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管理的本质是协调

荀子在论述管理这种智力活动的功能时曾经指出：「老百姓的群体，要依靠统治者的协调才能够和睦」。「和」即协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儒家对于管理本质的理解。
关于「和」，《礼记·中庸》解释道：「喜、怒、哀、乐等感情没有发作的时候，叫作中；发作出来而能合乎礼节，叫作和。」近人杨树达先生在《论语疏证》中指出，大凡事情能够呵护节拍的，就叫作「和」，而不仅仅限于感情发作一件事而已。音乐调适叫作「龢」，味道调适叫作「盒」　，事情调适叫作「和」，三者都是同一个意思。
这里杨先生把调音、调味以及人事调适三者相提并论，确有见地。因为从先秦典籍中看，人们也确实认为这三者有共通之处，常常互为发明（详见下文史伯和晏婴的论述）。依笔者所见，「和」即为调和（动词，从行为看），和谐（名词，从效果看），协调（即为动词又为名词，既表述行为也表述效果）的意思。
在儒家看来，「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4荀子也指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发。」35孔子的学生有若则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36此后，「和为贵」就成为著名的儒家格言。
儒家之「和」在国家管理活动中的作用，一是用来协调管理者与一般老百姓（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达到二者之间的团结（即「和无寡」）；二是用来协调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人员（即君主与官吏）的关系，取得二者之间的和谐（即「和而不同」）。
关于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的协调。《韩诗外传》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当时的颜氏一门中有三个人驾马车，但他们个人驭马的方式却很不相同。在颜无父的驾驭下，马儿尽管知道车上有货物却觉得轻松，知道车上有人却觉得很友好，因而约跑越欢。如果这匹马会说话，它就会这么说：「快点跑吧，有人在支使着我呢？」在颜夷的驾驭下，马儿知道车上有货物而觉得很沉重，知道车上有人而战战兢兢。如果这匹马会说话，它就会这么说：「快跑，快跑，不然的话，主人就会将你杀掉！」
在这三位驭手中，孔子最欣赏的是颜无父。他连声称赞说：「真美啊，颜无父的驭马！」接着，孔子进一步发挥到：「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在孔子看来，治民就像御马。君主好比驭手，人民好比马匹，管理老百姓就像赶马车一样。驾驭的方法得当，驭手就和马匹取得和谐，配合默契，各得其乐；治民的方法得当，君主和人们也能取得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纷纷前来归附，国家就会越来越兴旺。
所以，孔子主张，在国家管理者与一般老百姓之间关键是要取得和谐。「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37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睦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在这三句话中，「均无贫」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俗称「大锅饭」），于现代社会的管理已不适合。但「和无寡，安无倾」即使是对于现代的管理也是富有启发的。一个组织内部，相互协调人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怎么会觉得人少呢？而组织内部的团结得到了保证，同心协力，坚如磐石，又怎么会倾危呢！
孟子也十分重视「和谐」在管理中的作用。他举例道：譬如有一座小城，每边长只有三里，它的外部也只有七里，可谓小之又小，但敌人围攻它，却不能取胜。在长期围攻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合乎天时的战机，却还是不能取胜，这就证明「天时不如地利」。又譬如另一座小城，其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所拥有的兵器不是不锐利，所储备的粮食不是不足够，总之，坚固的很。但是当敌人一来，守城的人却弃城逃跑，这就证明「地利不如人和」。
那么，如何得到「人和」呢？孟子接着指出：限制人民不必用国家的疆界，保护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38国家的疆界，山川的险阻，兵器的锐利，都只是属于外在的东西；民心的向背，才是决定战争胜负、国家存亡的关键。而统治者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只有实行正确的治国之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相互和谐，上下齐心，则无往而不胜。
关于君主与官吏之间的协调，儒家的原则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9这里所谓「和」，是即讲原则有讲团结，在对立统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和谐；所谓「同」则是盲从附和，一团和气。儒家所提倡的是前一种境界，而反对后一种风气。
在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人员之间，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和」而反对「同」呢?《国语·郑语》记载周太史史伯对郑桓公说的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时，正值春秋末年，东周王朝已经走向下坡路，郑桓公问史伯道：「周朝会衰败吗？」史伯回答说：「差不多了。现在周幽王抛弃那些光明正大而有德行的人，而重用那些挑拨是非，奸邪阴险的人；厌恶那些贤明耿直的人而喜欢那些顽鄙固陋的人；排斥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正确主张，而采纳与自己意见完全相同的错误说法——这正是周朝快要衰败的迹象。」
