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的思想来源和主要观点是什么？

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带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是传统学术无法给予的，而是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由旧转新的时代所赋予的，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为古史辨派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生于苏州。这里是东南文化名城和清代乾嘉学派“吴派”的中心，而顾氏家族也是江南颇有名气的读书之家，康熙下江南时，曾誉称顾家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顾颉刚从小就培养起与别人颇为不同的读书求学的志趣，这成为其日后从事古史辨伪的思想源头。顾颉刚很小就接受了启蒙教育，据说，他在坐“连台交椅”时祖父就开始教他认字了，3岁时其母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等书籍，6岁时进私塾较系统地学习经史知识，大部分经书都已读过。14岁时，他进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开始接受新式教育。这一时期他受到的是正规的传统教育，在祖父、叔父和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国学基础。这种传统学术的教育和熏陶，直到他进入新式学堂后也没有停止。两年后顾颉刚求学于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此时，他仍继续着古典经籍的学习。每天晚上回家后，其祖父都要教他读《尚书》和《周易》，使他对春秋以前的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的认识。而新式学堂中博物理化等课程又启蒙了他的科学的观念，使他在研究学问的思想方法上得到了一定的训练。
顾颉刚少年求学时期，正是晚清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最早接触到的时代思想就是戊戌维新思潮。当时，顾颉刚的父亲参加了维新组织强学会苏州分会的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苏州分会自动解散，会中书籍由各个会员携取回家，父亲分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万国演义》等书，嗜好读书的顾颉刚尽情翻览，接触到一些世界史。其父还把光绪皇帝和康、梁及六君子的照片挂在墙上，顾颉刚“常常看着，对这一班失败的英雄致敬，因此也就痛恨了西太后”。受父亲影响，尚处于孩提时代的顾颉刚关心国家和社会上发生的大事，并阅读了一些新学书籍和报刊，像梁启超在日本编印的《新民丛报》就是他的日常读物，其中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篇鼓舞着他的爱国热情。但顾颉刚此时还是倾向保皇党的，由于对革命派的了解甚少，加之自幼读经书，对古帝王古贤臣的崇拜由来已久。“要说国家可以没有皇帝，仿佛说一个人可以没有头，在我们的想象中是断然想不出来的。”戊戌维新思想是以广泛地引进西方新思想、新观念为基础的，它对仍以封建思想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各地的新式教育蓬勃兴起，新学得以广泛传播，近代民主思想得到了发展。因此在顾颉刚的知识领域里，既有传统学术的内容，也有新学的内容，这种知识结构为他日后进行古史辨伪打下了坚实基础。到辛亥革命爆发前，顾颉刚又经历了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看到日俄两国军官在我国境内耀武扬威的样子，以及在战争中被杀害的无数中国人民，他气愤已极。正当此时，国内革新运动勃发，少年顾颉刚“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在这种热情的包裹之中，只觉得杀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的责任”。而报刊杂志上的革命宣传，更使他体会到清政府的腐败，认识到革命的必要。如顾颉刚对《国粹学报》爱不释手，据他自己讲，此学报“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借了‘国粹’一名宣传革命，洗涤了《新民丛报》给我的保皇思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顾颉刚“在学校里再也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当时上海的报纸每天下午一点运到苏州，由于他身高腿长，走路快，于是常常在下课休息的十分钟里被同学们派去买报。他还参加学团和巷团，彻夜巡逻，防御土匪，置身于革命洪流中。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反传统文化的言论也随之出现，这种文化革命的思想汇成辛亥革命期间一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潮，为后来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顾颉刚的思想受到了一次全新的洗礼，他关注国家的命运，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一些活动。1912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党，担任苏州支部的文书，热心于宣传社会主义的活动。平时常与王伯祥、叶圣陶讨论社会主义，反对孔教，认为孔子之言乃专制帝王之脚本。1913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的预科班，自此至1923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渡过，这是他学术思想发展、形成最为关键的10年。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立刻援引《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努力打破学校中的陈腐风气，锐意改革校政学风，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泛延请人才，成为当时校政整顿的关键，也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机运。这一时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职的，“《新青年》杂志的重要作者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北京大学积极宣传民主、自由，倡导新文化，同时兴起了一股批判旧的思想文化的浪潮，使北京大学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1916年至1920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本科学习，这正是发源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其锋芒直指反动派极力维护的孔子的权威。民国初年以来，从袁世凯复辟，到张勋复辟，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流十分强劲，这激起先进知识分子对束缚人们思想的儒家学说的痛击。1916年8月国会复会后讨论孔教应否列入宪法，这更引发舆论界的激烈论战。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中，指出了孔子学说的封建性质及其与共和制度的根本对立。李大钊还明确地指出：孔子被历代“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于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强烈呼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碍于新思想、新文化发展的因素进行无情的批判，力图打破人们头脑中对传统圣贤、封建思想的迷信，为宣传新的思想文化扫清障碍、开辟道路。感受着这一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顾颉刚的思想才智得到了真正的解放。1918年，他参加了北京大学主张宣传新文化的一个学生组织“新潮社”，经常作文抨击旧的封建文化，阐述和介绍新的思想观念，发表在与《新青年》齐名的《新潮》杂志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其涉及的领域也从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深入到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重新审视和评判，换言之，新文化运动深入到了学术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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