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雷雨》发表,原本就有一个序幕和尾声。 1935年4月,东京的留学生首次演出《雷雨》,删去了序幕和尾声。他们给曹禺来信,报告了演出的情况。曹禺很快给了他们一封回信,十分坦率地谈了他的见解。当年的曹禺备氏同他的晚年是不同的,他充满艺术的自信心,敢于面对一些不同意见作出艺术的辩护。他在信中是这样回答的:“我写的是一镇汪首诗,一首叙事诗,(原谅我,我决不是套用易卜生的话,我绝没有这样大胆的希冀,出来仿效他。)这是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断然否认这是一部社会问题剧。也就是说,你们把我的这出戏理解错了,歪曲了。曹禺更明白地宣告:“我写的是一首诗。”曹禺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中国话剧中提出了他的“戏剧诗”的观念———现代戏剧的观念。我在一些文章里称它为“诗化现实主义”的宣言。所以说,当我们演出这个全本时,意味着在演出一部真正的《雷雨》,一部原汁原味的《雷雨》。 过去掐头去尾的《雷雨》的演出,是社会的接受环境改造了它,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的。 1936年《雷雨》出版单行本,曹禺写了一篇序。在《雷雨·序》中,对于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序幕和尾声进一步作了说明,阐述了它的原因和意义:第一,他说,《雷雨》的故事是很悲惨的,“我的方法仍不能不把这件事推溯,推,推到非常辽远的时候,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听故事似的,来看我这个剧。”让观众把它“当一个故事看”。 在戏剧效果上,把观众带到“一个更古老,更幽静的境界”。“使观众的感情又恢复到古井似的平静,但平静是丰富的,如秋日的静野,不吹一丝风的草原……”。 第二,曹禺一直有着高度戏剧美学追求:不但要写出叫人感动的戏,更要写出“叫人思叫人想的戏来”。他说:“序幕和尾声的用意,简单地说,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荡漾在他们心里应该是水似的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 以上,虽然说明了加上序幕和尾声的原因。但是,我们还需要追索的是作家究竟要把你引到怎样一个“更宽阔的海”呢? 过去我们对于《雷雨》的主题的理解,基本上是按照一种社会学的含义去解读的,多年来,一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解读的。 1985年,我第一次拜访曹禺,同这样一位伟大的剧作家谈话,他那时对于我们已经创作出来而且是特别受到欢迎的社会问题剧提出了他的思考。他说,我们创作的路子太狭窄了,“所有大作家的作品,不是被一个社会问题限制住,被一个问题箍住的。应该反映得深一些,应该反映真实的生活,但不是这样狭窄的看法,应当把整个社会看过一遍,看得广泛,经过脑子,看了许多体现时代精神的人物再写,———应当叫人纵横自由地、广阔地去想,去思索,去思索整个的社会主义社会,去思索人生,甚至思索人类。”这一席话给我很大的振动和启发。 后来,我再读看《雷雨》时,确实感到曹禺像一切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他写的绝不只是一些社会问题,也不单是“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而是深深内蕴着他的广阔而浩瀚的哲学沉思,可这些恰恰是为人所忽略的。在《雷雨·序》中有一段十分重要话:“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是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在这里,曹禺强调他是以“悲悯的心情”来观察《雷雨》中的人和事,也让观众抱着这样的眼光来看。这样,我们就懂得曹禺是以怎样一种博大的心怀,怎样一种对于人类对于人类命运的大悲悯的胸怀来看《雷雨》的故事的。在他看来,人的处境是太残酷了,人为了一点生存的欲望,为了一点美好的爱情的欲望,就酿成残酷的争执,所谓“盲目的争执”,“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犹如可怜的动物。他说:《雷雨》所仿旅散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出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 的确《雷雨》写的是一个残酷的世界,是一系列的残酷:是命运残酷,命运的巧合恰恰体现着命运的残酷。四凤在重蹈着侍萍30年前的覆辙,无论是对于年轻的四凤,还是对于侍萍来说,他们的命运是太残酷了。“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人物的性格也是残酷的,他说繁漪:“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总之,是命运的残酷、性格的残酷、生的残酷、死的残酷、爱的残酷、恨的残酷、场面的残酷、情节的残酷,正是在这样的一系列的残酷中而蕴蓄它的诗意,有着曹禺的审美的现代性。 在他看来,周朴园也并非是罪魁祸首,而是这个世界出了毛病。你看在序幕和尾声中,周朴园守着一个疯子和一个痴呆患者,都是他爱过的,他在守候着,他在承受着残酷的结局,这结局对于他是一样地残酷。而这个结局,把人们带到一个对于人类命运的思索的海中。 当我们这样来看全本的《雷雨》的时候,就懂得它绝非是简单地加上一个序幕和尾声,而是给了我们一部“全新”的《雷雨》,一个具有“全新”的主题和体现“全新”的戏剧观念的《雷雨》。 而这些,无论是对于我们当前的戏剧创作还是戏剧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启示。这正是经典的艺术的持久性、艺术精神的持久性和艺术魅力持久性之所在,正是需要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