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用“四大名著”指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常识从建立到流传,至今不过数十年而已。1949年前,并没有“四大名著”这一说法。
上世纪8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如1981年出版的郑国铨等编著《文学理论》一书中,说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将纷纭繁复的生活事件……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1983年红旗杂志文艺部编的《论文艺与群众》中,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说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所以成为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同它们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是分不开的。”
使用“四大名著”名义出版这几本小说,则是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较早的有《漫画四大名著》(长征出版社,1995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合订珍藏本)》(海天出版社,1996年)等。进入21世纪,在名字上加冠“四大名著”的书,从小说丛书到研究论著,就更是汗牛充栋了。
简而言之,“四大名著”这一说法是1949年后,伴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几部书的大范围传播,才逐渐出现并深入人心的。也就是说,这几本书被称为“四大名著”,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古典小说中水平最高的作品,只不过是因为种种原因,它们的读者最多,而约定俗成罢了。
“四大名著”是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因为并没有谁公开提出这个概念,并把《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四部小说叫做“四大名著”。
明代“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叫王世贞,他最先提出了”四大奇书“这个名词,但他讲的“四大奇书”,指的是《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而冯梦龙在王世贞之后,也提出了”四大奇书“的说法,而他指的则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到清代初年,李渔则在醉畊堂本醉畊堂《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卷首[1] 作序:“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2] 可以看出,李渔并不赞成昔弇州先生(即王世贞)的说法,他认为《史记》、《南华》(即《庄子》)、《水浒传》、《西厢记》并不是同类著作,其中《史记》为历史散文,《庄子》是哲学散文集,《西厢记》则属戏曲剧本,因此不能放在一起并称“奇书”;而冯梦龙所评“奇书”,则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书,都是长篇通俗小说,同样反映了共同的社会文化特点和普通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可以放在一起并称为“四大奇书”。[3] 经过李渔的肯定,冯梦龙所提“四大奇书”,则开始广为流传,并被人们所接受。
“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由于有性的描写,被视为诲淫小说,从清顺治年间起,便先后颁布了十余次法令,在全国各地查禁销毁各种淫词小说;而《金瓶梅》及其续书便在其中,别列为禁书[4] 。后来,《红楼梦》于清乾隆年间问世,虽与之类似,也有人认为《红楼梦》是脱胎于《金瓶梅》[5] ,但由于《红楼梦》相对问世较晚,并且未被完全禁止,所以《红楼梦》的逐步取代《金瓶梅》,形成了新的“四大奇书”[6] 。
而如今的“四大名著”,是“四大奇书”的现代叫法,这个说法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在近代此四部著作出版量巨大,一些出版商社便把这四部小说合并出版,并冠以“四大名著”系列丛书。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最先推出了这四部小说[7],其他的出版社跟着效仿,四大名著的称呼也随之流行开来。
四大名著承载着无数文化精华,在浩瀚如烟的古典小说领域中如四座屹立不倒的高山,任沧海桑田如何变幻,其伟岸身姿始终不被湮灭。不论是在艺术手法还是在思维深度上,它们都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是悠悠中国文学史上灿烂辉煌的一笔[7] 。研读四大名著,为我们提供了阅历中国传统人文、社会、伦理、历史、地理、民俗、心理、处事策略的机会,在怡情悦性的同时,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民族和文化[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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