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清平乐》火了，随之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背诵天团。讲的是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宋仁宗时期的一大批文人名臣。这一时期的宋朝，陈寅恪先生曾评价其为封建时期，最为繁盛。前闭橘而在当时涌现出的一大批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人学士，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只可惜，赵祯没有一个合格领导者驾驭群贤的能力，在群英荟萃的政治生涯中，只得了个什么都不会做，只会做官家的中庸评价。
但是，赵祯曾全力效仿的对象，比他要早300多年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他那个时代，同样也是朝野上下人才济济。不同的是，李世民以其政治家、军事家的卓越风范和魄力，统领天下各路英才，各尽其用，开创了封建时代的一个巅峰——贞观之治。
李世民是封建社会少有的“至治之君”，欧阳修等人撰写的《新唐书·太宗本纪》说，唐朝传世二十，其中可以称述的只有三位国君，即太宗、玄宗、宪宗。但玄宗、宪宗晚年失误太多，结尾不好。只有唐太宗是“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考察李世民的一生行绩，这种评价倒也并非纯为溢美之词。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文治武功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实行了一条不同于一般帝王的用人之道。
李渊是唐朝的开国君主，是他奠定了唐朝的基业。但真正开创了大唐盛世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他通过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弑兄逼父，取得皇位。虽说这是非法手段，但在封建社会的古代，对权利的攫取，可算是在正常操作范围内。所不同的是，一般君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主流意见，所以在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利后，对于事件中的核心人物实施的都是鸟尽弓藏和斩草除根的方法。
而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却彻底突破了这个腐旧的原则，走了一条不讲出身，不计敌我，只讲才干的特殊用人道路。这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位合格的政治家的巨大魄力和独到的眼光。
就当时情况来看，可供李世民选拔使用的主要有四部分人：
第一，李渊遗留下来的老臣。第二，原来自己府上的亲信。第三，与李世民对立的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第四，全国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人才。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
唐高祖李渊出身于门阀世族，虽然被迫起兵反隋，但他思想观念却偏向于保守。夺取天下后，他主要通过广封宗室贵族和网罗其他世族地主的慧团办法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他先后起用的十二个宰相中，其中有一半是皇子、妻族，另外六人则是历代皇族后裔和世家大族。
他们虽然有人曾起来反对隋炀帝，但他们想要保住和巩固的是自己的权利和既得利益，所以他们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很难与思想通达的李世民全力合作。因此，李世民上台后，就立即改弦更张。
首先，他认为广封宗室不利于天下稳定。于是，他下令将宗室郡王降为县公，只有立有战功的几人不降。对皇室成员也实行论功行赏的原则。这种削弱宗室贵族特权的做法，既是对宗室势力的一种限制，又是对传统的任人唯亲政策的一种突破。他强调，即使是贵为皇家子孙，要想保持或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必须为国立功，有所作为，而不应坐享其成。
历史证明，唐太宗这种宗室政策是正确的、英态橘明的。在唐朝，宗室贵族既没有形成强大的威胁中央集团的分裂势力，也没有形成像明朝那样剥削平民的腐朽黑暗势力。
相反，在唐朝的宗室贵族中还出现了不少人才。仅有唐一代，出身宗室的李姓宰相就有九人，除了李林甫奸佞祸国之外，其他人还是因才任职，有所建树的。
