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茶商是用民船运茶吗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朝榷茶前,川陕四路采取的茶叶政策是“听民自买卖,禁止出境”(注:《宋史·食货志》。)。因此各类大小茶园生产的...百度知道
古代茶叶怎么海运
2一、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我国最早的茶叶区域市场存在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四川。《僮约》记载的“武阳买茶”表明，川西茶叶生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以武阳为中心的产区初级市场，各地茶叶汇集至武阳然后向外地输送，武阳则是茶叶周转中级市场。西汉以后，随着茶叶产区的扩大和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叶商品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茶叶区域市场也从四川一地逐渐向全国其他地区推进。据《茶经》引《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既“久服”茶茗，自然很大部分必须以金钱购买。这是华佗在总结许多人饮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据此推断江淮一带的中原已出现茶叶市场。据《吴书·韦曜传》载，孙皓每宴客，所有参加者每人须喝七升以上酒，大臣韦曜不胜酒力，因此得到“密赐茶荈”的恩宠。饮茶风气相当普遍，自然茶叶贸易已经开始。《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说到“吾体中烦闷，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说明茶叶在南方可以买到，且交易数量不会太少。两晋南北朝时，统治阶级饮茶成风，所需的大量茶叶，有很大部分是通过贸易手段获得的。如南北朝刘宋江祚等《江氏家传》有“江统……常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醢面、菜、茶之属，亏败国体”。这表明茶叶与其它商品一样出现在国都市场上。由上可知茶叶贸易在茶产区及其他地方已有扩散，但全国远未形成统一的茶叶市场（注：以上材料均引自陆羽：《茶经·七之事》。）。二、全国茶叶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我国茶叶贸易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出现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国土辽阔，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封建经济呈现高度繁荣，茶叶贸易不但在产区而且在非产区的广大城乡得到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现据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提供的材料编制唐代宣宗时我国茶叶产销流向简表（注：参见朱自振：《茶史探微》，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五湖”的说法源于翦伯赞《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卷第1册，第224页。）。茶名产地主要销售区域每年产销数量新安茶蜀蒙顶不远春时供本地饮用蒙顶茶蒙顶山周围岁出千万斤蜀茶《茶经》剑南走北越, 谷雨后岁取数百万斤,南茶区北临五湖散落东下浮梁茶饶州,歙州 关西,山东 其于济人,百倍于,江州一带 蜀茶蕲州, 鄂岳宣歙观陈、蔡以北,幽 其收藏、榷税,倍于鄂州, 察使的部分、并以南浮梁至德茶地区衡萧湘至五岭更远岁取十万州衡州及交趾茶建州建州唯广陵、山阳人大团好尚之歙州, 歙州, 梁、宋、幽、商贾所赍,数千里祈门, 婺州并诸州不绝于道路婺源方茶潭州茶, 今长沙和川唯本地及江陵、襄阳团茶, 鄂湘黔接阳数十里食之渠江薄壤区片,江陵南木,施州方茶说明：“五湖”即“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从上表材料再结合其他史料看，唐代茶叶贸易出现了产区集散市场和全国市场的分工和联系。产区集散市场以浮梁为最著名。白居易《琵琶行》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汉口守空船”。浮梁本为著名茶产地，加上周围皖南、浙西等地的茶都汇集于此，遂成为东南最大茶叶集散地，此点可从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的“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郡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得到证明。“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的浮梁茶，经茶商购买，沿信江北越鄱阳湖，长途运贩关西、华北，以致出现“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盛况（注：《敦煌变文集·茶酒论》，转引自符红：《话说浮梁茶》，载《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第3辑。）。产区茶在集散市场集中后， 运往全国各地，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销地市场。宋代茶叶贸易形成了更为稳固的产销市场，市场层次更明，容量更大。关于此点，李晓曾作过详细论述，可资参考（注：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他把全国茶叶市场划分为东南七路产地市场，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销地市场，川陕四路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产销地市场，以永兴秦凤、熙河为中心的西北诸路及西夏、吐蕃地区销地市场四大块。其理论依据是从产、供、销三环节入手，通过农村初级市场、中转集散市场、最终销售市场的市场空间来进行抽象分析的。应该看到宋代茶叶生产，饮茶风俗较唐朝有所发展，产区初级市场也更见发达。宋代起集散作用的产区小集市星罗棋布，如浙江山阴县名胜兰亭，在城南25里，这里山间产茶，由此“兰亭之北是茶市”（注：陆游：《剑南诗稿》，第42卷。）。镜湖周围的不少地方，“村墟卖茶已成市”（注：陆游：《剑南诗稿》，第12卷。）。陆游在《秋兴》、《幽居》中分别有“邻父筑场收早稼，溪姑负笼卖秋茶”，“园丁刈霜稻，村女卖秋茶”（注：引自陈祖规、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等市墟卖茶的描写。 周密的《山市晴岚》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湖南小集市是“黄陵庙前箱竹情，鼓声坎坎迎送神。包茶裹盐入小市，鸡鸣犬吠东西邻”（注：周密：《草窗韵语》，第4卷。），由此可见茶与其他商品一样， 是“小市”中的重要交换物。