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质疑

在十八世纪以前，并没有 “古埃及文明”的概念“世界万物的自然秩序似乎无可置辩地表明，埃及古时是最晚有人定居的土地之一。”（[法]伏尔泰《风俗论》中译本上卷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第1版）　　在西方“直至十九世纪以前，人们还认为最古的历史就是古希伯来史，这在《圣经》中有文字记载。至于古代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和波斯等地的历史，除《旧约》中偶尔有所记述外，希腊作家也保存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但这些史料加在一起，仍然非常缺乏。”（[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上卷第1分册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
十八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之际，构造了“埃及学”。1798年7月，拿破仑率法军南下开始远征埃及。据说拿破仑事先规划了征服埃及的计划，挑选了包括化学家、史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外科医生、古董专家等组成军队中的“学术”部门。　　“从一开始占领埃及，拿破仑就下令，要他的「机构」开始不断开会、实验、收罗各种埃及的「事实」，成果就是在1809年到1828年期间所出版的23巨册的《埃及描述》，他要研究人员，把在埃及看到、说的、研究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如此庞大规模的结集方式，可以说是由法国借一国之集体力量，来利用与消化另一个国家---埃及。”（[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第119页，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100年2月）　　这就是近代“埃及学”的起源。
“《埃及描述》一书因此谬误地重新措置了埃及和东方的历史。在《埃及描述》中记录的历史，取代了埃及和东方本来的历史，而被欧洲人立即而直接认定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其实所谓的世界史就是欧洲史的委婉说法。”（[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第123页，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100年2月）
“在19世纪的上半叶，出版社制造了第一批象形活字。海因里希?朱利叶斯?克拉普罗特（1783-1835）定制了第一批这样的活字，用于1829年的一个出版物。在德国，第一批有系统的象形活字于1835年被莱比锡的弗里德里希?尼尔斯设计出来，成不规则的投影状，由古斯塔夫?瑟法斯和莫里兹?G.苏特瓦兹首先使用。后来，各种类似的活字被其他国家陆续制造了出来，包括被巴黎的国立印刷局制作的样本。”（[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6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学者们说，“埃及象形文字”使用了3400年。埃及象形文字“自公元前3500年起逐渐形成，一直使用到公元2世纪。”（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古埃及象形文字」条） 　这些古埃及象形文字来自何方？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我们仍然找不到任何迹象可以解释这些文字符号诞生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在被使用的34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为何几乎都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英]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中译本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第2版）
古埃及出土的纸莎草文献的特点：　　1．发现晚（19世纪末叶之后）　　2．数量大（不可胜数）　　3．出土地点不明（大多来自古董贩子）　　4．文献内容无不能释读者　　5．“纸莎草文献”中有大量后世伪造的“古希腊文献”　　6．见不着原本，所见者只有摹本
“纸莎草纸卷虽然不容易腐烂，但是很难保存300年以上。”（[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浪漫灵魂：从以赛亚到朱熹》中译本第3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我们要说明一下，早期的纸莎草都是通过向当地的文物贩子、旅行者和拍卖行购买得到的，因此它们往往缺乏更进一步的信息，例如，非常重要的出土信息。……大多数的纸莎草都出处不明……”（[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2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现在所能见到的纸莎草文献多为复制品、而非原件。“作为一个精通铜艺和平板印刷术的人，莱普修斯在前往埃及和努比亚的过程中，并没有为自己的普鲁士远征队配备尚不成熟的相机，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画师和艺术家，例如雅各布?弗雷，以及威登巴斯?马克思和威登巴斯?恩斯特兄弟，就是他们为图伊的死者之书制版，并且被莱普修斯特别训练过象形文字的印刷。……在工作中，纳威尔主要是用半透明的复写纸来复制他的纸莎草文本。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则使用一种早期的缩图机（利用机械原理复写大小不一的图的机器）来制作印刷用的图纸。”（[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5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纸莎草的复原：20世纪中期，一个叫做哈桑·拉加卜的传奇的埃及男人解开了纸莎草造纸术（按：纸莎草、贝叶、羊皮卷都并非真正的造纸术）这个千古之谜！哈桑·拉加卜的一生颇为传奇，1911年生于埃及亚历山大一个名门望族，他是工程师、军人、外交家、科学家，还是实业家。他参加过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的革命，获得过一级共和国勋章并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先后出任驻中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大使，曾与埃及共和国历史上的三位总统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有过亲密接触，并三度为他颁奖；他潜心纸草学，成功研究出了失传千年的纸草造纸术，并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纸莎草纸产业，几乎垄断了整个埃及纸莎草纸市场。
作为中埃建交后的第一任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卜与中国情谊笃深。出使中国期间，他受到当时中国造纸系统的启发，并对古埃及纸草造纸术萌发出浓厚的兴趣，鉴于他的工程师背景，埃及政府责成他报回一份关于中国造纸厂的报告。在准备报告的过程中，他开始对中国家庭作坊式的小造纸业系统进行研究，认为这非常适合纸莎草纸制造业，并建议埃及政府发展类似的造纸系统。不过，对于他的建议，政府并未采纳，于是，他决心自己创办这一系统来拯救古老的纸莎草造纸术。
“如果说，当年拉加卜带领埃及使馆工作人员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劳动是在外交史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那么，在他的晚年， 从一张不起眼的小纸入手， 拉加卜发动的是人类史上一场更有历史意义的革命。” 1968年，拉加卜索性辞去官职，专心于造纸术的研究。只是，困难重重。最严酷的现实就是造纸原料纸莎草在埃及已经绝迹。没有造纸原料，造纸根本无从谈起。他沿着尼罗河，溯流而上，终于获悉这种植物在邻国苏丹南部仍有繁衍，那一刻，他知道，恢复这种消失2000多年的文化传统的机会来了。他把苏丹的纸莎草移植到开罗南郊尼罗河上的雅克布岛进行试种，但是结果很残酷，竟然没有一株成活。他没有气馁，进而改作对进口纸莎草的根部进行试栽，数年的精心栽培，纸莎草终于在埃及复活了。但是，关于古造纸技艺和工序依然无章可循。拉加卜却知难而进，潜心钻研，查阅历史书籍，与专家们进行交流，
认真学习古墓画，细心观察从法老古墓中发现的纸草文书的纹理，并借助中国家庭造纸作坊的传统工艺进行实验，重重难关后，终于找到了古人的方法！货真价实的纸莎草纸重新被仿制出来，阔别久矣的纸画重获新生。在发掘造纸工序的过程中，拉加卜俨然成为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画家，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纸莎草纸的再生之父。为了使历经艰辛研究出来的造纸术不再失传并流传下去，1970年，他自筹资金，办起了“拉加卜纸莎草纸博物馆”，日复一日地展出各种精美的高档纸草画和纸莎草纸的生产流程 ，成为了展现古埃及文明的窗口外。1984年，拉加卜又在位于吉萨金字塔附近的尼罗河岛上建立了占地约200亩的法老村，村内种植了大量纸莎草和以传统方法制造纸莎草纸、绘制纸草画的作坊，展现着几千年前古埃及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