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统一的迈向统一

1817年瓦尔特堡集会和1832年汉巴赫集会都缺乏清晰可行的统一路线图。在汉巴赫集会上，许多演讲者抛出的都是一个个迥然不同的方针。他们只因都宣扬统一而走到一起，但演说从头到尾不包括任何具体的行动方案，剩下的就只是一种理想，即当人们都达到适当的教育程度的时候，人们自行会促成国家统一。那些会上的豪迈演讲，招展的旗帜，热情洋溢的学生和聚会午餐的人群形同一盘散沙，根本不可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而邦联议会对于集会的倡议，始终无动于衷。到了1848年，国家主义者开始寻求解决这个问题。 1848至1849年爆发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革命的目标是统一，和一部德意志宪法。革命势力向各邦政府，特别是莱茵兰地区施加压力，要求举行一次立法议会起草宪法。然而，在宪法内容方面，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了分化。其中，许多左翼革命派希望宪法能赋予普选权，建立一个永久的国会和一个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考虑到各邦中属普鲁士国土面积最大，实力也最强）。与之相对的是，革命派中的中间派和右翼只希望在各邦内部扩大参选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再实现松散的统一。最终在压力之下，出现了各种基于不同标准的选举，比如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权。
1849年3月27日，法兰克福邦联议会通过圣保罗教堂宪法，于同年4月将皇位授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但遭到了威廉四世的回绝。拒绝的原因有多种，表面上，他回复议会说没有各邦国王的同意，他无法接受皇位。其实私底下是担忧会遭到其他邦的反对，担心此举会招致奥地利和俄国的军事干预。尽管革命派提出的对选择权的要求，在过去一经提出，之后有关主权的议题和参政就都会被搁置，但出乎意料的是，法兰克福邦联议会还是起草了一份宪法。法兰克福邦联议会一定意义上是失败了，它被迫作出了妥协，起草了宪法；另一方面，革命派虽然逼得一纸宪法，但真正寻求的统一却还是没能达成。不过，不能说革命派没有任何收获，他们在许多宪法事宜方面与德意志各诸侯进行了合作，促成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关于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成与败，历史学家曾经争论了数十年，而关于它对德意志建国的贡献，从不同历史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诠释。有一种观点于一战结束的1918年出现，并在二战结束后受到普遍关注，这种观点认为，自由派（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上的失利，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对保守派，尤其是保守的普鲁士地主贵族们作出的让步，最终使德国在20世纪走上了一条与传统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观点主张，统一没能在1848年促成，而是延迟到1871年才实现，这就延缓了积极正面的国家观的发展形成。希特勒一贯呼吁德国民众为了伟大的国家牺牲一切。然而，希特勒政权并没有帮助塑造德国人的国家观，他只是在变卖社会上正在盛行的，民众内在固有的一种文化价值观。此外，该观点也坚持，1848年的“失利”暴露出当时德意志中产阶级中依然存在着对成为贵族的潜在渴望，由此也就注定了德国中产阶级没能形成实现现代化的自发意识。
然而，最近的学术研究却反对以上观点。研究指出，相比德国，其它国家历史上遇到的谓“截然不同的道路”绝对不会少。持新观点的历史学家指出，自由派政治家在1848年其实并不算让步，而是获得了具体的成就。他们提出的许多思想和方案被成功纳入到了日后俾斯麦的社会方案中（例如，社会保险制度、教育制度和更大范围的选举权）。此外，新观点认为，所谓“截然不同的道路”，其实是由于一些其他国家（如英国）先入为主的思想造成的。新观点进一步对“英国模式”这一称谓发起了挑战。在对英国和其它“正常”国家（例如法国和美国）发展模式的最新研究表明，即便在这些国家之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不是对等的，也并没有比德国早上多少年，它们的发展大体都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截至1890年代末，这一新观点被普遍接受。尽管如此，一些历史学家仍然觉得有关“异路”的分析能有助于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法兰克福邦联议会解散之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拉多维茨将军的影响下，支持通过与各邦诸侯签订自由协定，建立起一个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联盟，称Erfurt联盟，并在普鲁士领导下差不多完全去除奥地利在各邦中的影响力。然好景不长，奥地利和俄国（俄国是1815年欧洲势力范围协定的担保人）随即在摩拉维亚小镇奥尔米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联手对普鲁士施加外交压力，普鲁士被迫放弃组建联盟。1850年11月，普鲁士承认恢复德意志邦联，同意继续由奥地利领导，史称《奥尔米茨条约》。
