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学是因一本书形成的专门学问，郦是指什么这本书是什么

郦学是指针对郦道元的《水经注》的研究，一般可分三大学派：考据学派、词章学派以及地理学派。
《水经注》是继《山海经》、《尚书·禹贡》 、《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之后的重要地理著作。张岱说：“古人记山水，太上有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南宋蔡圭撰《补正水经》三卷，已亡佚。明清学者十分重视《水经注》，世人称郦学。《水经注》原书于宋代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是经过后人割裂改编而成。武英殿本《校上案语》说“《崇文总目》称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所引滹沱水、泾水、洛水，皆不见于今书。然今书仍作四十卷，疑后人分析以足数也。”
金代蔡作《补正水经》，明代竟陵（今湖北省钟祥县一带）朱谋玮与谢兆坤等人合著有《水经注笺》，并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刊印，这是郦学的考据学派新时代。顾炎武称为“三百年来一部书”。
明代杨慎撰《水经补注》，又整理《水经》，归纳河川“八泽”之说。柳佥于正德间用宋本校《水经注》。晚明钟惺、谭元春评点《水经注》又发展出词章学派，这是由于《水经注》文字生动优美，长期来为士人所喜爱。
清朝的郦学研究达到一个高峰，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都是治郦学名家。王先谦将《水经注》研究成果写成《合校水经注》。
乾隆十四年全祖望始七校《水经注》，乾隆十七年，七校毕，身后文稿散佚。经王梓材、董沛整理刊行问世。全祖望在五校本《题辞》说：“经文与注颇相似，故能相混。而不知熟玩之，则固判然不同也”。
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戴震开始研究《水经注》，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三次校定《水经注》，补缺漏字2128字，删妄增字1448字，正臆改字3715字.此书区分经注，校勘字句，成为北宋景祐缺佚以来最佳版本。余英时谓：“东原谓方志当重地理沿革，这里显然表现出了一种狭义的考证观点。盖东原治《水经注》有年，即移《水经注》之法于方志之纂修也。”
戴震的校订《水经注》一事引发一起百年公案。当时赵一清与戴震都校订过《水经注》，由于相似处极多，戴震被指控抄袭赵一清的成果，此案争执了一百多年。段玉裁是戴震弟子，他在《与梁曜北书》、《论戴、赵二家〈水经注〉》诸篇中竭力为戴氏辨白。道光年间魏源力主戴袭赵说。张穆也论定戴袭赵书。谭献亦颇疑戴袭赵书。王国维推定戴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负责编撰直隶《河渠书》时，确实看到赵校《水经注》，但他认为“似非全出因袭”。
日本郦学家森鹿三则否定“戴袭赵书”，1933年森鹿三发表《关于〈戴校水经注〉》，提出反证。胡适撰写《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水经注疑案（壹）戴震部分及全案纲领》等文，认为并无戴抄赵之事：“这十组证据都是赵氏书里的特别优点，而都是戴氏书里全没有的……这十组都是偷书的人决不肯不偷的，都是抄袭的人决不肯放过的。若单举一件两件，也许还有偶然遗漏的可能。多到了几十件，其中并且有几百字或几千字的校语，决不会被《水经注》专门学者忽略或遗漏的”。对此，吴天任表示胡适：“于赵戴公案，虽力为辩白，亦终难取信于人。徒增纠纷，而于郦书本身，究何补益？”杨家骆对《水经注》卷十八《渭水》进行抽样调查，证明“戴之不忠于大典而复杂于赵，固至显然也”。陈桥驿表示至今仍“未获得开脱”。即使是极力为戴震辩“诬”的胡适本人亦承认，“他们的两部校本有百分之九十八九的相同”。
清初学者汪士铎等人曾绘制《水经注图》。1877年杨守敬与熊会贞开始撰写《水经注疏》，1904年，《水经注疏》稿成四十卷，是“郦学”集大成之作，“以《经》顶格，《注》水者低一格，其泛引故事者，再低一格，以清眉目。”这是郦学研究中最后形成的是地理学派。《水经注疏》中“凡郦氏所引之书，皆著出典。”如《水经注·江水二》:“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猿鸣三声泪沾裳”之句，传诵千古。杨《疏》文指出:“自三峡七百里……泪沾裳”之句共一百八十多字实引自盛弘之的《荆州记》。又，杨守敬每每点出：“此戴袭赵之确证。”熊会贞称：“戴多本《大典》本，不尽本《大典》，而戴之冤可大白于天下，戴之伪亦众著于天下矣。”另有《水经注疏要删》和《补遗及续补》两部简本。
胡适晚年考证《水经注》，称之“小玩意儿”，写有二百万字手稿，但许多人认为纯粹是浪费精力，费海玑指出胡适在戴东原辩诬时所采用的是“罗素方法”，胡适本人还搜集了四十一种《水经注》的版本。陈桥驿著有《水经注研究》、《水经注研究二集》、《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郦道元与水经注》、《郦道元评传》等五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