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涅金
奥涅金是个利己主义者,他没有勇气向朋友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本想拒绝决斗,但又伯人嘲笑和诽谤,最终杀死了连斯基,在连斯基死后到处流浪。
在对待爱情上奥涅金是个自欺欺人者,他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教训达吉亚娜,对她说不愿意把自己禁铜在家庭的圈子里,天生不会享受幸福,拒绝了达吉亚娜的爱情。可是后来,在奥涅金回到彼得堡后,他又爱上了达吉雅娜,身为人妇的达吉雅娜拒绝了他。达吉亚娜走了,只留下奥涅金一个人,在这里普希金结束自己的小说,关于奥涅金以后的命运如何普希金什么也没写,一个普希金的熟人说按照诗人的意思“奥涅金应该牺牲在高加索或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中”。
奥涅金的“多余感”是俄国旧文化与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产物,注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一方面,贵族阶级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特别是黑暗腐朽的专制政体、愚昧落后的农奴制以及适应这种制度的旧文化;另一方面,欧洲启蒙思想文化的传播促使俄国的知识者去思考。在这场俄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博弈中,西方文化以压倒优势撞击俄国文化。
奥涅金厌恶旧文化并不采取行动,认同新文化也无力去实践。这样无法脱离旧文化,又不能扎根于新文化,根本找不到生活的定位,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访径苦闷、焦躁不安,社会不需要他,他也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苦苦寻求俄罗斯的出路,但是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只会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在时代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历史大背景下,具有“多余感”的“多余人”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
奥涅金作为这种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一个贵族青年的典型代表,具有贵族出身带来的各种缺点,并不是当时贵族青年的先进人物。作者从奥涅金身上体现了—个时代的重要问题,即俄罗斯进步的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问题,这也是十二月党人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奥涅金的性格是真实的,他不仅代表了贵族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忧郁而又无能为力,而且反映了整个时代的情绪,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多余人”心中的“多余感”具有民族性特征。
达吉雅娜
达吉雅娜是诗人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化身。别林斯基在评价这部作品时指出;“普希金的伟大功绩,是他在这篇长篇小说里诗意地再现了当时的俄国社会,并且以奥涅金和连斯基为代表,显示了它主要的一面,也就是男性的一面,可是,这恐怕是我们诗人更大功绩:他首先第一个以达吉雅娜为代表,诗意地再现了俄国的妇女。”在评论作品的人物形象时,别林斯基进一步肯定达吉雅娜是“俄国妇女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中,则把达吉雅娜称作“俄国妇女的圣像”。可见,达吉雅娜不仅是诗人的“理想”,而且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达吉雅娜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当时的俄罗斯正处于贵族革命的前夕。乡村少女达吉雅娜,外貌上远不及妹妹漂亮,“一点儿也不引人注意”,但她极富思想个性,具有理智的精神、崇高的心灵美、真实而深刻的情感、对责任的忠诚、纯而又纯的天性。她从小就厌弃女孩子的针线活计;她拒绝父母的溺爱,更不习惯贵族家庭对女孩的一般教育;她不满外省地主的平庸生活,热爱俄国自然景物和民间故事;她读过理查生和卢梭的著作,受西欧启蒙主义思想的熏陶,有模糊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但在当时的俄国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她们没有任何经济或文化地位,传统赋予她们的角色只能是社交的、家庭的、被爱的、被征服的和性的角色。达吉雅娜作为一个女性,身处当时的社会,“为女——为妻——为母”是她必经的也是唯一可能的一种生命程式。作为女儿的她,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婚姻(为妻),于是,她渴望着爱情,渴望着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能帮她摆脱这种孤独的处境,给她以新生。孤傲不群的奥涅金出现了,达吉雅娜一见钟情,像是看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她热情地幻想着,并被幻想不停地追逐着……终于决定抛弃一切传统的上流社会女性虚伪的种持和矫揉的束缚,抛弃父母的意见,主动出击,勇敢求爱。诗人把乡村少女达吉雅娜塑造成为一个勇敢、主动追求爱情和要求个性解放的形象,女性因此逾越了当时贵族上流社会的道德规范,具备了现代的爱的能力,这与传统的规则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传统的积习认为“两性必然是有差别的,一方是主动的,另一方是被动的,女性当然属于被动的一方”,而文本中达吉雅娜一反传统的被动而变为主动,其现代性非常明显。诗人充分肯定并赞扬了她的这种爱情和行为。
普希金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去给奥涅金和达吉雅娜一个光辉的结局。所以面对奥涅金,面对自己曾经的爱情理想,达吉雅娜表面上冷若冰霜、无动于衷,私下里却悲痛欲绝。于是,当我们看到她独坐在豪华的起居室里,读着奥涅金写给她的信,心酸无言,泪如泉涌时,我们终于也体会到了她在爱情和婚姻权衡中的悲哀与无奈。达吉雅娜是“俄罗斯妇女的典型”,她再一次以俄罗斯妇女们所特有的牺牲和隐忍承担了个人命运的一切悲哀。
连斯基
如果说奥涅金是冷漠、自私的现实主义者,那么外省的贵族青年连斯基就是充满激情、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者。虽然他和奥涅金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性格迥异。连斯基沉醉于脱离现实生活的哲学学说和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诗歌,不谙世事,把一切都加以理想化。像他这样的人根本经受不住生活的打击,最终要么妥协于现实,要么就被现实碾得粉碎。
连斯基在决斗中死于奥涅金的枪下,这一事件构成了小说情节的高潮,普希金对连斯基之死做了浓墨重彩的描述。
奥尔加
奥尔加精神上非常贫乏,毫无个性,但她很漂亮。美色是她的价值筹码,在男性视野中,奥尔加就是他们理想中“洋娃娃”式的大美女。诗人连斯基因此而疯狂地迷上了奥尔加。然而,普希金让奥尔加使两个亲密的好友反目成仇,奥尔加是个间接凶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对奥尔加的责备态度,反映出了他作为一个传统的男性作家对于女性恐惧心理的原始状态。这一点,精神分析学家霍妮说得很中肯;“男人总是通过对女性的攻击,使自己从对女性的恐惧中挣脱出来。”连斯基爱上了头脑愚钝、感情肤浅、水性杨花的奥尔加,对颇有个性思想的达吉雅娜却视而不见。当连斯基对婚姻无限神往和陶醉的时候,诗人普希金则把“我”与奥涅金封为“豪门的叛逆”。显然,普希金借“我”之口传达了自己的婚姻理念;理想的男性该自由自在的享受单身生活,享受天拘无束的爱情,而不应像连斯基那样将婚姻当成生命的目标,让婚姻束缚自由;男人属于自由的爱情,女人属于责任的婚姻,婚姻只是用来束缚女性的。舞会风波后,连斯基为了未婚妻奥尔加而决斗,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自始至终,奥尔加对连斯基生死攸关的重大行动,毫无觉察,她对连斯基的生命感念也非常短暂,在连斯基尸骨未寒之际,她使被一位骠骑兵用情场上几句献媚的话所俘虏,在神坛前羞答答头戴花冠作人家的新娘去了。无疑,奥尔加的见异思迁、另觅新欢,也是普希金对于连斯基婚姻理念的一个极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