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同治帝是怎么死的？

同治帝载淳，是清王朝建立后的第八代皇帝，咸丰六年（1856）叶赫那拉氏（慈禧）所生，他是咸丰帝奕詝唯一的儿子。载淳六岁（1861年）登基称帝，十七岁（1873年）亲政，未及二年，即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病逝，时年十九岁。 关于他的死因，传闻很多，十分离奇，广为流传的是说他因行为不检，染梅毒而死。尤其一些野史小说，无中生有，添枝加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影响很大的《清史演义》第七十九回写道：“同治帝一意寻花……受了淫毒”，并将其死因归于“御医未识受病缘由”蕴毒深而死。 另部影响亦很大的《清宫历史演义》卷十二第九十六回也称：“穆宗（同治帝）一向在外胡闹不已，早就沾染了淫毒”，并在该书《编辑大意》中讲：“本书事实，或采辑名人文集，或依据私家笔记，语有来因，事可微信，绝非凭空结撰、向壁虚造之作品所可比拟。”这样，百年来就给广大读者一个印象：同治帝确系死于梅毒，“绝非凭空结撰、向壁虚造”。 广为流传的台湾作家高阳写的长篇巨著《慈禧全传》第二部《玉座珠廉》（下）的《恶疾初起》一节中，认定“是杨梅！”。 特别是电影《一代妖后》的公演，片尾说明同治皇帝本患梅毒，但在慈禧授意下，外称“天花”，还篡改档案，将御医们写的“脉案”。（即诊断记录及处方）篡改成天花病症。使得同治帝患梅毒致死之说，尽人皆知。 若说文艺作品不是历史著作，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虚构和夸张的话，那么，一些论著亦持此话，其影响非同小可。如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1989年第6期载李镇同志文章《同治究竟死于何病》。李镇祖上“数代为御医，高祖李万清是咸丰皇室太医，曾为懿嫔（那拉氏）遇喜诊脉，确定慈禧怀孕而生同治。曾祖李德立就是给同治看病的主治御医，李德立的长子、李镇的祖父“曾任光禄寺置正，在清廷供事多年”，1938年，他曾告诉李镇：“同治确是死于梅毒”，“同治梅毒溃烂后，流脓不止，奇臭难闻，曾祖父（李德立）每日必须亲自为他清洗敷药，一个多月来受到强烈恶臭刺激，从此失去了嗅觉”。至于为什么在诊治同治帝的脉案上写为“天花”，李镇解释说：“据祖父面告，曾祖父奉沼入养心殿请脉之初，已看出是梅毒之症，为了填重起见，曾约一位有名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一致肯定是杨梅大疮。自忖若奏明载淳生母慈禧，她通晓医道，喜怒无常，如若一时火起，指责有辱九五之尊，必遭杀身之祸。倘若知情不报隐瞒病情，又怕责任重大，最终难免治罪，真是左右为难。经与右院判庄守和商议，认为反正是治不好的病，何况这是自古以来少见的帝王之绝症，难告于天下，不如装胡涂吧，既然宫中都说天子出水痘，就照天花来治”。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志为澄清历史事实，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中编纂公布了《同治进药簿》编者根据宫中所藏《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中御医对同治帝临死前诊断记录（即脉案）及处方进行研究，认为“从这本进药薄的名称，以及从载淳患病到去世的脉案、用药处方，都可以证明是因患天花没有治好而去世的”。 第一，从理论上讲，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梅毒则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漫性传播疾病，患天花之初都要发烧，这是患急性传染病的规律，体温增加一度，脉搏增跳十次。从同治脉案可以清楚看到，从发病第一天就脉搏加快，发高烧达7天之久：十月三十日发病第一天，他“脉息浮数而细……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第二天“脉息浮数……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第三天因发烧而“大便四日未行”；第四天至第七天，天天皆“脉息滑数”、“脉息数大”，均为发烧导致脉搏加块症状，说明起病很急。 而患梅毒起病不急，无发烧症状，病情发展缓慢。 第二，天花发病带季节性，有严格的发病时间，一般在冬春发生，非其时不可能发生，同治帝发病在阴历十月末，死于十二月初，与天花冬季发病相符合。 而梅毒发病无明显的季节特点，一年四季均可发病。 