为激进。他提出的“理性的社会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联合体。在劳动公社中,主要的生产资料归公社,而纯粹个人日用品则归个人所有,不再有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差别。在分配上,人人都将按照年龄的区分,在供应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得到同样的衣食和教育;只要可以办到,全体社员就都住在同样的住宅,而且房屋的结构在一切方面都完全相同。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首先,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揭露和批判了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但是,他们不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不是基于对这个社会的基础和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而是诉诸理性和永恒正义。其次,他们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同情无产阶级的疾苦。但是,却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再次,他们虽然要求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提出理想社会的构想。但是,又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企图通过说服教育、示范等方法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存在决定意识。空想社会主义具有这些缺陷,决不是偶然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
初时期出现的。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决定了他们的理论必然是不成熟的。他们设计的蓝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恩格斯说得好,“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的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6页)
那么,社会主义是怎样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怎样创立的呢?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特别是大工业的生产,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欧洲工人三大政治运动,即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纺织工人两次起义,1836—1848年英国的宪章运动,和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使科学理论的诞生具备了必要的社会前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亲身参加了革命斗争实践,并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他们批判地改造德国的古典哲学,发现了辩证唯物史观;批判地改造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剩余价值。辩证唯物史观为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哲学基础,剩余价值学说为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经济学基础。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唯心史观和各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体系,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学说。所以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7页)
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以往社会思潮,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全部优秀成果,对各种社会进步思潮所包含的合理因素都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如同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
社会主义思想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理论表现。早在十六七世纪资本主义兴起时,就出现了以英国人莫尔和意大利人康帕内拉为代表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初,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和法国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又出现了以法国人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人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发展到独立的政治斗争,更多的欧洲有识之士怀着急迫的心情,深入地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形成诸多的社会主义流派,如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和德意志的魏特林主义,后者曾被恩格斯称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
从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工人群众和进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因为只有深入工人群众,才能了解工人阶级的现状和加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但仅此还是不够的,还应重视理论的作用,特别是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进行科学的论证。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国度里几乎同时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并密切合作,于同年开始全面创立科学理论的工作。教材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直接来源,并在小字中较为细致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把它们改造成自己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前者揭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必然产物;而后者则找到了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力量,这样就使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社会主义不是科学。马克思的贡献有: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等等),哲学,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这些理论和学说都不是科学。
是中国人民的指引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