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的后果⼀影响的不同？

（一）航海本身的比较

对于郑和下西洋与西欧地理大发现航海本身的比较[1]，尤其是船只的大小和船队规模的比较，在国内学术界存在争论，[2]但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郑和统率的船队规模比哥伦市和达·伽马统率的船队规模要大几十倍、随行人员要多几十倍到上百倍，每船的载重量也大得多，航程要远得多”，且大多数航海远征都是“友好交往，和平贸易，人舟安利”。[3]

（一）船舶数量与种类

从船舶数量与种类看，郑和统率的船队比哥伦布和达·伽马统率的船队数量大、种类多。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一般每次达260余只，其中大、中、巨型宝船60 余艘，最大海船据称长44.4丈，宽18丈，宝船载重量估计为1500吨。郑和船队的船舶又分为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以及水船等辅助船，其中，宝船是整个船队的主体船舶；马船是大型快速水战与运输兼用船；粮船主要用于运输船队所需要的粮食以及后勤供应物品；坐船又叫“战坐船”，是大型战船；战船是担任护航的专用船舶；水船专门用来储存、运输淡水。

而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开始美洲航海探险时所率领的船队只有3只帆船， 最大的“圣玛利亚”号仅120吨，34米长，另两只较小的船只有60吨和50吨。 哥伦布航海船队最大时也只有17只船，最大的船只载重量只有200来吨。1497年达·伽马远航印度船队是葡萄牙国王亲自派出去寻找香料产地的，据说是由当时欧洲最好的4条新海船组成， 旗舰只有80英尺长，载重量只有120吨左右。 达·伽马的船队最大时也只有20只船。1519 年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船队由5条帆船组成，其中最大的“圣安东尼”号120吨，最小的“圣地亚哥”号仅75吨。[4]
[1] 本部分主要参考：罗荣渠，《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吴长春，《十五六世纪初东西航海“对比”剖析》（《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黄增强，《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之比较研究》（《云南学术探索》1996年第2期）；陶松云、郑家红，《郑和与哥伦布航海比较研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李隆庆，《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等文献。

[2] 罗荣渠，《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第339页注释；吴长春：《十五六世纪初东西航海“对比”剖析》，《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
[3] 罗荣渠，《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第340页。
[4] 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二）船队人员

从船队人员数量的比较，也可看出郑和下西洋的巨大规模。

明抄本《瀛涯胜览》曾记载，郑和船队人员有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等，通计有27670人。郑和七下西洋，每次人数不尽相同， 但大约都不少于27000人。据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统率官兵27800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是27000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是27550人。

同时，郑和下西洋在人员的分工上也十分严密细致。郑和船队的人员主要分为首脑指挥人员、航海技术人员、军事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四部分，他们各司其职。其中，首脑指挥人员是掌管航行、外交、军事、贸易等重大行动的决策和指挥中枢；航海技术人员负责航海与修理船只；军事人员主要负责沿途与航行的安全，抵御敌对武装和海盗的侵袭；后勤保障人员负责采购供应物品以及后勤等事项。

而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开始美洲航海探险时所率领的船队仅88名水手，哥伦布航海船队规模最大时船员为1200—1500人，1497年达·伽马远航印度船队约有170人。1519 年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船队水手总数才为268人。[1]

[1] 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三）航行时间与次数

郑和下西洋历时之久，次数之多也远在哥伦布和达·伽马统率的船队之上。

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开始，到1433年结束，前后七次远涉重洋，共历时达28年之久，像郑和这样在近30年的时间里频繁活动于海洋之上的航海家，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而哥伦布航行共4次，前后历时13年（1492-1504年）。达·伽马航行2次，前后历时6年（1497-1503年）。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始于1519年，1521年他在菲律宾群岛与当地人民发生的冲突中被杀死，前后不过两年。

（四）组织形式与主要成员身分比较

郑和航行的组织形式与哥伦布、达·伽马等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

郑和航行是由中央王权组织的官方出使海外的活动，可说是封建国家的行动。不但七下西洋出自皇帝的“最高独断”，海船由国家所属的府卫、工部、地方提举司在各地分别承造，船队十分庞大，每次出发大都在27000人左右，且大多是从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和水军右卫官军中抽调的军人，可说是“皇家舰队”。

