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天,当时以《新青年》为阵地,虽已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但是封建复古的逆流仍很猖獗。科举制度虽于1906年废除,但是培植孔乙己这种人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孔孟之道仍然是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孔乙己”。要拯救青年一代,不能让他们再走孔乙己的老路。鲁迅选取了社会的一角——鲁镇的咸亨酒店,艺术地展现了20多年前社会上的这种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就在于启发读者对照孔乙己的生活道路和当时的教育现状,思考当时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虽已废除,但教育体系并未改变,许多知识分子还未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鲁迅认为要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改变愚昧和麻木的精神状态,必须反对“国粹”,解放个性,把人民群众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精神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孔乙己》是《呐喊》的第二篇,写于“五四”前夕,是继《狂人日记》之后又一篇声讨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的战斗檄文。
那时,科举制度虽已废除,但教育体系并未改变,许多知识分子还未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鲁迅认为要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改变愚昧和麻木的精神状态,必须反对“国粹”,解放个性,把人民群众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精神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争取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因此,他提出了立国先“立人”,改造“国民性”,解放个性的战斗任务。鲁迅明确地说过,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写小说,就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呐喊助威,冲锋陷阵,“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随后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和许多匕首投枪般的杂文,对整个吃人的旧世界展开了猛烈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