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过去渐进式的改革开放的做法虽然谱写了一曲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凯歌,让人口庞大的中国社会在“农民工进城”和“外资引进”的有机结合过程中,发挥出了史无前例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中国大众靠这种社会财富不断积累的方式,基本摆脱了其温饱不足的贫困状态。
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强国政策,却留下了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之间发展水平的失衡以及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劳资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等“不和谐”问题。
因此,现在通过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来增加落后地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就是对以往“不和谐”的增长方式所作的一种制度修正,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所作的一种“结构调整”。
第二,配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定就是为了改变过去区域发展“同质化”的问题。危机前,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当地就业、增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税收来源,不顾当地的资源条件、比较优势和长期发展所需要的可持续的投资环境,争先恐后地招商引资,或“透支”自己的偿付能力大搞“形象工程”。
结果,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价值的生产方式中所隐藏的问题和收入分配扭曲的问题被严重低估了。危机后,这类问题又以新一轮“同质化”的“铁公基”项目的投资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地方债”膨胀的形式出现了。
为了摆脱长期以来这种“好大喜功”的低效率投资行为,充分调动各地经济发展的活力,中央政府要兼顾各地的区域优势特征,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各地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并相应推出有利于产业集群、城市集群的优惠政策,从而提高中国社会整体抵御内外冲击的能力。
第三,过去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思想很严重,全局发展的意识淡薄,结果,造成各地政府竞相比拼,国内生产总值虽然给搞上去了,但重复建设所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十分严重。
现在,大力推行“区域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形成国内有效的“合作与分工”机制,从而降低不必要的“同质化”生产和“重复建设”带来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
为此,对地方政府行政绩效的考核就要从过去单纯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考核改变成对同一个区域内人均收入的差距、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类经济和谐发展“质量”指标的考核。
小城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