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1]一千多年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为我们道出了文学创作的起点问题，也就是说文以情生，情因物感，即感物——生情——成文的这样一个基本创作规律。一花一木、一虫一禽都是诗文创作的自然触发物，再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一篇咏物诗赋就这样诞生了。翻开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咏物诗赋。花草鱼虫、风霜雨雪、山川夕阳这些自然之景之物很早就成为文人歌咏的对象和情感的寄托。在这些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物象中，就包括蝉，这只小小的鸣虫老早就飞入文人雅士的艺术视野。他们闻其声、视其行、观其容、察其性，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咏蝉诗赋。到了唐代那样一个诗的国度里，咏蝉诗的数量就更为空前，单以蝉为题的诗就达70多首，要统计含蝉意象的诗句便不计其数。更要指出的是，唐代诗人摆脱了过去见物不见人，见景不见情的单一物象描摹。并且在他们眼里，蝉已经不再是一只简简单单的昆虫，而是含有深刻文化底蕴的一种意象。所谓的意象，用西方意象主义诗论者庞德的话来说：“一个意象就是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情结）。”[2]这个定义包含着意象结构内外两个层面，内层是“意”，是诗人主体理性与感情的复合或“情结”，外层则是“象”，是一种形象的“呈现”，两者珠联璧合，犹如一张纸的两面，完美统一于一首诗。蝉在唐代诗句里，就是这样的意象。不过由于诗人的主观感情同他的境遇息息相关，这就导致不同的诗作表现出不同的意象特征，有的象征高洁，有的代言悲秋，有的触发哀时伤逝，有的自喻迍邅命运。下面就蝉在唐诗中的不同意象特征进行简要分析论述。 一、高洁品质的象征者 把蝉作为高洁品质进行歌咏的传统要上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侯就出现了大量咏蝉诗赋。曹植《蝉赋》里有这样的句子：“皎皎贞素，侔夷惠兮；帝臣是戴，尚其洁兮。”认为蝉的贞洁品质可以与伯夷、柳下惠相媲美，是帝王与臣子的楷模和典范。傅玄在《蝉赋》里说：“美兹蝉之纯洁兮，禀阴阳之微灵；含精粹之贞气兮，体自然之妙形。……台群吟以近唱兮，似箫管之余音；清激畅于遐迩兮，时感君之丹心。”陆云更是称蝉有五德：“头上有緌，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享，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常，则其信也。”具备“文、清、廉、俭、信”这五德，是“至德之虫”，表面上是说蝉，实际上是刻画了一个正人君子形象。可见蝉的高洁品质在魏晋时期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播。 与魏晋时期咏蝉诗赋一味描摹物象、见物不见人相比，唐代诗人能自觉地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物我互释。唐太宗李世民就有一首清新淡雅的咏蝉诗：“散影玉阶柳，含翠隐鸣蝉。微形藏叶里，乱响出风前。”（《赋得弱柳鸣秋蝉》）有了皇帝的带头，大臣们更是后来者有之，如李百药的《咏蝉》：“清心自饮露，哀响乍吟风。未上华冠侧，先惊翳叶中。”从这一君一臣咏蝉诗句的字里行间，隐约能看出他们冰清玉洁的高尚品德，看看他们所用的词汇，“玉阶柳”、“含翠鸣”、“清心”、“华冠”，这些纯粹透明、高贵典雅的辞藻，明是在写蝉，实际上是标榜自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人们受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警策，可见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树立高尚的品格和加强道德修养，更何况是一国之君和庙廊重臣。 同样是太宗的名臣，虞世南更有一首咏蝉名作： 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首咏蝉诗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蝉，句句又是在写人。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声音和习性，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关键是作者把握住了蝉的一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出了艺术上的契合点。垂绥，是古代官帽打结下垂的带子，类似于蝉的下巴上的细嘴。蝉用细嘴吮吸清露，由于语义双关，暗示着冠缨高官要戒绝腐败，追求清廉。蝉居住在挺拔疏朗的梧桐上，与那些在腐草烂泥中打滚的虫类自然不同，因此它的声音能够流丽响亮。诗的后两句评点道，这完全是由于蝉能够“居高声自远”，而不是由于凭借秋风一类外力所致。这句诗的弦外之音，它们所隐喻的深层意义，无非是说，做官做人应该立身高处，德行高洁，才能说话响亮，声名远播。这种居高自远完全来自人格美的力量，绝非依凭见风使舵，或者什么权势、关节和捧场所能得到的。实际上，咏蝉包含着虞世南的为人为官之道。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蝉在古代诗人心中的象征： 一、高洁品质的象征者 二、悲秋思绪的代言者 三、哀时伤逝的触发者 四、迍邅命运的自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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