其次，对武德年间一些尸位素餐或威胁自己统治的人，唐太宗也是坚决罢黜。因此，李渊的宠臣裴寂以及唐俭、长孙顺德等人先后受到贬逐。但对于隋朝和武德年间的大臣，李世民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努力争取、教育，尽量排除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
裴矩、封德彝在隋炀帝时都是谄媚国君、不敢正言进谏的人，但在李世民的批评教育下，有了相当大的转变，成为了贞观年间的重臣。
比如李世民即位不久，曾接受了用试贿的办法识别官吏的建议，决定要处死一个受贿的官吏。裴矩直言进谏，认为天子不能用阴谋诡计欺骗下属，不能杀害这个官员。李世民不仅采纳他的建议，而且召集文武五品以上官员对他进行表彰。
如何对待原秦王府的老部下，这是李世民即位之后遇到的另一个问题。这些人早年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后来又在与李建成和李元吉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为李世民上台出谋划策，效劳卖力，是李世民政权的中坚力量。
因此，在李世民初掌朝政时，这些人曾不同程度地受到重用和信任。但同时，李世民又意识到，自己身为最高统治者，不能只信任和重用自己的老部下，而不启用新人。
因此，对旧部下，李世民也是人尽其才，像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等人先后被任命为宰相，尉迟敬德、程咬金等人也都委以重任。而对那些功劳不大、才能不济的人，却不予以重用，不论谁来说情也无济于事。
而在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敌，这是历代统治者上台之后都要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李世民不同于其他皇帝的高明之处亦正于此，他对于敌人不是斩尽杀绝，而是区别对待。对于其中具有治国安邦才能的人则是努力安抚、争取，尽量化敌为友，发挥他们的才干。
在李世民夺权以前，李建成身为太子，李元吉则是与李世民地位相当的王子，他们都在网罗英才来帮助自己取得皇位。因此，李纲、魏徵、王珪、欧阳询等十余人投靠了李建成；荣九思、袁朗等人则投靠了李元吉。当时大家各为其主，势不两立。
但在李世民即位之后，形势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建成集团中的文臣武将也不都是死心塌地的反对派，其中的一般乃至核心成员，并不从根本上反对李世民，更不想与新朝对抗到底。只要新的天子能够“以国士待之”，他们则会感恩不尽，也会“以国士报之”。因此李世民对他们采取了捐弃前嫌，合理使用的政策。
比如魏徵，早年参加过瓦岗寨起义军，归唐后做了李建成的主要谋士，曾经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只因李建成优柔寡断，让李世民抢先夺了权。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通过追查发现了魏徵这一建议，于是抓住魏徵，问：“你为什么为建成出谋划策，与我敌对？”魏徵毫无惧色，说：“人各为其主。可惜建成不听我的劝告，否则今天胜负成败尚未可知！”唐太宗发现魏徵不仅足智多谋，而且刚正不阿，是一个治国良才，于是不计前嫌，先是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后又提拔他为宰相，使魏徵成为贞观年间的第一位名臣。
李世民所重用的第四部分人则是隋末起义军领袖、来自民间的各路人才和少数民族的杰出将领。比如，勇武过人、战功累累的程咬金、秦叔宝就是曾与李唐拼死相争的瓦岗寨将领，张亮、马周、杜正伦等人则是出身寒微的民间人才，阿史那杜尔、黑齿常之等则是骁勇善战、忠心耿耿的少数民族将领。
正因为李世民突破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及宗室和功臣亲信的界限，也不讲自古以来的什么华夷不等、贫贱有别，因此才使他从当时的各阶层、各民族中选拔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组成了一个能力卓著、效率突出的中央统治集团。他们不愧为一批治世之能臣，是实现贞观之治的中坚力量。
如何处理德、才关系，自古以来，这都是人才选拔、官员任用的一个大问题。先秦诸子对这一问题都做过不同的论述，秦皇、汉武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政策，三国的曹操大力实行的则是唯才是举的策略。
但越到后代，封建统治者越来越注重德的作用，因此司马光明确指出：“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实际上是主张用人以德为本。
但是，作为封建时代有数的明君，李世民在选才用人的标准上有自己的见解，他既不是只重才不重德，也不是只重德不重才。而是一方面明确提出要唯才是举，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要才、德并举，德才兼备。
