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作为中国书法艺术中表现力最强、感染力最深的一种书体,它是伴随着书体演变历程而萌生、发展、成熟起来的。其产生的根源原本是人们实用书写的要求,为了“趋急速”而快速书写,目的是军事文书的传递、佐吏文书奏章的书写以及尺牍往还等的需要,由隶草至章草、今草最后至狂草。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讲在章草阶段尚有文字书写普及实用的作用,如当时许多著名书家如史游、杜度、崔瑗、皇象等都十分注重章草的普及教育,纷纷作“篇”写“章”,这种形式的普及对于草书艺术在东汉的盛行是极具广泛的促进作用的。但到了东晋成熟的今草阶段,可以说草书艺术已逐渐脱离文字实用范畴,而以艺术性、表现性为旨归,如当时的新体草书尚只流行于王、谢、庾、郗几大士人家族以及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圈中,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匠甚至许多下层文人却只能沿用旧体隶楷书,基本上与新兴的行草书无缘。这也是文化史、书体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
今草的出现打破了章草书“字字区别”的模式,书写速度大大加快,直至出现连笔现象,即线条有了连贯的运动关系。这固然与晋人尚韵书风有染,但更是书法艺术走向自觉的标志。今草的出现意味着文人书家在写意抒情,表现一己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情感世界上又迈进了一大步,王羲之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正是他真正使今草书完全成熟起来,并形成自己神俊洒脱、超逸放达的个性书风;其子献之更在羲之基础上,大胆革新,“破体”维新,以其“从意适便”、“润色开花”的“一笔书”占尽风流,这无疑是草书书体史上辉煌的时期。至于到了盛唐,楷书艺术的完全成熟标志着书体演变的归结,文人书家们若要再于书体上做文章已没有可能和必要了,而只能在书法风格上标新立异,于是艺术表现力最强烈的狂草出场了,由于它的文字识读程度不高,也促使其完全脱离了实用目的,与字体演变也毫无关系,纯粹成为书家表现个性、追求自我的一种艺术手段。个性书风与单纯追求视觉效应便形成狂草书风赖以生存的两个支点。
当然,正如孔子所说“狂者进取,猖者有所不为也。”狂草书体的出现也与唐代两位划时代的书法前人“颠张狂素”是分不开的,如张旭为人恣性颠逸,不修边幅,嗜酒每每大醉,与李白等人号称“饮中八仙”;怀素身在佛门,却倜傥不拘,在其《食鱼帖》中便直言“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完全是一个不守清规戒律的形象。然而,也正是这两人在中唐浪漫主义时风的影响下,创造出草书艺术的极致——狂草,达到了草书艺术的最高峰,把中国书法抒情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在创作中陷入“迷狂”境界,这可以说是书法高度自觉后的必然产物,也为书法艺术在当今大艺术氛围中如何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书写文字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传递信息,进行交流与沟通
而草书则代表了一种审美倾向,将一种文字书写的美表现出来了,使它有了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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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的发展与成熟是书法发展的表现,是书法由自发走向完全自觉阶段,具有较强的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