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儒学对现代生活的价值

儒学肯定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作用———儒家人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从其形成至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有进步的，有反动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甚至越过国境，波及海外华人世界。特别是在今天，伴随着现代文明的日益发展，传统儒学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普遍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现代社会多元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人们普遍追求效益、功利，而儒家则强调“正其义而不谋其利”；市场经济要求个人的创造性与能动性，而儒家则强调横体观念，强调个人对于集体的服从。如此等等。认为儒家思想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如果不抛弃它，想要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先来看两个例子。前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仪式上的致辞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的大部分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体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受儒教思想影响很深的社会，属“儒教文化圈”，其经济腾飞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除去各种外在客观经济因素外，其传统文化的保留不能不说是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受日本侵略，同时也使日本社会一落千丈，物质财富告罄，文明堕落。但日本民族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而是经过艰苦奋斗，矗立起了现代化大厦。到20世纪80年代，俨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日本民族再次腾飞，依靠的是什么？无论有多少种原因，但其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持不能不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家族主义向来是日本民族引以为荣的传统，在他们看来，企业、社团、公司、小群体、邻里、学校、作业组，甚至家庭，都是家族的化身或缩影。这种强烈的家族意识表现为强烈的归属感，造就了日本民族的高度集体感。这无疑是一种群体意识，它培育了团体精神，个人与集体生死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日本这种团体精神或称集体主义精神的深层意蕴，即是儒家“忠”的意识。 　　通过以上两个事例，笔者想要说明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并非都是消极的内容，我们要取其精华，加以适当发展，是完全可以为我们现代社会服务的。当然，由于过去入学与政治的结合一直比较紧密，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提出以后，经过后世的一些学者的发挥，使其思想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封建主义的阴影。这无疑是同现代化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但如果我们摒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就会欣喜地发现，原来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还有如此多的闪烁着人性的光芒的东西。而这无疑会给我们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新的思路及视角。以下择取几点做一分析。 　　一、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 　　儒学主要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其道德人文主义以心性论为基础，而关于“良知”的学说则是儒家心性论的中心。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正确地放映了如何处理人类社会中个体与整体、个人与他人的道德原则。所谓“良知”（或称之为“良心”），乃“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它是人类共同的善性，反映着社会向善的客观意志。一个社会，如果不突出弘扬深植于人性之中的“良知”，不以道德为谋求进步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是任凭私欲横行，个人利益极度膨胀，以致人人为己，个个损公肥私，那么这个社会必将最终不会获得进步和发展，甚至整个人类的进步与和平也会因之而葬送。历史地看，儒家的“心性论”及其“良知”说，曾经有效地制约了社会冲突和个人行为，加强了人群之间的亲和力，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些共同遵守的社会公德。 　　孔子的“中庸”、“礼”可为发展现代经济创建一个有利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庸”，朱熹解释说：“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强调矛盾的统一性，强调“和”，主张社会的和谐稳定。其实，追究起来“，和”的思想一直是我国文化史的很重要的方面，甚至可以说作为我国文化史的主导思想，也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主张对上要“和”，表现为忠、孝、尊、崇、恭、敬，使“天下有道”，“天下归仁”，对平级也要“和”，表现为忠（忠于人之事）、恕、信、义、敦、睦，“推己及人”，协调矛盾。对下也要“和”，表现为宽、厚、慈、惠，使人们不要“犯上作乱”，以稳定统治。“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气生财”，已化为人们普遍的牢固的共同心理态势。提倡孔子的“中庸”“、和”，就使客观社会的稳定性易于被人们接受，为社会的稳定提供心理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个中社会矛盾更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对各种矛盾不是用“同”，强调矛盾同一而无原则的调和，而是用“中庸”的“中”和适度方法加以处理，协调各种矛盾，把矛盾限制在质量互变的“度”的范围内，不使它发展到破坏统一体，影响社会的安定。