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术切除分泌腺,在理论上能根治狐臭,但由于分泌腺分布的范围太广泛,需要切除的范围很大。手术要把整块皮割除,再从其他地方切皮补上,属于一项大手术。而且,要切除多少分泌腺才能根治狐臭,很难估计,手术后更可能出现后遗症,例如伤口痛、伤口受细菌感染或留有疤痕。
医生强调,狐臭不会危害健康,所以医生不鼓励病人冒险做手术。建议用(百弧消)
“天人合一”(也就是“整体有机论”)的思维方式在蒙先生研究宋明理学的时候便已初露端倪。宋明理学是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一般来说,我们将宋明理学(这里是指广义的理学,也就是所谓的“道学”)分为两个不同的流派,一个是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一个是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程朱主张“性即理”,陆王主张“心即理”,前者以“性”为本体,后者以“心”为本体。理学与心学的致思进路也不同,比如之前的“朱陆之争”,其争论的就是“为学入手”的问题:“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象山年谱》卷三十六)而其争论的实质则是“道问学”与“尊德性”、穷理与尽性的分歧。王阳明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继承自陆九渊,自然与朱熹不同,这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蒙先生认为,“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之间,不仅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而且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朱熹理学直接演变成王阳明心学。”[5]蒙先生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朱熹不仅是个理本论者,还是一个心本论者,具体来说,朱熹认为,太极之理是最高本体,因为“太极无对”。但朱熹又认为“心”是最高本体,因为他还提出了“惟心无对”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朱熹的思想中,有两个最高本体,所以他既是理本论者,又是一个心本论者,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体系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他企图用“心与理一”,具体来说就是“心具理说”来解决这个矛盾,这很明显是偏向了心本论,但即使是这样,朱熹还是不愿意放弃他的理本论的立场。后来他还有“心体用说”,“心统性情”说,无一不表现出他的心学思想,蒙先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朱熹理学直接演变成王阳明心学”的。在这种想法的基础上,蒙先生完成了《理学的演变》一书。虽然以前已经有学者认为朱熹有心学的思想(比如钱穆就认为朱熹是一个心学家),但是给出系统论证的却是蒙先生,这可以看做是先生不盲从权威、独立思考的第一个成果。
在这之后,蒙先生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理学范畴系统的研究上,写成了《理学范畴系统》一书。在这本书中,蒙先生将理学范畴分为理气、心性、知行和天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自成一体而最后又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理气篇主要解决自然界的存在及其发展的问题,但仅仅是全部范畴系统的一个前提,还需要继续展开,继续过渡,由客体进入主体,从自然界进到人,于是有了心性篇。心性篇是讲人的问题,“人”是整个理学范畴系统的中心问题,居于中心地位,不仅理学,整个中国哲学要解决的也是“人”的问题,人的价值及意义的问题。但是,人怎样实现自己的价值,答案是依靠“天”,在“天人合一”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还需要由人继续展开到天,也就是最后的天人篇。而在天人之间,知行篇作为方法论,是一个过渡环节,这就是整个理学范畴系统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蒙先生也一再强调,他的工作不是找出理学中有哪些范畴,将其进行简单的解释就完了,而是要揭示各个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明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理学范畴系统》一书的重点在范畴“系统”,而不是在“范畴”本身。各个范畴都是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并形成一个有机系统。“整个体系从‘天’开始,过渡到‘人’,经过知行范畴的连接,最后达到它的终点——‘天人合一’。”[6]蒙先生通过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过渡,具体地展现了其“整体有机论”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