第三，患天花开始还头痛、背痛、发冷、寒战等，皆为天花明显症状，在脉案中上述现象记录得相当详细：“十月三十日……发热头眩……身酸腿软”；“十一月初二日……腰疼胸堵”；“十一月初三日……呛咳腰疼”；“十一月初七日……腰疼腿酸，未能骤减”。皆为天花典型症状。 而梅毒发病缓慢，无明显全身症状，表面像个健康人。 第四，天花皮疹的形态，分布及转化时间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天花发病后的第一或第二日，皮肤上就可见皮疹，即斑疹，但数小时后即迅速变为丘疹，丘疹呈园形，边缘清晰。同治发病第一日，脉案记载：“皮肤发出疹形未透”；第二天为“疹形透出，挟杂瘟痘”，“头面周身疹中换杂之痘颗粒透出，系属天花二朝之喜”，“头面颈项颗粒稠密，颜色紫滞”，这里所说“瘟痘”，是指斑疹已转为丘疹。自这天御医确认同治帝患天花，在以后脉案中均记为天花。 天花皮疹光发于额部、发际、面颊、腕，逐渐延及臂、躯干而至下肢，疹多见于身体暴露部位，即呈离心型分布，这与同治帝发病第二天脉案记载相同，直到十一月初七日仍“蒙头盖面，锁项咽关”，这与天花的皮疹分布特点吻合。 天花在出疹后全身中毒症状显著减轻，脉案记：“十一月初三……颗粒渐长，紫艳稍化，胸堵烦呕俱退，大便已行，胃口渐开”；初四日“颗起长紫滞渐润，内症俱见稍减”；初五日“已有放白之势，饮食亦佳”；初六日“浆汁已行，饮食俱佳”。这些记载与天花症状极为相似。 天花出疹后二至三日，丘疹开始灌浆，成为疱疹，疱疹中央凹下呈脐形，周围有红晕。脉案中亦记载：十一月初三日疱疹颗粒“极实顶陷，攒簇紫滞”；初四日疱疹“色艳板实，顶平不凸”；初五日“顶陷渐起”，“惟形欠饱满”；初六日“浆汁已行”、“惟浆未充足，根晕未收”。上述症状说明天花疱疹顶陷为明显脐形。 天花发病的第八天至第九天，疱疹转为脓疱，脓疱形成二至三日逐渐干缩成痂，于发病的二至四周开始脱痂。同治帝脉案记载他皮疹转化始终都与天花症状一致：十一月初八日“浆渐苍老，盘晕赤色见退”；初九日“渐有收靥之势，惟收靥较迟”；直到十一月十八日“痂渐脱落，滑浊渐止”，说明天花病已基本结束。 但梅毒则没有如此明显的急性发病过程，它发的斑疹如蚕豆大小，呈园形或略带不规则形，初起淡红，二至三周后呈青色或绿色，并不是脐形，与天花疱疹有明显区别。 十一月十九日起，同治帝染上皮肤感染，这一天的脉案记载“发热头眩俱退，惟温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浸流脓水……头项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毒”，这种“痘痈”即并发的皮肤感染。二十日“痘痂渐落，发热咳嗽俱减”，天花渐愈，乃正常现象，但“腰疼重软，漫肿流汁……头项、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说明形成广泛皮肤感染的迹象；二十二日感染恶化：“溃破流汁……其余各处痘痈有已溃而毒未净者，有未溃而仍肿者”；二十三日虽然天花“痘痂俱落”，“惟腰间溃孔脓汁不减，红肿不消，臀肉左右溃孔二处流汁”；以后逐日恶化，说明他几乎没有抵抗力。 此时，又并发坏疽性口炎，俗称“走马牙疳”，此病一般发生在全身性重症疾病的末期，常于短期内因全身衰竭而死亡。从同治脉案看，他全身皮肤感染未得到有效控制，又并发了走马牙疳，导致他迅速死亡。 这种病在口腔坏死部分迅速向周围及深部发展，痛疼、恶臭。脉案记载：十一月二十九日“牙胀面肿”：三十日“面颊肿硬，牙浮口粘”；十二月初一日“面颊硬肿，牙龈黑糜口臭”；初二日“各处痘痈俱见正脓……唇腮硬肿，牙龈黑糜，舌干口臭，大便黑粘”，开始便血，死期已近；初四日“牙龈黑臭，势恐口疳穿腮，毒热内扰”，这一天，御医已确诊为走马牙疳；初五日酉刻死亡。 在社会上还有一种传说，李镇在文章中也加以重复：“据祖父面告，同治之病经曾祖父精心治疗，已有起色。十二月初四日午后，阿鲁特氏（同治皇后）来东暖阁视疾，当时载淳神志清醒……（皇后）哭诉备受母后（慈禧）刁难之苦，皇帝亦亲有感受，劝她暂且忍耐，待病好之后，总会有出头的日子。可知载淳在去世的前一天，所想的是病好之后的事，没有预感到明天就要死了。不料（在窗外偷听的）慈禧听到此处正刺所忌，竟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帏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一大撮头发连同头皮都被拉了下来，又劈面猛击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太监传杖，棒打皇后，同治大惊，顿时昏厥，从床上跌落在地，病势加剧，从此昏迷不醒。急传先曾祖入阁请脉，但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于次日夜晚死去”。 此说未见档案史料记载，其事有无策，姑不作评论，仅以脉案对照，可知：自十一月二十九日同治帝患走马牙疳后，御医们已经束手无策，脉案记载“正不制毒，症势日进，温补则恐阳亢，凉攻则防气败”，左右为难；到十二月初四日（即皇后挨打这一天）同治帝“脉息弦数无力，上唇肿木，腮紫肿硬……不能作脓，时流血水……毒热内扰，减食少寐，理必耗伤气血”。这样的状态，就不可能再经“精心治疗已有起色”，“神志清醒”，还能讲话更不可能有气力“从床上跌落在地”。 总之，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同治进药簿》研究，我们认为，同治帝因患天花而死，而非梅毒。

