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十七年的散文

　　十七年（1949—1966）的文学严重受到政治的干预，致使单一的左翼文学控制着整个文化界。作家失去了创作的自主性，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等被强制纳入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纵观十七年文学，其中虽然在黑暗中曾有过几点火花，但却由于环境的力量使其瞬息即灭。起起伏伏，文学成了政治的晴雨表。

　　由于文体上的特点，小说受其“毒害”最大。散文、诗歌、杂文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比起五四文学，文学创作在这个时期呈现了衰退情景。散文创作也不例外地陷入某些困境。

　　第一，片面追求“诗意”而美化和粉饰了生活。这个时期普遍重视散文的“诗意”。但什么是“诗意”？它能给散文带来什么？散文作家和评论家对于“诗意”的理解是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解是指作家在生活中发现、提炼一种闪光的思想感情。另一种理解，是指散文中有诗的意蕴，具有诗优美、含蓄的意境。另外还有综合的看法，本文采用综合的观点。

　　散文的诗意化若作为艺术追求的一个内容则会合适一些，弊病在于过分地去扩大它的好处，把散文的这个特点扩展成所有优秀散文都必备的特点。这也正是由于十七年文学追求单一化的大环境下带来的片面。

　　杨朔是支持诗意中最自觉、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例如《荔枝蜜》，他写蜜蜂的辛勤劳动，以此歌颂千万辛勤的农民为后世酿造甜蜜生活所付出的劳动。但其中某些不值得提倡的成分则被粉饰和掩盖了。作家固然极力挖掘了生活的美，但却忽略了严峻的现实生活，因此位能更深层次地折射出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散文自觉、不自觉地美化了生活，拉大了与现实的距离。当散文只局限于表现盲目乐观的一面，则不可能对现实生活作出深刻的思考。因此，散文的发展受到阻碍也就可以理解了。

　　于是散文的第二个困境就也显现出来了。散文的重要特点本就在于其真挚、自然，尤其是要有作家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这也是散文的重要特点之一。作家既然极力往“大”方面写，脱离生活，则作品中就显得矫揉造作，散文的最大悲哀正在于此种盲目夸大。仍然以杨朔为例。《雪浪花》中的老渔民，《荔枝蜜》中的蜜蜂，《茶花赋》中栽培茶花的花匠，他们的辛勤劳动是可爱可敬的，然而把它升华为某些象征，极尽颂扬，这就太牵强附会了。周立波曾精辟地品评杨朔的散文：“笔墨简洁，叙述明白，是作者的特长；然而也许因为过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的痕迹。”

　　另外，对“小我”的忽略，成了“五四”以来散文的断层。“五四”散文无不把作家真实的情感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朱自清《背影》、《荷塘月色》等，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等，郁达夫、周作人、林语堂等散文大家均如此。他们虽然风格各异，但都能反映自己的真实情感。但十七年的散文是找不到自我的。作家们或不自觉地遵循“规范”，或力图从题材的多样性上另辟蹊径，以弥补失去自我的缺陷。其中，有通古论今的历史掌故，有优美的山水游记，地方人物志，也有知识小品。例如秦牧《花城》描写了南国姹紫嫣红的年宵花市，翦伯赞《内蒙访古》展现了内蒙古草原的风光和历史，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写出惊涛骇浪中的磅礴气势等。但创作倾向基本是表现乐观、积极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的。个人的完全消融，也就容易暴露作品中的虚伪、矫情成分。当然不是说上述作品如此，但夸张某些感情是有的。总的来说，读者并不满于这种不真实。

　　对比五四文学，十七年的散文创作表现出了一种山穷水尽的困境。究其根源，是由政治指挥与作家的创作观所决定。而十七年散文作家在大环境下的坚持与努力，则应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