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 ，无沦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在中国历史上，足以令后人钦敬并记得住的人物并不很多，北宋名臣范仲淹，应算是其中之一。范仲淹去世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至和三年(1056)，葬于今河南省伊川县万安山南麓。前人评价人物有所谓“盖棺论定”者，对范仲淹的“盖棺”之论，则是由他同时代最著名的文豪欧阳修所作的。今所存《范仲淹神道碑》碑文即出自欧阳修手笔，碑文约2000字，历述范仲淹一生事迹，并评其人曰：“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尝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这评价可谓公允而极高。
然而，今所见该碑文中，欧阳修的下面一段文字却被删改了：“自公坐吕公贬，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咸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得，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正。上既贤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议而用之。”
——《范文正公集•赞颂论疏》
这段文字在刻碑时被改为:
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论上前，公求对辨语切，坐落职。知饶州，徙润州，又徙越州。而赵元昊反河西，乃以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见碑文)
对于这一删改，欧阳修是大为不满的，手自记曰：
修学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无怨恶尔。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丞相，坐党人远贬三峡，流落累年，比吕公罢相，始被进擢，及后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吕公擢用希文，盛称二公之贤，能释憾而共力于国家者。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刻石时，辄削去一节，云：“我父至死，未尝解仇。”每叹曰：“我亦得罪于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尝谓范公平生自言“无怨恶于一人”，兼其《与吕公解仇书》见于范集中，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父子之性相违如此!
——《范文正公集•赞颂论疏》
《邵氏闻见录》曰：“欧阳作碑，辨不可，则自削去‘欢然戮力’等语。欧阳殊不乐，谓苏明允云：‘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动碑中文字，令人恨之。’”
由此可知，改动碑文的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
南宋人以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宋代是士大夫自觉意识最高涨的时代，一种崭新的政治面貌已经浮现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说有宋儒气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则开出来的，故而朱熹说“本朝为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文正是仲淹的谥号）。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他对后人影响深远，完全当得起他在《严先生祠堂记》里所推崇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在《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是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贽对他的人格精神评价最高，甚至以为“宋亡，范公不亡也”。
杜牧，范仲淹，辛稼轩等为什么没成为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散文成就也不差啊，数量上也还可以
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足以概括一生！别的不需多言。
内容全部来源于网络收集，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QQ：24596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