四川市墟自唐代已蔚然崛起，名贵茶蒙顶先春，“不数十年间，岁出千万斤”，成为安身草市的大路货。唐宋是四明茶叶生产的盛期，产量十分庞大，它又推动着产区市镇的发展。早在唐代，九陇（今彭县）张守珪的仙君山茶园每年要招雇采工百余人，显然提供的商品茶数量颇多（注：《太平广记》，第37卷。）。至宋代，无论是业主还是佃种茶园，都是雇工经营的商品生产。每生产18斤茶叶，能获净利近200文，平均生产1斤茶叶赚钱10文（注：《净德集》，第1卷。）。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朝榷茶前，川陕四路采取的茶叶政策是“听民自买卖，禁止出境”（注：《宋史·食货志》。）。因此各类大小茶园生产的茶叶，可以自由经草镇市交易。熙宁七年（1074年）宋廷在成都府路、利州路、梓州路实行榷茶，仅夔州路网开一面，这样前三路州县茶只能通过各地镇设立的各茶场投售，每至售茶旺季，茶场交易量极大。如熙宁十年四月十七日导江县棚口镇一天收获6万余斤， 交易额达3600余贯。二日后天刚亮，又有5000多茶户前来售茶（注：《宋会要辑稿·食货》。）。榷茶破坏了茶叶商品生产，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川陕四路所产3000万斤茶叶，“尚有二千五百万斤，皆属商贩流转三千里之内”（注：《净德集》，第3卷。）。产区初级市场中市墟、集镇的功能大同小异，都是把分散、零碎的茶叶汇集起来，形成庞大的数量，然后再经茶商转运到更大的中转集散市场上去。因此市墟、集镇是联系产区与外部市场的桥梁。初级市场上市墟的交易量有限，集镇市场销量就大得多。进入市场的茶叶，部分在当地消化，绝大多数经商贾外运。宋代茶叶初级市场上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包买商”的普遍出现。即商贩为了得到稳定的茶叶或扩大业务，预先给茶叶生产者一笔钱，让生产者去准备粮食，召雇人工种制茶叶，然后以新茶价值，连本带利归还。这样茶商的商业资本通过贷放—预购方式就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渗透，控制了茶叶产销。“包买商”的活动很普遍。如盛产腊茶的建州壑源，每年初春，“春雷一惊，筠笼才起，售者已担簦挈橐于其（园户）门。或先期散留金钱，或茶才入笪，而争酬所直。故壑源之茶，常不足客所求”（注：王儒：《品茶要录》，第10卷。）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四川鼓州导江的私茶园中，“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注：《净德集》，第3卷。）。 包买商的经营方式对宋王朝实行榷茶产生了很大影响，政府也广泛采取了“其售于官，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注：《宋史·食货志》。）的做法。中转集散市场是茶叶初级市场与销地市场的中间环节。这个环节是否畅通，运输能力是否强大，直接关系到茶叶商品流通渠道的畅与滞。中转集散市场一般依托产区，交通便利。东南市场上一些重要的茶叶集散中心，早在唐代中后期就已形成。典型事例有浮梁，成为皖南、浙西、赣东茶的交汇中心，茶叶由此运往各地。江陵、扬州、绍兴的山阴、会稽、余姚也是重要的茶叶中转市场。此外宋廷设置的十三山场和六榷场所在城镇，也是重要的茶叶贸易集散地。川陕地区的茶叶中转集散市场也很发达。如成都是西南产区较大的茶叶集散地，“成都府据川陆之会，茶商为多”（注：《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34卷。）。 兴元府地处川陕通道上，成为商贾会集之地，“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臬衣被他所。近岁洮河所仰茶产钜亿，公籴私贩，辇负不绝”（注：文同：《丹渊集》，第34卷，《奏为乞修兴元城及添兵状》。）。据学者计算，川陕3000万斤茶，有700多万斤集中到了兴元府，占总数的23.3％。除此以外，产区规模较大的中转集散基地还有利州、渠州、夔州等。此外销地市场上也有更大的中转集散地，它是产区中转集散市场的继续，其基本作用与产区的中转市场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更大规模上的集中和分散。东南市场上的茶主要输往北方，汴京销售很大部分外，还大量销往京东、河北、河东及辽国。四川的文、龙、茂、威、邛、雅、黎、戎、泸州、永康军是面向西、南蕃部的茶叶中转集散市场，它们往往既是茶叶产地，又是与少数民族开展贸易的新兴商业城镇（注：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茶叶销地市场是茶叶生产的最终承销地，主要集中在不产茶的地区。当然茶叶消费市场遍布全国。茶叶在初级市场、中转市场上均有不少直接进入当地居民的消费领域，其余大部分则转移到西南、西北、北方市场销售。在长期运销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地区茶相对稳定的销场和运输路线。北方销地市场包括淮河以北的京畿、京西、河北、河东路，茶叶主要来源于东南茶区。茶叶东西二路运京，淮南西部的大部分，荆湖、江西等地的小部分上京茶均取道庐州、寿州，陆运至寿州后，或入颍河，西出正阳镇溯流北上，经陈州入蔡河至汴京；或入淮河东出荆山镇，入涡水经亳州、太康入蔡河到汴京。此外福建省陆运的物资，至洪州泛鄱阳湖抵舒州，经庐州、寿州上京（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两浙、江南、荆湖及福建海运至通州、泰州的茶叶从真州、扬州入运河，北经高邮、楚州、泗州转汴河经宿州、应天、陈留至汴京。淮西茶也往往顺江东下取此漕运大动脉上京。川陕成都府路、梓州路北部和利州路全部茶叶主要西流吐蕃，北入秦凤、熙河。成都府路、利州路南部地区的茶叶，除流入吐蕃外，主要销往南边的两林、虚恨、马湖、石门、罗氏等蕃部。夔州路茶以本路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和顺江出川作为主要流向，其他三路茶不能出川。西北茶销市场，成为东南茶叶长途贩运的主要流向，这些茶叶很大部分转往西夏地区。熙宁七年（1074年）禁榷川茶后，永兴、鄜延、环节、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并为官茶禁地，诸路客贩川茶、腊茶，无引杂茶犯禁界者，许人告捕，并犯私腊茶法施行”（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南茶受到打击，但却又以走私方式进入陕南。崇宁二年（1103年），宋廷又“许令商贩通入南茶”（注：《宋会要辑稿·食货》。）。政和四年（1114年），凤翔府以东岐山等八县再次成为南茶地分。为了贸利固边，宋廷从熙宁七年（1074年）到元丰八年（1085年）间，先后在秦、泾、熙、陇、成、岷、渭、阶州、镇戎军、德顺军、通远军等地设置了332处卖茶场（注：《宋史·食货志》。）。在熙、 河、岷州、通远军、宁河寨设置6处买马场。 又置提举熙河路买马司于熙州。宋徽宗时又置湟州茶马司。西北诸卖茶场每年用于杂卖和博马的川茶，一般年为3万余驮（注：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由此可见，宋代茶叶市场不仅在宋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市场网络，而且市场扩展到西夏、辽、吐蕃、西域的广大地区，并通过这些少数民族把茶叶传播到更远的中亚等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宋代茶叶市场已很发达，市场空间、容量比唐代均有发展。

