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对人民有哪些好处好处

“以民为本”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之一。人类一旦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统治者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了巩固统治，安定社会秩序，当时各学派的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不仅儒家，包括道家、墨家以及《左传》、《国语》、《管子》等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民为邦本”的思想。如《老子》中就有“爱民治国”的主张（见第10章），又明确宣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见第49章）从先秦著作中可以看出，民本思想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时代思潮；相比较而言，儒家所代表的民本思想最强烈、最集中。
这里所选录的《孟子》中的六段文辞，都是直接阐发民本思想的。孔孟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这是民本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孔子曾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均见《孟子》）的主张，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广施恩泽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经孟子继承而发扬光大。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批判统治者横征暴敛，荒淫无度，无视人民利益，以至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二是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保证百姓“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否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的独夫民贼。三是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并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石破天惊观念。四是强调主政者应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相当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古代历史发展中一直保持着其思想的先进性，是中华民族很早就留下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虽然它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理念还有区别、有差距，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有内在联系，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和发扬。
《孟子》的文章语言流畅，文采斐然，且善于用比喻，说李深刻，给人以剧谈雄辩之感。
在借鉴并发挥一批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我注重分析思想体系和命题组合，逐一考察个案，以事实证明“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普遍存在。除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无一例外。因此，我称之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文化范式”。
“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权力本原的意义上，民众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对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使我认识到一个更精彩的“立君为民”命题。儒、道、墨、法等重要学派普遍认同这个命题，其中法家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为天下”和商鞅的“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先导。据此，我不仅找到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现代崇儒者的众多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
在宋元明清，写有“民贵君轻”的《孟子》是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面对陈独秀、胡适等不是民主的断语，现代崇儒者固执是民主或反专制的论点。他们不仅一再强调先秦儒学的民主精神被后儒和帝王篡改、阉割、压制，还常常以明太祖删节《孟子》为重要论据。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这里仅举三类事例。
一是大书揭之殿两庑壁
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民贵君轻这部“帝王之学”是宋、元、明、清皇帝与皇子的必读书，其中有专门阐释孟子“民贵君轻”的段落。
二是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
例如，汉高祖认同的“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都将民众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许衡依据“民为重，君为轻”论朝政，元世祖大加赞赏。元英宗告诫臣下：“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明成祖恢复《孟子》原貌，颁行《四书大全》，御制《大学衍义赞文》。丘濬著《大学衍义补》，引据“民贵君轻”论说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赞扬文天祥依据“君为轻”拥立宋端宗“实千载忠臣之语”。乾隆帝曾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民为贵”、“民为重”、“君为轻”之类的字眼不胜枚举。
三是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
例如，明朝隆庆进士黄洪宪的科举制文《邠人曰》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万历丙戌会试会元袁宗道的策试答卷，申说“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阐释“天为民立君，君为天重民”，主张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后民，自贵而贱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还以激切的文字抨击“靡所顾忌”、“恣行胸臆”的暴君。这份答卷博得考官们的激赏，写出“必雅抱忠忱，期摅匡翼者”的评语。天启四年举人艾南英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文依据“天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读“民贵君轻”。黄洪宪、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以作为衡文绳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书之后，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君为轻”而另立皇帝。
沿着这个线索，我发现一批重要的儒学命题始终处于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构成官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诸如被说成“反专制”的“天民相通”、被说成“人民主体”的“民心即天心”，被说成“非程序民权”的“汤武革命”，被说成“民主思想”的“天下为公”等等。只须大致翻检一下《钦定四书文》就不难发现，凡是想走科举仕途的人都必须弄懂这些道理。
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批判统治者横征暴敛，荒淫挥霍，无视人民的生存权，以致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二是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保证暴行首先“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否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的独夫民贼。三是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并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石破天惊观念。四是强调主政者应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相当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
孟子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即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所说，实际涉及到了君王、政权、民众的关系。照孟子的说法，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有民、天子、诸侯、大夫几个方面。社稷是祭祀古神土神之处，如果以洁净的供品按时祭祀，却仍不能免去水旱灾害，就应该变置它。社稷是一个政权的象征。这实际是说，一个政权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就可以改变它。一个人得到诸侯的喜欢，就可以做大夫。一个人得到天子的喜欢，就可以做诸侯。在这层层结构中，天子具有最高的地位。但是他只有得到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也就做不成天子了。
孟子几次谈到汤伐桀、武伐纣的问题。桀、纣酷虐，施行暴政，受到了民众的反对，虽然他们居于君位，但实际上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最后被汤武所灭。而汤、武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护。在民众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天下。可见，在孟子看来，政权的更迭，君王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民众是基础和前提，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君和民相比，民的作用更为重要些。
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战国时期，战争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孟子把战争胜负的因素归结为三个：“天时”、“地利”、“人和”。所谓“人和”，指内部团结，人心所向。孟子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即是“有道”有道也就有了胜利之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他认为，正义的一方必胜，非义的一方必败，其基本原因是前者顺从了民心，后者背离了民心。所以，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
民主春秋战国时期，尚贤之风逐渐兴起。孔子曾主张“举贤才”，（《论语`子路》）但是孔子的主导思想是“亲亲”原则。孟子也要求尚贤，他认为“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是实行仁政的重要措施之一。他又说“国贤进君，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梁惠王下》）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破尊卑亲疏的界限对贤才破格使用。孟子举贤的下限是“士”。士和庶人尽管都可以说是“民”，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前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一层，庶人是被统治阶级的一层。但是孟子毕竟主张向民众中的一部分人开放政权，这显然是对“亲亲”制度的一个改革。孟子还主张君王广泛地听取各阶层的意见。他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进贤”、任免和处置人都是比较重要的政事，孟子认为，对这样的问题，不能只听左右亲近和诸大夫的意见，还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并且还应该把国人的意见当作基本的依据。这个观念，显然包容有民主性的因素。
我们可以把孟子的民本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重民众、申民心、限君权。那么孟子民本思想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孟子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王道政治。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均在于王道，几乎在他的每一条重要论证中，都明确归结于此：“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饥不寒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天下》）称王于天下，实现王道，是孟子政治理论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孟子所提倡的手段，不是“力”，而是“德”，不是通过战争的征伐，而是通过施行仁政以争取民心。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只要行“仁政”，从而使天下之民“中心悦而诚服”，就会使天下之民自然归顺而成王。所以，孟子反复倡导仁政，就是要求以仁德为手段而成就王业。然而，要使当时的统治者们施行仁政，就必须使他们充分认识“民”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唯此，他们才可能接受孟子的仁政说，或进而稍有自觉地推行仁政。正是基于这一要求，孟子才如此不遗余力地宣扬重民、贵民等民本思想。民本、仁政、王道，三者的关系是：民本思想是施行仁政的理论基础；而推行仁政又是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此三者统一的基点或核心是在于“王”，而不在于“民”。通过宣扬“民本”以施行“仁政”，又通过施行“仁政”以实现“王道”，这就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实质所在。通观《孟子》一书，孟子的民本思想的确是充分的，确实是伟大的；然而同时，它也确实是为地主阶级的主权政治服务的，它明确的隶属于孟轲之王权政治思想体系之内。

“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在当时乃至漫长的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先进的思想。首先，民贵君轻的思想道明了国家繁荣昌盛的根本，其次，缓和了阶级矛盾，所以有助于施政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为国家的底层民众多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