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欧阳修写《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时的政治境遇基本相同，但两文均无抑郁之感。范仲淹想到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而欧阳修却是能够在滁洲政治清明，百姓安定富足，“与民同乐”。可以说两人同样是豁达向上，乐观进取。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取之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民本思想。由此可见两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但相较可见，范仲淹更具政治家的气魄，境界更高一些。心中的天下更大些。欧阳修略有文人失意后移情于物的情调，但却也能够以民为本，但此处却限于自己的一隅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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