Erfurt联盟和奥尔米茨条约，事件看似短暂又微不足道，其实对德意志各邦的影响是深刻的。自此，各邦接下来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是否统一，而变成了何时统一。一名前法兰克福议会成员Johann Gustav Droysen就概括了问题所在：“很明显，德意志问题，实际就是在普奥之间二者选一。两者各自站在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极端，普鲁士注重整个国家的利益，政策和体制富有改革力度；而奥地利看重的却是王室利益，政策和体制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毋庸置疑。此时的德意志问题，早已不是什么宪法的问题了，而是权力与实力的问题了，哪一方实力占优，就能赢得这场较量。现在较量表现出的是，普鲁士君主开始代表整个德意志人民，而与此相比，奥地利却做不到。”
这些条件下的统一带来了一个外交问题。可能形成的德意志统一（包括同时在进行的意大利统一）将要挑战1815年达成的势力平衡。统一一旦达成，将彻底推翻由英、法、俄、奥四国划分和确保的势力版图。 在该版图中，四国共同瓜分了各地区：法国的势力范围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并与奥地利共同影响意大利各邦；俄国人拿下中欧东部，并与奥地利一同支配巴尔干；奥地利控制着原神圣罗马帝国的绝大部分中欧领土；而英国则拥有欧陆之外的世界，尤其是海洋。
势力范围体系的建立，前提是德意志和意大利各邦保持分裂，而不是它们的整合。随着德意志团聚于一面旗帜之下，免不了产生一系列疑问：何谓德意志人？德意志在哪里？德意志由谁管理？更重要的问题是，到底谁能最好地保卫“德意志”。面对这些疑问，多方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小德意志方案中，德意志各邦将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统一；而在大德意志方案中，奥地利将统领各邦实施统一。普奥两种方案的对立，延续了两国自普鲁士王国1701年诞生之日起长期的政治和外交较量，并在之后的20年中酿成最终普奥的军事对决。 185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出现中风，导致身体部分瘫痪，无法继续料理国事。1858年10月由其弟威廉亲王（即日后的德皇威廉一世）摄政；由老毛奇出任总参谋部参谋长；冯·隆担任战争部大臣。冯·隆和威廉共同重组普鲁士军队，而毛奇则对普鲁士的国防战略进行了重新设计，使作战指挥体系更趋合理。军队改革还一度造成普鲁士国内的一场宪法危机，问题就在于国会和国王（通过战争部大臣）都想控制划拨给军队的预算。威廉亲王于1862年正式登基称王，是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之后，威廉任命奥托·冯·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支持战争部大臣冯·隆，一同解决了这场宪法危机。
1854-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1859年爆发的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搅乱了英、法、奥、俄四大国这间的关系，一片混乱过后，毛奇对作战思想的重新设计，冯·隆和威廉对军队的重组，以及俾斯麦的外交手腕，三者合力影响了欧洲力量平衡的重新架构，并以军事实力和现实政治主义理念为后盾，籍由一系列对外胜利，迅速使普鲁士成为领导整个德意志的力量。
1862年9月30日在普鲁士下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刚就任首相一职不久的俾斯麦作了他闻名遐迩的“血与铁”演说，其中对现实政治的本质作出了他的阐述：“不要指望用演说和决议解决当前所面对的难题，我们在1848和49年就犯了大错，能够解决问题的应该是铁和血”。俾斯麦所说的“铁和血”，普遍被认为是德国日后诉诸武力的证据，其实这是对俾斯麦话中内容的误解和引用不当。首先，他演讲中所说的“不要指望用演说和决议解决当前所面对的难题”，经常被理解为俾斯麦“抛弃政治外交手段”，其实俾斯麦本人从没主张过“抛弃”。其次，俾斯麦强调“铁和血”并不是暗示普鲁士军队的无敌军事实力，实际上是指落实于行动的能力以及两大指标：“铁”是指德意志各邦的钢铁（和相关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而“血”是指在必要时使用它们（钢铁和武器）的决心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