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环境
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绘,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作品围绕拉斯蒂涅的活动,描写了巴黎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环境;拉丁区的伏盖公寓,形似牢狱的黄色屋子,到处散发着“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塞满了肮脏油腻、残破丑陋的器皿和家具,这是下层人物的寄居之地。唐打区内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家里,虽有金碧辉煌的房子、贵重的器物,但“毫无气派的回廊”,挂满意大利油画的客厅却“装饰得像咖啡馆”,这显示了作为新贵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们俗不可耐的排场。圣日尔曼区古老的鲍赛昂府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派,院中套着精壮马匹的华丽马车,穿着金镶边大红制服的门丁,两边供满鲜花的大楼梯以及只有灰和粉红色的小巧玲珑的客室,这些精雅绝伦的陈设、别出心裁的布置都衬托出上流社会贵族“领袖”的风雅超群。这些精细而富有特征的环境描写,有利于展示其对人间性格形成的影响。当拉斯蒂涅从雷斯多夫人和鲍赛昂夫人两处访问后回到栖身的伏盖公寓时,作品写道:“走入气味难闻的饭厅,十八个食客好似马槽前的牲口一般正在吃饭。他觉得这副穷酸相跟饭厅的景象丑恶已极。环境转变太突兀了,对比太强烈了,格外刺激他的野心……”已经享受过上流社会生活的拉斯蒂涅再也不肯自甘贫贱,最后,他决心弄脏双手,抹黑良心,不顾一切地向上扑。拉斯蒂涅的堕落是这种特定的典型环境所决定的。
人物性格
巴尔扎克不仅塑造了高里奥、拉斯蒂涅、鲍赛昂夫人、伏脱冷等典型形象,而且在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做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雷斯多伯爵夫妇和纽沁根男爵夫妇虽然有贵族的头衔,实际上都是资产者。他们既有追求个人私利的共同特性,又都是独具个性的典型。银行家纽沁根心目中只有金钱,他对待妻子寻求外遇的态度很明朗:“我允许你胡搅,你也得让我犯罪,教那些可怜虫倾家荡产。”雷斯多伯爵对妻子的美着了迷,虽听凭她和玛克勾搭,却有一定限度,这和他的贵族门第观念有关。他知道妻子偷卖祖传钻石后,想方设法赎回,让她戴着参加舞会,以维护门第的尊严。
阿娜斯塔齐和但斐那都是高老头的女儿,但两姊妹各有自己的个性。前者身材高大、结实、黑发,眼睛炯炯有神,进宫谒见过皇上,不把妹妹放在眼里。后者娇小、金发,极有风韵,自知社会地位不高,陪嫁被丈夫侵占,又遭情夫遗弃,性格忧郁善感,经常怀念童年时代的幸福生活。但她们俩都是虚荣心极强的利己主义者,为了满足欲望,不惜榨干父亲的积蓄。阿娜斯塔齐向父亲要钱,往往用勒索的方法,但斐那则用撒娇哄骗的办法。
结构精致
小说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的故事为两条主要线索,又穿插了伏脱冷、鲍赛昂夫人的故事。几条线索错综交织,头绪看似纷繁而实际主次分明、脉络清楚、有条不紊。作品以叙述高老头被女儿榨干钱财遭抛弃为中心情节,以拉斯蒂涅为中心人物,通过他的活动穿针引线,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联系起来,将贵族沙龙与资产者客厅连结起来。随着高老头之谜在拉斯蒂涅眼前展现、解开,情节步步推向高潮。伏脱冷被捕、鲍赛昂夫人被弃、高老头惨死,拉斯蒂涅都是目睹者、见证人。社会的丑恶证实了他接受的反面教育,高老头埋葬之日,也是拉斯蒂涅的青年时代结束之时。几条线索紧密交织、环环相扣、步步深入,起着互相深化、互为补充的作用,从而深刻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
对比手法
艺术上的对比手法在《高老头》中运用得十分广泛。伏盖公寓与鲍赛昂府的强烈对比,不仅促使拉斯蒂涅个人野心的猛烈膨胀,而且表明不管是赫赫声威的豪门大户还是穷酸暗淡的陋室客栈,一样充斥着拜金主义,一样存在着卑劣无耻。高贵庄重的鲍赛昂夫人与粗俗强悍的伏脱冷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文质彬彬,一个直言不讳,但不同的语言却又揭示了同样的道理,而他们两人看透社会的理论又与自己生活中的惨败成为反衬,更加深了悲剧的意味。此外,还有高老头女儿的穷奢极欲与高老头的贫苦窘困的对比,鲍赛昂夫人退隐时热闹的场面与凄凉心情的对比等等。这种鲜明对比的手法,使作品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
比喻修辞
《高老头》中的宏观故事情节对读者极其具有吸引力。然而,小说微观部分对于理解小说主题的作用也不容小视。其中—个鲜明但易被读者所忽视的特征就是动物性比喻的广泛使用——以动物为喻体的比喻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这些动物包括野兽,如狮子、狼、狐狸等;也包括飞禽,如蝙蝠、黄雀、鹰、燕子等;还包括家畜,如狗、马、驴子、骡子等。这些动物性的比喻将人物性格刻画得人木三分,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深化了小说主题。作家通过运用动物性比喻思考和探索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并为人性的异化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