北宋时期，我国的交通运输进入鼎盛时期。不管是陆路运输还是航运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水上交通更是发达，助推了北宋的经济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当时，北宋东京（今开封）的汴河、广济河、惠民河、金水河连接了黄河、运河和长江，内河运输十分发达。

高度发达的都城需要水运业

北宋在重商政策的指导下，开拓市场、发展商业的社会氛围比较浓厚，再加上经济重心南移趋于完成，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内河商货运输的空前繁荣。

北宋时的首都东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开放式的经济城市，科学技术成果一一展现了出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宋太宗时，东京开封的人口号称百万，“比汉、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那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也不过10万，大食的巴格达30万，日本东京20万。与此同时，开封市内的印刷、火药、造纸等官私手工业十分先进，也是当时的世界之最。由于商业资本“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听闻”。顺应时代需要，自然而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二月，宋政府正式发行了钞票——“交子”，后改称“钱引”。至于外国使节更是“曾无虚岁”，按贡估值，允以“私相贸易”，可以“收买货色”的贡赐贸易大为发展。仅在北宋的160多年中，来自海外的使节就有高丽、日本、交趾、占城、三佛齐、大食、蒲端、阇婆、丹流眉、渤泥等。他们所带来的礼品有象牙、犀角、香料等250多种。开封被称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是冠绝一时的大都会。宋代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只勾画了开封东郊虹桥的一角，即可见其繁盛之斑，但见活动着的各类人物810多个，牲畜94头，船24艘，树170多株。至于马行街一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处，通晓不绝”。州桥的夜市较之他处“又盛百倍”，行人简直无下脚处。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也对北宋首都开封的繁华情况作了详细描述。