同治的死因是中国近代史上解不开的谜，学界一般认为同治死于天花，但民间流传更广的是同治死于梅毒。

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皇帝病死。同治没有儿子，皇位由谁继承？ 据《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翁同龢日记》等书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酉时（17～19时），同治帝崩于皇宫养心殿东暖阁。戌时（19～21时），两宫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惇亲王奕、恭亲王奕等王公大臣29人，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需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宣布：“醇亲王奕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就是说，让醇亲王奕之次子4岁的载湉入继皇位，成为大清国的第十一位皇帝。诸臣奉懿旨退下，军机大臣退到军机处拟旨。一个时辰之后，“亥正（22时），请见面，递旨意，太后哭而听之”。然后，派人到醇亲王府（南府）接载湉入宫，到同治的御榻前，叩头号哭，即正皇位。 又宣布懿旨：“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就是说，先将载湉过继给早已去世的咸丰皇帝（庙号“文宗”）为子，即皇帝位。将来载湉有了儿子，再过继给同治为嗣子。颁布这道谕旨，与吴可读尸谏的悲剧有关。吴可读，道光进士，官御史，为人耿直敢言。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滥杀平民，被告论斩。有的官员请改死缓。吴可读奏言：“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因言语过于憨直，被降三级。光绪五年（1879年），同治奉安惠陵。吴可读自己请求送葬，夜间在蓟州废寺中自杀。怀中揣有一封遗疏，奏请让将来光绪的儿子继承同治为嗣。这件事震动朝廷上下。 慈禧为什么要选择载湉（光绪）入继皇位呢？这要从道光说起。 道光皇帝有九个儿子，长子奕纬、次子奕纲、三子奕继皆早死；第四子奕即咸丰皇帝；第五子奕过继给惇亲王绵恺（嘉庆帝第三子）为嗣，袭惇郡王，晋亲王；第六子恭亲王奕任议政王、军机大臣；第七子醇郡王奕，同治十一年晋亲王；第八子钟郡王奕，同治七年死；第九子孚郡王奕。当时入继大统的可能人选应当是“溥”字辈（永、绵、奕、载、溥、毓、恒、启），道光帝长孙是载治之子溥伦，慈禧以其宗支疏远而不同意立溥伦。溥伦时年17岁，如立溥伦慈禧便不能垂帘听政。那就只有在“载”字辈找。恭亲王奕长子载澂无子，第二子载滢出继。且慈禧根本不愿意立载澂、载滢，因其父为恭亲王奕，若立他们中的一人，则恭亲王的权力过大，对自己不利；那就在醇亲王奕家里找。醇亲王奕有4位福晋，共生育7个儿子：第一子、第三子早殇，第二子为载湉，就是光绪皇帝。第四子为载洸（guāng）、第五子为载沣（宣统皇帝的父亲）、第六子为载洵、第七子为载涛。醇亲王奕于咸丰十年（1860年），年19岁，奉旨同慈禧的妹妹叶赫那拉氏成婚。当时，慈禧还是懿贵妃，受咸丰帝宠爱。她曾说：“入宫后，宫人以我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后又生皇子载淳，其地位更为巩固。懿贵妃在深宫之内，接触外人的机会少，能见到的男性除太监外，就是几个小叔子，即皇六弟奕、皇七弟奕和皇九弟奕（皇八弟奕已死）。懿贵妃有个胞妹尚待字闺中，她时常想在宗室中找个妹夫。在三位小叔子中，就年龄而言，奕已结婚分府，奕又偏小；就性格而言，奕过于机变，奕又羞怯腼腆。懿贵妃看中皇七弟奕。咸丰十年（1860年），醇郡王奕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胞妹成婚。