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是对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谎话,是对客观情况的虚假反映。我们一生中都要说许多话,有实话,也难免有谎话。如果你说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这本身就是谎话;如果你句句说的都是实话,这本身未必是实话。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曾就“实话与谎话”开展过讨论。有一位心理学教授说,他们对全国7个省13个城市的家庭进行过调查,发现从三岁开始就有52%的孩子说谎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比例越来越高,到九岁时,说过谎话的已上升到70%,谎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正比。成人说过谎话的就更多了。大概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大力倡导说实话吧。
谁都认为自己喜欢说实话,听实话,不喜欢说谎话,听谎话。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实话与谎话总是搀杂在一起,并不那么容易分辨。你认为是实话,可能是谎话;你认为是谎话,可能是实话。正如庄子与惠施所做的著名论辩一样,庄子见鱼“出游从容”,认为是“鱼之乐也”,惠施却不以为然:“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据己意反驳:“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其实也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不喜欢名牌西装,这句实话说出来就可能被人当成谎话不予相信,有人认为你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或你腰缠万贯不想露富才如此朴素,甚至认为你刻意矫俗装名士。可见说实话,并让人相信是实话还不那么容易。
有人说做人难,难就难在说话,而说话难,难就难在实话被人当成谎话,谎话被人当成实话。安徒生那篇童话《皇帝的新衣》是人们所熟知的。皇帝身边的人慑于皇帝的残暴对皇帝说的都是谎话,而皇帝却把谎话当成了实话,结果自己出了大丑还蒙在鼓里,最后还是一个小孩说了大实话。
实话与谎话性质不同、效果不同,但都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根据不同的需要,有的人喜欢听实话,有的人喜欢听谎话。喜欢听实话,才有人说实话;喜欢听谎话,才有人说谎话。
古人邹忌看来是个讲实话的人,他把妻妾对他的“私爱”当作比方说给齐威王听,是为了使齐威王明白“臣谄君蔽”的道理。然而,就是这个邹忌,何尝不喜欢听谎话呢?他明知自己不如城北的徐公长得美,但当妻妾们怕他而不得不说谎话,而且他明知妻妾在用谎话糊弄他时,却不但没有发脾气,反而还心满意足。因为这种谎话能满足他的虚荣心。
在许多情况下,有的谎话是迫于压力、迫于无奈才说的。如邹忌的妻妾明知邹忌不如城北的徐公长得美,不说实话而说谎话,是因为她们惧怕丈夫。如果实话实说,就有被“休”掉的危险,迫于这种压力才不得不说谎话。所以谎话有时是违心的话,而实话才是真心的话。说实话而不说谎话是需要勇气的。
亚历山大国王多禄米生性残暴。他在学几何时,问数学家欧几里德有没有捷径可走,欧几里德实话实说:“乡下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供老百姓走的,一条是供皇家走的,但是在几何学里,大家只能有一条路,没有什么皇家大道可走。”说得亚力山大国王哑口无言,大概他当时心情还好,不然欧几里德早就一命呜呼了。的确,实话有时是很难听的话,谎话是很动听的话。实话“难听”是因为它与人的某一心理需求不一致;谎话“动听”是因为它能与人的某一心理需求相吻合。但是,要实事求是,要讲实话,就顾不了这么多。实话尊重的是事实,而不是某个人;谎话尊重的是某个人,而不是事实。
所以,真君子往往说实话,伪君子往往说谎话。然而,说实话者往往因此四处碰壁,万般困厄;说谎话者却每每左右逢源,志得意满。这种状况在封建、落后的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屈原说实话,遭到放逐;郑袖说谎话,当权得势。张说不作伪证,受到迫害;张昌宗诬谄好人,反受恩宠。海瑞秉笔直言,却身陷囹圄;严嵩坑害忠良,得志猖狂。尽管如此,许多历史经验证明,说谎话者虽得一时之利,但终究会被历史所唾弃;说实话者虽遭一时之殃,但终究会被历史所铭记。
当然,说实话的人有时也可能说点谎话,说谎话的人有时也可能说点实话。说实话的人说点谎话,有时是一种策略,是为了更好地说实话;说谎话的人说点实话,则是一种遮掩,是为了更多地说谎话。
对于实话与谎话,人人心里都有一架衡量语言的天平,这就是时间和事实。时间愈久,谎话就愈丑,真相暴露得也愈充分;事实胜于雄辩,再大的谎话,迟早会被过硬的事实击得粉碎。
我们倡导的是多说实话,不说谎话。因为“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海涅语)。有人说,谎话是草梢上的露水,实话是大海里的珍珠。这是颇有道理的。
实话与谎话还有善恶之分。善意的实话是真诚的,恶意的实话则是愚蠢的;善意的谎话是美丽的,恶意的谎话则是丑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