开封如此发达的都市经济，需要水运业来支撑，因此，水是开封的命脉。北宋年年清理沟通江淮南方的汴河，确保漕运畅通。宋太宗时，汴河来往就有漕船6000只，每年额定从江淮运粮600万石，最高时曾达800万石。而惠民河和五丈河年运粮也各为60万石左右。这三条河被誉为“三带”。尤其是汴河所运竟为“半天下之财赋”，并且“漕引江湖，利尽南海”，俨然是大宋王朝的一条生命线。当时的征粮与“和籴”为数很大，最高有300万石。但是，汴河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冬季水浅不能通漕，为此，北宋政府特在真、扬、泗、楚四州建仓储存待运。到了运粮季节就用“转般”分段运输、“直达”两种方式运抵京城。有时雇民船来运，但以官运“漕纲”为主。北宋初年到至道末年，官方专用漕船3237艘，一般年份维持在2500艘左右。可见当时开封的主要运输河道汴河、惠民河与五丈河有多么繁忙。

内河商货运输空前繁荣

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已经趋于完成。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内河商货运输的空前繁荣。长江流域粮食高产，又是全国手工业集中区域，食盐、茶叶、瓷器、丝绸、纸张、铜铁器皿等物资绝大部分被政府收购专卖，或由商贾贩运。由于北宋政府适应“货畅其流”的客观需求，逐步推行较为宽松的税收和予以扶持的“和买”政策，在沿江沿河的重点市镇设立“榷场”和“榷货务”以控制贩运贸易，并提供了销售货物的场所。宋初，南北船税不一，压制了北船南渡。元丰三年（1080年），改量船收税为量货收税。崇宁元年（1102年），颁令“用官船般载客货，收纳货利钱”;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又诏令“商贾贩货物上京，特与免沿路税钱、力胜”。于是，长江货船齐涌于汴河，仅青阳一镇月内竟放行商船3000余艘。商业性货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

那时，长江流域流通货物主要有茶、盐、粮、瓷器。实行的“榷茶”制度历经变迁。最初，实行官运专卖制，由茶商包销，但茶户不堪重负，多卖给私贩。嘉祐四年（1059年）废除茶叶专卖制，使茶叶生产与流通趋于正常。长江干流与江南运河年销茶叶竟有2000多万斤。同时，宋政府还曾诏令，茶商舟船循汴河上京，可免船税。于是，舟船贩运茶叶日趋繁盛。盐也是宋政府巨额财政收入之一，一直实行官运官销制，庆历八年（1048年）改为“钞盐制”，开始实行商运商销;后又改为“许客用私船运致”，并允盐舶行船时可超越官纲，阻者坐罪。商运粮食为宋朝漕运的补充，运者获利丰厚。商运粮食可以调剂余缺，因而受到政府保护。每遇水旱灾害，以救灾荒州郡。瓷器尤以景德镇青白瓷为最，北宋时也是通过水运大批运往东京。

由于北宋政府灵活多样的水运管理方法，出现了既有官运也有民营的局面，使内河运输繁荣发达，既保证了东京的社会需求，也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发展。

内河船只制造业发展迅速

北宋内河运输业的繁荣也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为了适应内河水运的需求，那时的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并且发展迅速，出现了比较先进的内河客货运输船只。尤其是在内河使用的船型不断增多。北宋宫廷画师张择端在其《清明上河图》上绘有客、货船只24艘，其中客船11艘、货船13艘。客、货船只的设计制造各具特色。客船尾部有假尾（虚梢），用以增加甲板和舱室的使用面积;货船则无，但有拱形顶棚以代替甲板，如此既能多装货物，又便于装卸。画上各船无帆，所用之人字桅，显系作为逆水拉纤之用，而且过桥时还可以放倒。特别是画上各船已有平衡舵，因其舵叶的部分面积在舵杆（舵之转轴）之前可证。此舵可以自由升降。“舵叶在结构上是用竖向板拼接，纵向用木桁材加固，这与近代舵叶结构无甚区别。”平衡舵的推广使用使人们在操作时更加轻便，同时又提高了它对航向的控制力。迄今所知，这种平衡舵图形出现在我国北宋画家之手，比欧洲要早100多年。

