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立三省六部制：
中央设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为长官，行使宰相职能，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内史省和门下省是机要之司，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内史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部。每部设尚书为长官。尚书令下有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度支、都官、工部三部事。尚书令与左、右仆射及六部尚书合称「八座」。开皇三年（583），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除三省外，又设秘书和内侍二省，负责图书修撰及宫内供奉等事。另设御、都水二台，负责监察和水利。记这样不仅加犟了中央集权，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
（二）简化地方官制：
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漤，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三）修订「开皇律」：
修订「开皇律」。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同时，又减轻了许多法律的内容，如「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文帝对法律的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了使隋朝早日繁荣富庶，隋文帝大力发展社会经济。
（四）领均田令：
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受露田（种植五榖）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5口给1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对一般农民，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于豪犟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从而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
（五）设置粮仓：
文帝时所设的仓，可分两种，即官仓和义仓。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公人员。设置官仓的目的，即是在增加关东漕运的效率；也就是把原来关东各州对京师个别直接的输粮办法，改为集中和分段运\输的办法。并在黄河沿岸设置米仓，先把关东各州的食粮集中在这些仓里，然后利用黄河及广通渠运到京师。因此时间及人力物力，都节省不少。据唐人的估计，文帝末年诸仓所存的食粮，已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义仓又称社仓，设置于乡间，其储粮由人民捐纳，以备饥荒时赈济灾民。百姓军人，捐出的粮食，存入当地的社仓里由「社司」专管赈目和储存等事宜。如遇某地收成不好发生饥馑之时，便以某地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饥民。并规定民户捐粮于社仓的标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义仓之设，对人民的生活来说，自是一项有力的保障。
一方面，隋文帝作为雄图大略的政治家，北周既不能统一天下。又迅速走向腐败而亡国，其历史教训需要总结，以为借鉴，从而励精图治，以适应长期分裂的祖国的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隋朝的建立和巩固，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自为以杨氏为首的汉族关陇士族集团和汉化的鲜卑族士族集团，以及北齐灭亡后降周的（太行）山东士族集团和南朝灭亡后降隋的南方士族集团，虽然失势没落。毕竟还在各地政治上经济上有着相当大的实力和影响，仍然是新的统治集团营垒中一个不能不依靠的组成部分，在新政权内部需要给他们一个适当的位置；同时，他们还仍然占有很多部曲、奴婢，荫庇着众多的附户、荫户、浮客，严重地影响着政府的赋役财政收入，需要清理和整顿。此外，一般庶族地主以隋统一后政治形势为契机，经济力量在迅速增长，也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农民是基本群众，是地主阶级及其地主阶级政权剥削的基本对象。要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必须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既要地主阶级能够接受，又要减轻剥削。隋文帝出于顺应这种新的形势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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