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受泛神论的影响有哪些？

从改革开放到80年代末，对于《女神》和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源流与影响的研究不多，但也涉足了两个主要的研究方面——中国诗歌传统和外国诗人（主要是惠特曼）对郭沫若的影响。
　　徐放鸣的《郭沫若早期诗歌民族传统溯源》[1]中认为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特别是庄子的思想和司空图、袁枚等人的诗论，对于郭沫若的诗论及早期诗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明显地受到了我国古代优秀诗人的影响，主要有李白、苏轼、陶渊明、王维、孟浩然和柳宗元。并且认为郭沫若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中始于《楚辞》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传统。最后总结了郭沫若对本民族艺术传统的继承表现出的四个特点：大胆采用自由体形式，对赋比兴的传统表现手法的发展，汲取古代诗人运用语言的优秀传统形成自己鲜明独特的语言风格，对庄子和屈原开创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形成了郭沫若式的浪漫主义诗风及诗论。昶旭的《他找到了“喷火口”——简论惠特曼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2]则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考察惠特曼对郭沫若创作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使他找到了火山的“喷火口”——新的激情和新的表现方式。总结了郭沫若接受惠特曼的影响的几个方面：第一，良好的诗人自我感觉，第二，强烈的自我表现欲，第三，自由豪放的诗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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