而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是私人集资的海外探险活动，属于“商业资本主义远洋探险的性质”。虽然西欧早期的航海家们也曾向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宫廷求助以获取特许状和资助，葡萄牙亨利王子也曾领导大洋探险，但大洋探险完全是独立的活动，不受制于王室或朝廷，航海船所需资金大多靠商人的投资及海盗远征之所得。哥伦布所率领的远洋航行，是按与西班牙王签定的协议书行事，所“发现”的土地虽然归国王所领有，但哥伦布可以“副王”、“总督”身份进行管辖，获得所获财物的l/10，并享有世袭特权，等等。

（五）航海技术

对于东西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比较，罗荣渠先生有过如此的结论：“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许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领先于欧洲1000多年。”而李约瑟也曾对郑和所处时代中国航海事业的鼎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它的黄金时代，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在永乐皇朝时代，它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属于卫、所或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主力船队的400艘大船，以及400艘运粮的漕船。此外，还有250艘远洋宝船，每艘宝船上的人数，平均由西元1403年的450人，增到西元1431年的690人以上。在最大的大船上，必然超过了1000人。另外还有300艘商船作为辅助队，及一大堆小船作为传令船及警船。”[1]

但罗荣渠先生也提醒我们：“中国所达到的高水平来自传统社会长期渐进的经验积累，是中国古典文明几千年连续性的产物。这一优势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但中国式的文化结构和自身渐进积累机制，可能带来安于传统而拙于革新的历史惰性。西方国家很晚才走出中世纪的混乱和闭塞状态，应用科技在15世纪时还落后于中国，但在理论科学领先的条件下，却较易摆脱旧传统，具有较强吸收外来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这样，没有丰富技术文化遗产的西方实际上可能比继承了丰富技术文化遗产的东方前进得更快，取得后来居上的更大成功。这是在进行东西比较研究应有的冷静科学态度。”

[1] 《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11册，第241页。转引自：罗荣渠，《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第337-338页。

郑和下西洋的条件和前提：
1.唐宋以来领先世界的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发达的造船技术；
2.明帝国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障；
3.有永乐帝朱棣这样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和郑和这样出色的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1.宣扬明朝国威（政治目的）；
2.扩展海外贸易（经济目的）；
3.还有一说法是，明成祖为了寻找可能流亡海外的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1.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西洋，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下西洋，推动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达到顶峰，成为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2.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给南洋，西洋各国带来了经济实惠；1促进海外贸易扩大，带动了中外经济交流与发展。
2推行亲仁善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

3.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共同进步。

地理大发现发生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它改变了世界各大陆和各大洋的分割孤立状态，加强了世界范围的联系，为世界市场的开始形成准备了条件。地理大发现也是充满血腥事件的近代殖民地掠夺和殖民地瓜分的开始。（见教皇子午线）
理大发现在欧洲造成的最直接的经济后果是“价格革命”。当时西欧各国的殖民者和商人,从亚洲、非洲、“新大陆”源源不断运回大宗的金银财宝。由于货币流通量的急剧增加，刺激了物价的上涨。“价格革命”改变了西欧社会各阶层之间经济力量的对比。资产阶级利用“价格革命”，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经济地位。而靠固定（工资）收入生活的工人因物价上涨处境恶化了。西欧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地理大发现对海外进行贪婪的殖民掠夺，而且由于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使本国劳动人民生活穷困化。
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使科学和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西欧工商业的空前发展，又促进了日益腐朽的封建社会内部革命因素的增长。因此地理大发现敲响了欧洲封建制度的丧钟。

我的认为吧。。。
郑和 当初的明朝国力非常强大。。高丽等周边国家，都已臣服！

1.可以看做是一次国立的炫耀。因为那些国家，都派使者来过。 礼送往来的含义吧。

2.郑和下西洋。或许是打开商路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未知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