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经济学的学科内容

经济性规制是规制经济学最核心的内容。它与社会性规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把规制对象大致分为经济性活动和非经济性（或社会性）活动，把规制手段大致分为经济性手段和社会性手段的话，那么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对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进行定义。即，对经济性活动进行的规制就是经济性规制，对非经济性活动进行的规制就是社会性规制。这种划分与运用什么样的规制手段并无直接关系。正如法律经济学是研究法律问题的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是研究经济问题的计量学（注意不是经济学，因此也不应称为计量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就是研究政府规制问题的经济学，或者说是用经济学分析规制问题，而不必在意规制对象是经济性活动还是社会性活动，更不必在意规制手段是经济性手段还是社会性手段。
在我看来，应该进一步明确的是，经济性规制也不是针对所有涉及市场失灵的经济活动，而主要是针对自然垄断的。非自然垄断（人为垄断）的规制主要是反垄断法的干预内容。这样，又可进一步明确，对于非自然垄断，主要交给反垄断机构去处理；而对于自然垄断，则允许它存在，但要规制垄断者行为。这样，从逻辑思路上看，就有可能大体解决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两难困境”，即规模经济与垄断弊端并存的问题。这里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学是已经证明，规模经济既不是自然垄断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按我与其他同事提出的理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三位一体”才是自然垄断的较好解释。但从经济计量学相关分析的角度看，规模经济与自然垄断“相关系数”较高还是可以成立的。 社会性规制容易跑出经济学家的视野，这主要是因为不知不觉地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指责的禁锢。非经济性活动或非人为垄断加自然垄断的社会性活动，当然也存在成本与效益的关系，自然也是经济学的用武之地。而且，随着科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如果说经济性规制呈放松趋势的话，社会性规制虽然个别时候或许有些
结构调整，但整体上一直呈加强趋势。社会性规制有时也称“HSE规则”，那是由于经济学家到目前为止对医疗卫生、安全和环境问题研究较多的缘故。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性规制只限于这几个方面。对中国而言，社会性规制方兴未艾，很多属于社会性规制的问题还非常缺乏规制经济学的研究，如比较突出的就有医药市场问题、矿难问题、排污权交易问题，等等。 根据情况变化和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各国政府有时放松
或加强规制都是正常现象。但要注意，有时放松规制是特指某些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比如美国的里根时代和英国的撒切尔时代。通常所说的放松规制是专门针对传统上的自然垄断产业的。这可有多方面的理解，一是由于某些过去一般认为的自然垄断产业现在看来并不是真正的自然垄断，而是客观上存在相当程度的竞争；二是由于某些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中有些业务本来就是可竞争的；三是政府规制在有些方面表现出较严重的规制失灵问题；四是经济全球化和WTO等国际组织的要求，等等。另外，而且根据鲍莫尔提出“进退无障碍市场”）理论，如果进退基本无障碍，那么即使“垄断”程度很高，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垄断弊端。这些原因都自然会导致放松规制。 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中国体制改革的前景看，现存的规制机构设置肯定是要改革的，有的现在就已经不合时宜。从国家层面看，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商总局、商务部、人民银行总行、环保总局等较为综合的机构，以及银监会、证监会、电监会，民航总局、铁道部、卫生部等部门性机构，都有相应的规制职能。经济学分析和实践都表明，发改委同时管宏观和微观，既管“计划”又管“市场（价格），思路是不通的；具有强烈部门利益的机构规管自己是不可行的；即将颁布实行的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设置与分工需要认真研究；过于依赖信访机构和领导批示的行政协调急需改革；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规制重点从“反倾销”向“反垄断”转变；规制机构与被规制者串通或被“收买”；等等。一句话，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制定需要产业经济学（或产业组织理论），中国的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需要规制经济学。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加强这方面的素质培养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