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注重宣传，攻心为上？

得人心得天下，失人心失天下。得失之间重在宣传。

洪秀全在起事之初，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发表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以“讨胡”为旗帜。其文中先是以“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直指朝廷对民的不仁不义和不作为。

后又以兴复中国为名号反清，最后以上帝之名求擒咸丰的头颅。

1853年底，湘军建成正式出省作战之前，发布了《讨粤匪檄》，号召“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动员封建文人和老百姓起来对抗太平天国。

在《讨粤匪檄》中，曾国藩首先回避满汉矛盾，而是针对太平天国的“诋儒毁佛”发难，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争取封建文人及广大群众。檄文中说：

“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籍满地。凡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义之士，如关帝、岳飞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曾氏搬出干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偶像如孔子、孟子、岳飞等，打出“扶持名教”

的旗号。他又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来圣人，扶持名教…·一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

他说：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扫地荡尽。他更声情并茂地描述孔、孟圣贤若知中华现在的模样也会痛哭于九泉。他号召文人拍案而起，不可袖手旁观。

其次，曾国藩将太平军称为“粤匪”，利用地方主义孤立太平军。太平军的领导成员几乎全是两广之人，军中称为“老兄弟”，后来在两湖三江地区加入的新成员，多处于被领导地位，军中称为“新兄弟”。对此曾氏极尽离间之能事，他称两广人为“匪”，称两湖三江人为“被胁之人”，说粤匪自己享受荣华富贵而让外省之人为其牛马为其辛劳。

再就是利用传统伦理观念反对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宣布天下所有人之间，都以兄弟姐妹相称，只有天可称父。曾氏攻击“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姐妹也”。并且抓住“田则天王之田”一说，利用私有观念煽动群众反对太平天国。他说：“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没收地主土地，平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但其理论依据是“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这就打击了自耕农以上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曾氏利用这一弱点，煽动中农以上中小土地所有者同地主阶级站在一起，反对太平军。

总之，在这篇檄文中，曾氏不是立论于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是立足于维护孔孟礼教、田产以及两湖三江的地方利益，他避开清政府敏感的民族关系，却突出太平天国尊崇洋教，把太平天国描写成“外夷”的代理人，挑起了民众排外恶洋的情绪。由于这种过人的政治眼光，他成为湘军集团的领袖，是毫不足怪的。

在这场宣传战中，双方互有胜负，但在争夺封建文人和中农以上有产者方面，曾氏却是大赢家，尤其是大量的读书人加入湘军，使双方在人才上极不平衡，这是战争最终结局的根本原因。这个时候曾国藩就已经有远见，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及留才的方式手段了。

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亲自前往拜见洪秀全，希望他改尊孔孟。左宗棠说：天父天兄之教，在起事初期尚可利用，但这用来吸引广大读书人是没有用的，尤其那些破坏孔庙，毁坏神像的行为更令广大读书人不理解。要得天下，必须改尊孔孟，把广大读书人吸引过来，改变太平天国“文士不足，武将有余”的局面。洪秀全之所以没能听从进谏，和他本身的阶级局限性有关。由此可知，农民阶级不崇仰文化修为，只怀一颗反压迫的心是不够的。

曾国藩在实战中，针对太平军作战官兵，曾亲手创作《解散歌》，每于临阵之时，曾国藩便让湘军唱给太平军官兵听，并且将此歌广为散发，到处张贴，李秀成见后竟大哭。这首《解散歌》，合情合理，颇能打动人心。太平军军心不稳，投敌叛变、离军出走现象不仅普遍，而且十分严重。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载了这首歌的作用，大意为：咸丰初年，太平军的势力浩大，常常一动就十几万人马，朝廷很难一下子打败。虽然太平军中一半是处于胁从，但是熟悉之后也就甘心作贼了，即使有想不做的，但一则怕路上遇到官兵被杀，二怕家人、长官容不下，因此一直为贼。曾国藩了解了这些后，写了《解散歌》宽恕其以往的过错，允许太平军中的士兵改过自新。李秀成见到后大哭，知道军心已散。从此太平军中偷跑回家的士兵越来越多，势力也越发单薄了。

对待太平军，曾善于攻心，对待自己的官兵，曾亦如此。曾国藩亲手创制了《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以鼓舞官兵之士气。

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日常生活中，与家人相处，先得长辈之心，与朋友相处能解其难处，与上下级相处能换位思考，皆属得人心之举。对此，我们要向先人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