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
欧洲中世纪的商人曾被神职人员和贵族所歧视,因为他们认为交易会产生欺骗。“大约在十三世纪中叶,一位方济各会修士贝尔托尔多·达·拉蒂斯博纳……对买卖交易活动持不信任和谴责态度,认为这可能是引起其他人害怕受骗的唯一根源。”[1]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重农轻商”的观点颇有些相似。正如冯友兰所说的,“中国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都强调区别‘本’和‘末’,农业生产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作是立国之末端。”[2]只是这种歧视商业的行为在欧洲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经济贸易发展所带动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大生产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改变了商业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而中国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除了文化基因的习惯思维外,地理因素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中国自古被称之为“中原”,这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上一种以“我”为中心的自傲态度,另一方面就是反映了中国内陆不邻水的地理状况。文艺复兴在十五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兴起,新航路的开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而在十五世纪初,中国的郑和曾带领过一只浩浩荡荡的船队,并且“二十八年内七次之多的创世界记录远航,是中国当时生产力水平以及财力物力的集中展示。郑和的远航比哥伦布的远航早八十多年,而舰队规模、舰船形制、航海技术及航行总里程则有过之无不及。”[3]可为什么同样是新航路的开辟,郑和却没有拓宽出一条发展的出路,而仅仅是增强了中国习惯性的优越感呢?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4],如果说勇于在海上开放可能性的欧洲人在水上吃到了甜头,那么我们暂且称他们为“智者”,而作为靠山立业,崇尚“难得糊涂”的我们又明显的具备“仁者”的文化基因和价值标准。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