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新罗战争的两府内迁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三月，在新罗支持下，高句丽余众开始了大规模复兴运动。唐廷对此大为震怒，派左监门卫大将军高侃和右领军卫大将军李谨行率军讨伐。
《三国史记》 曾两次提到他们二人的兵力情况：“（671）九月，唐将军高侃等，率蕃兵四万到平壤，深沟高垒侵带方③；（672）秋七月，唐将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留屯。”④ 而根据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当时唐军每道行军总管大约率兵2万左右。 双方的记载互相印证，基本可以判定，高侃与李谨行共有兵力4万左右，这也是唐军在新罗北线的主力部队。此后，上元元年（674），唐廷任命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率军讨伐新罗，似乎是增加了一些兵力，但新增唐兵七重城之战后，便跟随刘仁轨班师回朝，转赴西线对吐蕃作战。待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时候，可用之唐兵充其量也就在4万人左右。
《三国史记》记李谨行率兵20万，明显夸大了唐军的兵力。在《三国史记》中，浮夸性的描述不限于此例，如记述百济复国战争时，载：“诏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四十万， 至德物岛， 就熊津府城。”⑤而据《资治通鉴》记载，孙仁师所部只有7千人。 据 《通典·食货七》 载，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唐全国户数为380万户。以10户一兵算，此时唐朝全国的总兵力也不过几十万。 除去各地驻防，以及此刻西北战场的大量兵力，非唐王朝核心地带的海东地区显然不会拥有如此规模的作战部队，《三国史记》的记载殊不可信。
《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军在“买肖城之战”中缴获战马30380 匹。通过上面的分析已知，李谨行只有4万军队，如果真损失了这么多战马，李谨行部则毫无疑问是全军覆没了。但据《旧唐书·北狄传》记载，李谨行大约就是在上元三年（676）的时候被调任积石道经略大使， 防备吐蕃去了。试问，如果李谨行真与新罗作战全军覆没，唐廷还会将他调到西线， 与当时最为强劲的对手吐蕃作战吗？《新唐书》对唐军的多次败绩如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败、仪凤三年（678）的青海战败等役均有详实记载，若买肖城之战果有如此大败，不可能不见记载。此战过后，李谨行也并无任何受处罚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
《资治通鉴》有这样的记载：“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 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 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⑥ 查《三国史记》对公元 675 年战事的记载， 发生在新罗北线的交战共有 5 次，分别是阿达城之战、七重城之战、买肖城之战、赤木城之战和石岘城之战。阿达城之战和七重城之战是刘仁轨担任鸡林道大总管的时候发生的，买肖城之战、赤木城之战和石岘城之战则是由李谨行指挥的。
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重镇七重城，因此战进爵为公。⑦在刘仁轨引兵还朝后，唐朝任命原鸡林道行军副大总管李谨行任安东镇抚大使，负责继续讨伐新罗，才有了“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从买肖城的地理位置看，基本可确定在七重城以南。⑧也就是说，唐军已向新罗腹地纵深攻击，再打下去，新罗不仅要失去新占领的百济故地，其本土亦恐有失。所以新罗王金法敏才再次上表谢罪，请求唐朝撤兵。⑨唐朝准其所请，诏金仁问还京，下诏恢复金法敏官爵，仍为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 中外史籍均没有记载唐朝具体何时下诏赦免金法敏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三国史记》关于买肖城战役记述的上元二年（675）九月二十九日。如果这条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发生在金法敏向唐谢罪之后。 因为只有唐朝诏准金法敏的请罪表后，才有可能命令李谨行撤兵。李谨行所部三败新罗军后，也未再向南攻击，可能也是在看唐朝是否诏准金法敏的请和， 亦或已经接到唐的赦令。考虑到从长安到买肖城有数千公里的距离，入唐使团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走一遍至少也需月余。笔者认为，当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七重城大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灭厄运，即已派使入唐谢罪。在唐廷关于新罗请罪问题正式批复传达到前方部队及新罗政权前，唐军与新罗军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又进行了三场战斗，战争的结果是唐军获胜，也就是《资治通鉴》所载之“三战皆捷”。
676年2月，唐朝“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今辽阳)，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衮等州者，皆置于建安(今辽宁盖州青石关古城) 。”677年2月“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余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于高丽之境”。
至此，唐与新罗的武装冲突基本结束，双方以大同江作为分界线划分了各自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经过这场战争，新罗夺取了百济故地和高句丽在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实力有所增强；而唐朝也巩固了自己在大同江以北、特别是辽东地区的统治，并得以体面的从朝鲜半岛适度抽身，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吐蕃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