作者在《高老头》中多处使用动物性比喻,其目的除了讽刺人性中的兽性,更是为了反映残酷的社会事实。19世纪的法国正是金钱成为主宰的时代,贪婪的拜金主义者不借一切代价去追逐可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地位的财富,他们对金钱的贪婪就犹如动物对猎物的追逐。在金钱面前,人的善心和良心最终被贪欲、名利和地位所吞噬。上层社会对金钱极度狂热:高老头的两个女儿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欲和虚荣,不惜压榨干可怜的父亲的最后一滴血;银行家纽沁根先生为了夺得妻子的钱财,丝毫不在意妻子的背叛;阿达侯爵为了巩固自身的身份和地位,不惜抛弃爱情。下层社会对金钱的欲望也极其强烈:伏脱冷为了赢得金钱,甚至怂恿拉斯蒂涅接近泰伊番小姐,并谋杀泰伊番小姐的哥哥,以获得其家里财产的继承权;而米旭诺小姐为了金钱而出卖良心成为众人咳之以鼻的对象。巴尔扎克通过运用这些动物性的比喻来反映人性的堕落和腐化,并揭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 与《欧叶妮·格朗台》这个爱情悲剧相比,《高老头》的家庭悲剧显然更加富有戏剧性,内容自然也更加丰富多彩。我想,这首先是因为这场悲剧发生的地点是在巴黎,这座大都市的社会舞台当然应该比被人们视为乡下的外省要开阔得多,在这座舞台上登场的人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形色色,无所不包,而由这众多人物演绎出来的各种故事自然也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高老头》是巴尔扎克试图让他笔下的人物反复多次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里的第一部小说,换句话说,从《高老头》开始,巴尔扎克开始构筑他酝酿已久的鸿篇巨制《人间喜剧》。也正因为如此,《高老头》里的许多人物,以后又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人间喜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这些被作者精心安排、着意刻画的人物形象不仅更加充实,更加生动,而且更有深度,也更有光彩。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里叙述了一位痴心父亲高里奥的可怜的一生,这位老人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这是两个毫无人性、甚至可以说毫无廉耻之心的女人——一点一滴地榨干了自己的心血,直到身无分文,然后悲惨地死去。高里奥的死的确值得同情,然而他活得又实在太窝囊!作者通过这个人物的身世向人们展示了这个社会和人性中极其阴暗、极其丑恶的一面:所谓温馨、和谐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全是靠着金钱来维系的,一旦没有了钱,这种关系就会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甚至是非常残酷的。巴尔扎克叙述的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警世作用的,因为类似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依然经常出现,只不过悲剧的程度深浅不一罢了。
不过,如果巴尔扎克的描述仅仅到此为止,那么《高老头》也就很难说是一部杰作了。事实上,高里奥家中的所有“变故”都是在这部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拉斯蒂涅克的身边发生的,拉斯蒂涅克把这一幕幕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而完成了他在进入社会角斗场之前人生哲学的第一课。这就是说,高里奥的家庭悲剧不过是作者为拉斯蒂涅克的登场和演出所作的铺垫,拉斯蒂涅克才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主角。
拉斯蒂涅克是一个来自外省的青年,他到巴黎是为了攻读法律,然后谋个前程。然而,他一旦进^这个花花世界,经过社会这个大熔炉的一番磨炼之后,他身上原有那点儿纯朴、善良的天性便一点点地消失殆尽,从而使自己彻底地转换了角色,从一个良知未泯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不择一切手段向上爬的野心家。而在完成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个是他的表姐鲍赛昂夫人,另一个是他的邻居伏脱冷。这两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使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最赤裸裸的语言不厌其烦地对拉斯蒂涅克进行 “如何踏进上流社会”的“引导”和“教诲”:
“现在,我全明白了。您越是有心计,您就越高升得快。您要毫不留情地打击别人,人家才会怕您。您只要把男男女女都看成是驿站的马,把他们骑得精疲力竭,每到一站您就可扔下不管,这样,您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
“总之,为了个人的乐趣和利益,私下里干的各种丑事,您以为这合乎信念、希望和慈善这三大原则吗?为什么一个纨绔子弟一夜之间使一个孩子失去了一半财产只判了两个月的监禁?而一个可怜虫偷了1000法郎却要加重处罚判他服苦役,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你们的法律,没有一条法律条款不是荒谬的。戴着手套说漂亮话的人可以杀人不见血,但的确是杀了人;普通杀人犯用铁棍撬门入室,是要加重处罚的……”
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算得上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对这个表面上风光体面、骨子里肮脏不堪的社会可以说是洞察一切,而且又能够把其中的奥妙说得清,道得明,他们是拉斯蒂涅克当之无愧的“导师”,没有他们的这一番苦心,拉斯蒂涅克这个乡下年轻人是不可能这么快就“觉醒”的。
不过,最终使拉斯蒂涅克大彻大悟的,除了这两位“导师”的言传之外,还要归功于高老头的“身教”。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把高里奥看作是坏人,或者说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高里奥的那点可怜的积蓄被他的两个女儿榨得干干净净之后,最后孤零零地死去,拉斯蒂涅克是这一悲惨事件整个过程的见证人。正是从这里,拉斯蒂涅克看穿了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所谓正义、亲情、友善等等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抱定决心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杀进上流社会的角斗场。果然,经过几番挣扎、搏斗之后,当我们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再见到这位青年时,他已经混出个人样来了。自然,这是后话,它已经不再属于《高老头》这部作品的内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