宋代的内河货船制造技术日趋完善。这些船只线型光顺，船底平，吃水浅;中部宽，舱容大，装货多;首尾狭，阻力小。宋张舜民在其《画墁集》中对此类大货船描述道：“丙戌迎万石船，船形制圆短，如三间大屋，户出其背，中甚华饰。登降以梯级，非甚大风不行，钱载二十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一石是120斤，算来已有700多吨了。而内河客船则线型窄而长，“高及丈余，四壁施窗户，如房屋之制，上施栏楯，采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江天楼阁图》上，客船分两层。甲板上之一层，船首虽无客舱，但有凉棚可供下碇和绞缆用。两舷为橐，用以拒浪，也可用作吃水线用。船舶推进用篙，桅为可眠式，桅颠系绳以拉纤。尾部装有平衡舵，舵工在顶棚上操舵，船尾有圆辊用以升降舵。这些无不体现了当时造船技术的发达。

由于内河航道深浅宽窄不一，北宋出现了多种型制与性能的船舶。根据多种史料记载综合来看，按水域来分计有：江船、黄河船、江海船和海洋船。仅长江水系就有：楚州船、淮船、合肥船、吴船、越船、松江船、浙江船、湖船、徽船、温州船、明州船、入峡船、蜀船等。以上船系显示了内河交通的分工。此外，客货船另有各自不同的名称。因此，宋代在船型、船体构造、船舶属具和造船工艺等方面的技术已臻于成熟。

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北宋水运业的大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只有这种良性互动才能促使社会快速进步。

在中国茶文化的历史上，唐代犹如一座突兀而起的高峰，开启了茶文化千峰竞秀的景象。茶叶在唐代以后更是成为大宗商品，茶叶的消费普及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庞大的消费量背后隐藏着是巨额利润，尽管茶叶所产生的利润不及食盐，但它也不是一般商品所能比拟的。因此唐以来，历代政府便开始对茶叶实行专卖以取得财政收入。在宋代，茶叶的产量和质量都远超唐代，茶业经济更是宋代社会经济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宋朝政府在承袭唐代政府的茶叶专卖精神下，又根据当时茶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更为灵活的茶叶专卖方式，其中贴射法便在宋代茶法中独具一格。
这种茶叶贸易方式是宋朝政府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利垄断茶叶货源,以较低的价格收购茶民的茶叶,然后再以高价卖给商人,从中间赚取了丰厚的茶利。这种茶叶贸易形式在宋代具体操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宋朝政府提前将购买茶叶的钱款交给园户，这种钱款也被称作为本钱。所谓的园户是指在淮南地区薪、黄、庐、舒、寿、光六州采茶的老百姓，另外宋朝政府在这六个地方还设置十三山场，所有的园户都由山场管理。除此之外宋朝政府还在江南、两浙、荆湖、福建等产茶地区设置了山场。然后园户所采摘的茶叶除了一部分作为实物租税交给宋朝政府，剩余的茶叶全部收购到宋政府手中。同时宋朝政府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薪州薪口等交通便利的地方设置了专门的茶叶专卖机构六榷货务。宋朝政府在各地所收购的茶叶也都存放六榷货务，茶商想要贩售茶叶就必须在京师榷货务或东南各地向当地官府交纳现钱或金帛，然后宋朝政府会给茶商发放茶叶运销的凭证，也就是交引，当代人称之为经营许可证。就在这样的茶叶贸易形式下，宋朝政府便垄断茶叶的货源，切断了园户和茶商之间的直接贸易关系，从而形成了官方垄断价格，获得了巨额的茶叶利润。
放着这么好的法子不用，宋朝政府却想另寻他路。这是缘于宋朝政府也看到了入中法的弊病。尽管在茶叶贸易上实施入中法可以增加宋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直接导致增加了茶叶流通环节。流通环节延长那么对于宋朝政府来说，在组织茶叶贸易要时便要付出大笔管理费用。在入中茶法下,宋朝政府在茶叶贸易中扮演着两种角色。一个买方另一个则是卖方。换句话来说宋朝政府所扮演的茶商与其他商人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只不过相对于一般的商人拥有政治特权而已。

北宋茶商是用马队来运茶，有时候也用民船运茶。

不是的。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舞团结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