所以“，中庸”对社会稳定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礼”把社会区分层次的思想及礼的有序性，如果把它的等级性所体现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本质予以批判剔除，代之以平等的新内涵，使人们自觉地遵守社会角色的行为准则的规定，就可形成社会的有序和安定团结。只有社会稳定，才能保证现代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儒学作为一种有丰富精神资源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能够启发和成全人们的道德良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并不断提升人的内在心性，催发人们为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而努力。至于它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仁爱、和谐与温情，反对利己主义、纵欲主义等等，更是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因此，可以这么认为，尽管儒学不是医治现代社会精神弊病的灵丹妙药，但它至少是一剂良方，是乐于为现代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 　　二、对于现代企业管理 　　儒家学说中的许多思想，可以融入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体系之中。儒家学说重视整体，强调整体的和谐，认为个体价值只有通过整体价值才能体现，个人只有在整体（包括家族、集体和国家）中才能充分显示出自己存在的意义；个人的意志、情感也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培养出了为国家、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以他人、以集体为重的崇高的情怀。儒家思想中的笃诚、尚情、敬业等思想，对于先掉企业管理人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拿日本为例。儒家文化中“人”的学说，即以人为本、为中心的思想，深刻影响着日本企业家，他们认为这种学说可以救治欧美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日本企业界吸收了儒学的“和为贵”的学说并加以改造，提出了“和谐高于一切”的口号。认为人与人之间，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应始终保持和谐的关系或状态。在日本企业公司，乃至全日本社会，立足与尊重相互关系，珍惜由此而得来的和谐，人们之间以礼相待，既充满热情又表情严肃。“礼”又是一种黏合剂，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企业特别注意相信人、重视人，让每个雇员都感到自己在企业中的重要性。资方强调：企业管理者与雇员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绝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把爱心倾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其管理哲学是以人为核心的，重视吸引最佳人才，乐意付出高的报酬，给最有才干的人才，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孔子思想中的许多命题可以为发展现代企业提供智慧。运用孔学的“仁者爱人”、“家族本位主义”、“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于企业管理，使企业充满和谐气氛，并使企业的兴衰与职工经济利益挂钩，使职工与企业的命运休戚相关，造就企业共同命运体，以便发挥企业力量。企业内部的和谐与高度一致性，必然伴随着对外的竞争性，企业之间的竞争又反过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使之成为企业发展的一股恒久的内在动力。“诚信”与“温良恭俭让”可以造就人们信得过的企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信，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赢得客户的信任就意味着成功。而孔子的“民无信不立”的光辉思想，对企业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家的义利观总体来说是“重义轻利”、“义然后取”，这种义利观观对企业立足于现代社会具有启迪作用。如果一个企业，不顾顾客、他人企业、国家社会的利益，一味“放于例而行”，必将会招致顾客、别的企业的反对而遭到报复，也会为社会所不容。诚然，企业在适当的范围内求利也是必然的和应当的，但要置于一定的前提下，应该适当地考虑到他人、别的企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以至大到全球的利益，树立协同发展的思想，（此处加全球变暖、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内容）自觉地把企业的命运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企业最终才能立足于社会，为企业带来利益。孔子的“义然后取”的以义驭利的思想对发展企业具有深远的意义。虽说求利是企业的本性，但“君子爱财”，也应“取之有道”，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利”才是最真实的和最长久的。这样就可避免西方近代商业活动中出现的尔虞我诈，不讲道德的求利观的弊端，以求正当的利，求合道的富，就能引导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与天道哲学相通的，这就是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它沟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和顺应。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和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儒家把“自然”（称之为“天”或“天地”）看成是和谐的整体，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百物的生长也是自然而然的。孔子还认为，“天”是无私地覆盖着万物的“，地”是无私地承载着万物的，这都是儒家对自然和谐的看法。在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认为，“天”是一和谐整体，此和谐整体永远在生息变化中。也就是说，天是一刚健的大流行，因此人应体现“天”这一特点而自强不息。