在处理才能与亲疏、才能与门第、才能与资历的问题上，李世民都是强调前者，而反对强调后者。
唯才是与，不论亲疏是李世民用人的一条重要原则。李世民曾鼓励大臣们推荐治国人才，但却有人议论说，大臣们推荐的人才非亲即故，都是任人唯亲。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他提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强调人才的选举是出以公心，举得其才，是为了辅佐皇上更好的治理国家。所以选拔人才首先应考虑其才能，而不应首先考虑亲疏远近。
比如在任用长孙无忌的问题上，其坚持的正是这种唯才是举和内举不避亲的原则。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弟弟，他自幼好学，博学多才，而且功勋显赫。李世民刚一即位，就提拔他为左武候大将军，第二年，又提升他为吏部尚书，拜尚书右仆射，给他以开府仪同三司的崇高待遇。
职位之高，让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都很害怕会遭人嫉妒，经过苦苦请求，李世民才同意解除了他尚书右仆射的职务。但时隔不久，又要提他为司空。长孙无忌再次推辞，他舅舅高士廉也极力反对，李世民说明了自己用人的基本原则，是“唯才是与”。如果无才，虽是亲戚也不会用。如果有才，虽是仇家也不会放弃。由此，他还是提拔了长孙无忌，后来又让他担任司徒等职，使长孙无忌成为一代名臣。
在对待才能与门第的问题上，李世民敢于不计门第，起用新人。他曾经明确地批评过“龙生龙，凤生凤”的门第观念。因此，他一旦发现杰出的人才，就能不计出身门第，立即起用。名臣马周的重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马周被提拔是带有一些戏剧性的，像他这样的人才，在古代本是很难出头的。他从小失去父母，是个穷苦的孤儿。曾在家乡担任过州学助教，但是嫌薪水太少，拮据的生活使他对待工作并不尽心，遭到长官的谴责。于是他愤而离去，后几经曲折，到了长安，在自已的老乡中郎将常何家当了一名门客。
当时，李世民要文武百官上书批评朝政得失，提合理化建议。常何一介武夫，胸无点墨，只好让马周代写。李世民看了常何送来的二十余条意见，不禁拍手叫绝。但同时又感到十分奇怪，这位朝夕见面的武夫什么时候会写这样的好文章了？于是追问常何，这是谁写的？武将一般都较为直爽，便如实说明了是马周所写。
于是李世民立即召马周上殿。马周来后，与他谈论国家大事，马周讲得头头是道。唐太宗十分佩服马周的卓越见识，很快就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同时因常何推荐人才有功，也赐予了奖励。
在对待才能与资历的关系上，唐太宗也是不看资历，主要看才能高低。比如，有一位名叫张行成的人，当时是一位比七品还小两级的富平县的九品主簿。但他办事干练，理政有方，清正刚直，李世民就破格提拔他为给事中、刑部侍郎、尚书左丞，最后提拔为侍中兼吏部尚书。
总之，在处理德才关系时，唐太宗首先强调的是“才能”，他认为选拔人才要以“才”为主要标准。这种认识是符合用人规律的。古代人才的特征主要是管理能力和统治能力。唐太宗根据巩固统治的需要，将这种能力作为人才的首要标准，按照才能的大小去选拔人才，从而使自已的文臣武将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使当时的中央政府有较高的办事效率，这种认识和做法是正确的。
但是，唐太宗选拔人才也不是只重才不重德，他将德行同样作为选官用人的一个重要条件。比如，贞观初年，科举取士出现了一种重才轻德的苗头，李世民为此感到十分不安，明确提出批评。他说，选官用人若采取这种重才轻德的做法，几年之后，官员的恶行被揭发，虽然会判处刑罚，但是老百姓原本幸福的生活已经被破坏了。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李世民将德行也纳入选才的标准，主张对人才的选拔要全面衡量，不能草率任用，要多多考察人才各方面的德行。
贞观十年，他颁发了一道“求访贤良”的诏书，其中就明确提出德才兼备的主张，这份诏书说：
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淳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并宜荐举，具以名闻。
在这里，唐太宗既强调了才，又强调了德，二者不能偏废。对于那些有德少才或者有才缺德的人，李世民都不予以重用。
当时各路兵马蚂漏梁都起兵反隋，隋炀帝也被杀了，李世民就劝说他的父亲也造反，不过他们是以讨伐逆贼的名义起义的，搜腊最后打败了其他人，闷运建立了唐朝
当时隋朝隋炀帝杨广残暴不仁，因此百姓们纷纷起义造反，李氏父子也随大流组织军队打败各路诸侯。
联合被镇压的农民推翻了隋朝。李世民父子联合被镇压的农民造反起义，最终建立了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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