依例，奕应分府出宫，受赐在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岸建府邸（今中央音乐学院和三十四中学址）。这就是第一座醇王府，后称醇亲王府南府（光绪做皇帝后，依雍亲王府后升为雍和宫例，改为醇亲王祠；慈禧皇太后懿旨又将什刹海北岸的一座贝子府赐给醇亲王奕，这里又称醇亲王府北府，也就是今宋庆龄故居）。载湉就出生在这里，是醇郡王与慈禧妹妹的骨肉。 醇亲王奕在咸丰朝的11年间，除10岁那年因咸丰登极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几乎没有受到大的晋封。咸丰病逝时，奕20岁。这一年，妻子的亲姐姐做了皇太后。他以姻娅至亲，而受到重用。在“辛酉政变”中，奕受懿旨，带侍卫、亲兵到密云半壁店，将随梓宫回京的协办大学士、赞襄政务大臣肃顺在熟睡中擒拿，押回北京后处斩。奕在这次政变中，为妻姐慈禧立下奇功。辛酉政变之后，醇郡王奕官阶迭升：封为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神机营、管善捕营等。同治三年（1864年），加亲王衔。四年（1865年），命在弘德殿行走。十一年（1872年），晋亲王。 同治帝死后，慈禧皇太后懿旨，由其外甥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入继大统。据《清史稿·奕传》记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尔后，“舁（yú）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因为儿子载湉入继大统当皇帝，这是福，还是祸？事情叵测，吉凶难料。 慈禧一言定载湉（光绪）继承皇位，这是对清朝皇室祖制的重大改变。太后懿旨召见列名者有29人之多，可谓空前。这说明非皇子入承大统，为大清首次，既示郑重，又免物议。载湉继承咸丰为嗣皇帝，这实在是清朝皇储嗣立的又一次大改制： 第一，慈禧改变皇位父死子继的祖制。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后由皇八子皇太极继承皇位，皇太极死后由皇九子福临（顺治）继承皇位，福临死后由皇三子玄烨（康熙）继承皇位，康熙死后由皇四子胤禛（雍正）继承皇位，雍正死后由皇四子弘历（乾隆）继承皇位，乾隆死后由皇十五子颙琰（嘉庆）继承皇位，嘉庆死后由皇次子旻宁（道光）继承皇位，道光死后由皇四子奕（咸丰）继承皇位，咸丰死后由皇长子载淳继承皇位，同治死后却由堂弟载湉继承皇位。 第二，慈禧改变皇位继承程序的祖制。清太祖、太宗的遗位继承人由满洲贵族会议决定，顺治、康熙用遗诏决定皇位继承人，雍正创建秘密立储制度，乾隆、嘉庆、道光、咸丰都是这样继位的，同治没有兄弟，顺利继承皇位。但是，载湉继承皇位，既不是满洲贵族会议推举，也不是用遗诏的形式决定，更不是秘密立储，而是由皇太后“一言而定”，这是没有先例的。 第三，慈禧改变幼帝由大臣辅政的祖制。幼帝继承皇位，必有大臣辅政。顺治6岁继位，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先为辅政王，后为摄政王；康熙8岁继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大臣辅政；同治6岁继位，先由赞襄政务八大臣，后由议政王奕辅政。但是，载湉4岁继位，没有辅政王、摄政王、辅政大臣、赞襄政务大臣、议政王辅政，而只有皇太后垂帘听政。载湉继承咸丰，即为咸丰的嗣皇帝，这就为皇太后垂帘听政提供了合乎仪规的辈份。如新皇帝继承同治为嗣皇帝，则应由同治皇后垂帘听政。因而，慈禧将皇权紧紧地抓在个人手中，达到了清朝极权体制的顶峰。至于奕，他与慈禧有联合，也有冲突。到光绪十年（1884年），发生了“午门案”。事情的经过是：慈禧派宦官往娘家送东西，事先敬事房没有向守门护军传旨，护军阻拦，太监不服，互相殴打。太监报告慈禧，慈禧要对值班护军廷杖。有的书记载了奕同慈禧的精彩对话——奕说：“廷杖乃前朝虐政，不可效法。”慈禧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乎？”奕说：“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说：“我革了你！”奕说：“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没有办法，只好让步。但慈禧从此加深了对奕的怨恨，后奕被解除军机大臣职务。 慈禧立载湉继承皇位，是咸丰故去13年以来，慈禧在皇位继承与亲理朝政上，继第一次垂帘听政后的第二次改变祖制。这两次改变祖制，其目的只有一个：垂帘听政，独掌朝纲。 光绪入继皇位后，从4岁到17岁的12年间，是他作为儿皇帝——少帝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