所以《易传》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思想的基础正是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上，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保持天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宋明理学的“万物一体”说中。例如朱熹说：“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天道”也不能离开“人道”，因为“人道”在开始产生时是由“天道”决定的，但在有了人及人类社会之后，“天道”就变为由“人道”来体现了。圣人的作用就是要使“人道”完完全全地体现“天道”，以实现“天人合一”。儒家这种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是基于不把人看成与自然对立的，而是把人看作是和谐的自然中的一部分，因此“人”和“天”应该是和谐的统一体。北宋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关系的最好体现。 　　自然与人的关系如何定位，是贯穿于现代化过程始终的问题。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当然不可能停留于天与人的原始平衡上。然而单粗，纯粹以征服攫取为对待自然的原则，同样也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甚至毁灭！最终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同归于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使自然固有的生物圈、生物链等等面临危机，而且开始威胁人类自身的存在。这种现象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行为原则的必然结果。现代文明固然不可避免地将突破天与人之间的原始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导向天与人的对峙。合理的思路也许是在打破原始平衡的同时在总体上不断重建天与人的统一，亦即在变革自然的同时，始终承认人是宇宙整体中的一员。而在这方面，儒家“人与万物为一体的观念确实可以成为一种内在的范导原则。 　　四、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建立了庞大、完整的道德体系，不仅把道德规范列举了出来，而且找除了他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忠信是入德之门，行礼才能进入道德的文明领域，求仁才能进入道德的奥堂，并进而指出了进行道德修养的途径。在孔子看来，道德不是依赖于外部力量———上帝去获得，而是通过人们自身的修养和道德实践（因道德植根于心）去获取。它强调人自身的因素，带有人文主义色彩。孔子没有把人的心理情感融于以亲子之爱等关系为核心的人世间的关系中，从而以一种现实的伦理模式代替了可能的玄想体系。这也正是儒家文化和仁学思想的关键所在。而且正是由于肯定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观念，肯定了具有自然生理基础的正常人的一般情感，儒学从一开始就摒弃了宗教禁欲主义，也更容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先秦儒家所建立的道德体系，内容无比精湛、丰富，对于其中反映人类文明进程共性和普遍性的东西，我们加以继承、更新，有利于建立适应商品经济和现代经济的新道德，从而把中华民族的道德提到新的高度。传统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理论，所强调的是现实的人生，因此它认为人之所以要追求道德，其目的是为了自我完善，遵循道德是做人的义务。 　　传统儒学以“仁”为核心，讲以君子为道德理想的道德精神。儒家认为，作为一个人就应该有对自己负责的精神。这中自律的源泉不是外在的目的，也不是受人驱使，而是纯粹先天意义上的“应该”。这种道德精神培养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对培养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当今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更需要这样一种道德精神来培养民族脊梁，使他们在中华民族重新腾飞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道德精神在处理社会关系中也具有现实意义。儒家思想认为社会中有五种主要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分别以“义”、“亲”、“别”、“序”、“信”为指导，他们依赖的基础是“爱人”“、互爱”的原则。用这种原则处理社会关系，使整个社会处于“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的状态中。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以君子、仁人为主的和谐的社会，也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道德上要求上进、精神充足的社会。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发展，似乎人们的道德水平反而日益下滑了。于是有些有识之士提出疑问：难道经济的发展果真要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吗？这种担忧显然不是杞人忧天。市场经济，注重效益，效益优先，人们普遍追逐物质利益，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物质利益的极大满足。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还不很发达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副极强的兴奋剂。但若以此作为人们的唯一目的，而置其他于不顾，势必回造成人们精神生活的颓丧，失去理性的指导，最终会导致人们精神失衡的加重，出现失落感、无轻重感等现代社会的弊病。这对于道德生活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冲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需要我们的社会从指导思想上加以引导，使人们重拾精神信仰，从内心加以调节。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诚然，传统入学对于现代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作用也是多种多样的。以上仅从四个方面粗浅地谈了谈传统儒学的正面影响，试图证明传统儒学中的许多思想并非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其实只要将传统儒学中的那些合理的内容加以适当发挥，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