史伯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去和而取同」。在他看来，只有「和」才是产生万物的法则，没有对立面的「同」是不能产生什么新事物的。一种东西和另一种相对立的东西相配合就叫作「和」，由此事物才能发展壮大。如果总是同一种东西重复相加，达到顶点，就会失败。
史伯举例道：所以先生用金木水火土等五种元素相配合，而产生万物；用五种滋味相调配，以适合人的口味；用六种声调相配合，以令人悦耳动听；端正七窍，而为心所役使；协调身体的八个部分，而使人完整；充实九脏，以建立纯德；设立十种等级，以训导百官；乃至产生十种品味，提出万条方案，计划亿件事情，经营兆数的财物，取得京数的收入，等等。所以，当君主的，拥有天下极广的土地，常有京兆的收入，供养百官万民，普遍教导而有善于使用他们，协和安乐，就像一家人一样。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就是运用「和」的法则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因此，「先生向异性求婚，使用四方的货物，选拔敢于直谏的官员，处理事情时反复比较衡量，这都是在追求『和』而不是『同』啊！」
在史伯看来，只是一种声调就没有音乐，只是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是一种滋味就没有美食，只是一种事物就无法做出评价——这就是所谓「和」的法则。而幽王却把这一法则抛弃了，「去和而取同，要想不衰败，办得到吗？」如此看来，君臣之间究竟是「和而不同」还是「同而不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成败。
关于「和」与「同」之间的区别，《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对齐侯说的一段话，分析得更加清楚。
有一次，齐侯刚从打猎的地方回到宫中，臣子梁丘据也亦步亦趋地跟来了。于是齐侯感叹地说：「看来只有梁丘据 跟我相和协啊！」晏婴在旁边说：「梁丘据只不过是与您相同罢了，哪里谈得上和协呢！」
「和与同难道还有区别吗？」齐侯不解地问。
「有区别，」晏婴回答说：「和的道理就像烹饪时的调味，酱、醋、盐、梅等各种作料，哪样太少就添一点，哪样太多就减一点，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心情舒畅。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主上认为对的，如果其中还有什么不对，臣子就应该指出那不对的部分，以完备对的部分；主上认为不对的，如果其中还包含着对的，臣子就应该指出对的部分，以去掉不对的部分。这样，就会使政治清明，避免失误，人民也就不会发生争执。」
晏婴同样用调味声的例子来论证「和」的法则。他指出：先王的配合无味，调和五声，原本是为了要使心情平静，政治完善。声音也像味道一样，它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互相组成的，是由清浊、大小、短长、缓急、哀乐、刚柔、快慢、高低、进出、疏密互相调剂的。君子听了，就能使自己心情平静，德性温和。——这就是「和」的作用。
晏婴接着说：「现在梁丘据却不是这样。主上认为对的，他也认为对，主上认为不对的，他也说不对。这就好比调味时用清水去调和清水，谁愿意吃呢？又好比弹琴时老是同一个调子，谁愿意听呢？君臣之间应该协和而不应该趋同的道理也正是这样。」晏婴说的这个道理，正是儒家「和而不同」原则的具体说明。
晏婴本人不仅是「和而不同」原则的提倡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今存记载其言行的《晏子春秋》共八篇，二百五十章，《谏》言就占了两篇，五十章，篇幅则超过全书的五分之一。他对国君能够一日三谏，涉及到政治、军事、生活等各个方面，在治理国政中弥补君主的不足，对齐国的强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据记载，晏婴所服事的齐国三代君主都是属于不争气的「惰君」：灵公不够廉洁，晏婴纠正以法度秩序；庄公恃仗武力，晏婴纠正以不动干戈；景公追求奢侈，晏婴纠正以勤俭节约。正是由于晏婴始终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敢于同君主「唱对台戏」，因而使齐国得到大治，受到了孔子称赞。40
「和而不同」，用孟子的话来说，便是「格君心之非」。在孟子看来，那些「同而不和」的小人是不值一谈的，他们的政治也不值得去非议，「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够纠正君主的不正确思想。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不义；君主正，没有不正。一把君主端正了，国家也就安定了。」41
《荀子·子道》所记载的一件事更是对「和而不同」原则的很好的诠释：
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道：「儿子听从老子的，这就是孝吧？臣下听从君主的，这就是忠吧？」如此反复问了三次，孔子都不回答。事后，子贡对孔子说：「儿子听从老子的，当然是孝了；臣下听从君主的，当然是忠了。老师您当时怎么不回答呢？」
孔子听了很生气，批评子贡说：「你真是太不懂道理了！从前大国有敢于争辩的臣子四人，疆土就不会被削去；中等国家有敢于争辩的臣子三人，社稷就不会危亡；小国有敢于争辩的臣子二人，宗朝就不会被毁掉；父亲有敢于争辩的儿子，行为就不会无礼；士人有敢于争辩的朋友，行为就不会无意。所以，儿子总是听从父亲的，怎么能说是孝呢？臣下总是听从君主的，怎么能说是忠呢？要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从，才能算得上是孝是忠。」
如此看来，有人把儒家所提倡的「和为贵」说成是一团和气，不讲斗争性，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即没有看到「和而不同」这一儒家论君臣关系的重要原则。
儒家以「和无寡」来强调君主与一般老百姓的关系，以「和而不同」来规范君主与官吏的关系，在总体上则是追求一种「和为贵」的管理境界。就此而言，他们把管理活动当作一种协调的过程。这是儒家从管理协调功能的角度，对于管理本质的理解。
综上所述，儒家把管理当作是对于人的管理（「治人」），是一种运用心智的脑力劳动（「劳心者治人」），是一种组织内部的协调过程（这些理解，同现代管理理论对于管理本质的探讨，的确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