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精神胜利法”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在当代社会的反响概述

阿Q“精神胜利法”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提到阿Q精神，当然就要提“精神胜利法”。什么是精神胜利法的实质，这个问题的确得好好琢磨一番。许多外国评论家谈到阿Q时都指出过，外国人处于弱者和劣势情况下，也有不少像阿Q那样的，因此，阿Q是人类普遍的弱点。但是，鲁迅的阿Q主要是中国人，而且也不限于被压迫的弱者，统治阶级也经常自欺欺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面子”对于中国人是极其重要的。关于“面子”，鲁迅也觉得“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糊涂。”不过，从古到今，“给面子”、“没面子”、“有面子”、“丢面子”、“露脸”、“丢人”之类的话却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有各种灵活运用，不仅阿Q如此，其他的人也是如此。
“面子”往往与国外的“尊严”和“荣誉感”很容易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大相径庭。看阿Q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他的面子无非是有钱、有势、有权、有名分，一旦他无法得到这些，就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欺欺人了。但是，精神胜利法并不能给阿Q心安理得的生存之道，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不能造就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他在一种“舆论”下生活，他与社会的价值标准保持一致，而且这种价值标准之下，谁更有钱，谁更有权是一目了然的。对这些，群众是一清二楚，阿Q也心知肚明。这样，
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两个组成部分
对于真正强势的人则口头认输并用“儿子打老子”之类的话来支持自己的面子，而对弱者，则“恃强凌弱”来证明自己的力量。他对小D、小尼姑的做法都反映出这点。只考虑前一部分的精神胜利法是不完全，甚至是很不完全的。中国人十分唯物、十分现实，在一个“三无”的传统文化中，是根本不能靠“精神”独立来维持生存的。他要按照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理由和存在价值。当然，如果阿Q有办法有了钱，就像第六章写的那样，他可以大大地神气一番，挽回过去失去的“面子”，把“精神胜利”转变为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胜利。不过，这种机会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比较现实的挽回面子的做法，就是找弱者来显示自己的力量。阿Q的主观算计也有失误的时候，碰到他看不起的王胡，就败下阵来。在小D和小尼姑那里显示出阿Q全部恶劣本性，他不仅用这些人来撒气(显然，他的精神胜利法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而且，当小D退让之时，他还觉得不过瘾不痛快。更高级的阿Q则如鲁迅所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这是高级的精神胜利法，阿Q只不过是初级阶段。但本质都一样，在外面奴颜婢膝，回到家里就称王称霸，借故撒气。他们的生存哲学就是“幸灾乐祸”，这是现代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

【阿Q精神的当代意义】(2006-11-09 23:16:34)转载 分类： 有所思
“先前阔”
“先前阔”精神是深植在中国人身上的痼疾。鸦片战争前就妄自尊大，到现在依然冥顽不化。如果说以前的狂妄自居是“没见过世面”的话，那么现今的夜郎自大则清楚地告诉人们“先前阔”精神属于中国的民族性。
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有强烈的崇古精神，老子说原始社会好，希望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孔子说西周好，那时礼乐完备，人们各行其是；秦人羡慕春秋战国；唐人崇尚魏晋风度；明清人又向往汉唐盛世。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眼睛始终在向后看。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今必胜古是不争的规律。“向后看”这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必将导致中国社会的病态发展。
这种崇古精神今天仍在“闪耀”，只是变质为“先前阔”。儒家礼义丢了，魏晋风度丢了，盛唐气象丢了，只留下个既实惠又便于记忆的“阔”。“你先进！要是没有我们的四大发明，你们到得了今天吗？”我们是发明四大发明的，今天又如何？朱总理一次答美国记者问，美国记者似乎有句话冲撞了他，他颇为不悦：“我们中国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五千年了，我们不须要别人来指手划脚。”言下之意，美国只有两百年历史，你凭什么来管中国！中国确是走了五千年自己的路，却走到了让只有二百年历史的美国指手划脚的地步！
只要外国人一说“我们多么先进”，中国人似乎必要说“我们‘先前’多么发达。”一个外国人曾向一个中国人炫耀欧洲的先进技术,中国人不紧不慢地向他夸耀了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又引用了歌德的话来回答他（当时歌德在看一本中国清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的译本）“当中国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书的时候，欧洲人还在树上。”那中国人很得意，美美地以为自已捍卫了中国人的尊严。我所看的那本书（也许是报）也是以赞扬的口吻写的这个中国人的“事迹”的。悠久的历史，发达的文化，祖先的聪明才智到今天便都成了今人的反衬。古代的辉煌越让人向往，今天的国人就越向“败家子”靠近了一步。
根据前面所引的恩格斯的话，物质的落后使人诉诸精神上的满足，那么“先前阔”推之于国家则是落后民族所剩下的最后一点赖以维护尊严的的东西。对于国人来说，汉唐那些开疆辟土、远国来朝的时代确实给了我们一些美好的回忆——“我们先前也阔过！”，也多少可以治疗一下突然由唯我独尊的地位到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心理创伤” ，也实在给了我们一种泱泱大国的精神力量。但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养育出屹立东方的巨人。
其实从此意义上讲，历史是包袱，“阔”的历史（给民族当安慰剂的历史）更是包袱。它容易让人沉湎其中或被束缚其中而阻碍改变历史的步伐。我们的历史有太多辉煌、太多的优点，因而是个大包袱，还有许多中国人背着这幸福的包袱蹒跚而行。现在的中国所要做的不是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优点，而是要左顾右盼一下找出与其它国家的差距，做到“闻过则喜”，再扬起头来直面未来。

　　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Q正传》以前，阿Q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Q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Q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
　　仔细分析起来，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