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为什么规定本朝永不加赋呢？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指的是清朝对税收制度的调整，主要包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以及耗羡归公三大部分。我个人观点，税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上的调整，实际上这和清朝经济结构有关，同时也涉及到了清初的经济政策。

清初由于战争导致民生凋敝，所以在国内基本稳定之后，康熙朝的重点工作就是恢复社会经济生产，提高生产力。只不过，清朝和之前的难兄难弟一样，都是农业帝国，所以农业发展就成了清帝国的重要工作。

康熙亲政后，为了提高生产力、调动老百姓劳动积极性，不仅鼓励老百姓开垦荒地以及抛荒的无主地，还将没收的前朝王庄官田退还给老百姓耕种，也就是更名田，老百姓有了土地，自然就有了劳动积极性。

再者，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清帝国还废除了明朝的依附农制度。依附农即农奴，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奴隶买卖，一个是农民投充到勋贵、大户名下，以躲避赋税。这两个来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生产资料的转移以及建立人身依附关系。所以，明朝勋贵以及士绅普遍都有大量的农奴，史书里甚至有僮仆数千这种说法，同时，由于奴隶主和农奴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奴变。

清朝入关后平定了奴变，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以及增加朝廷财政收入，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禁止大户采买农奴以及大户同农民建立人身依附关系，并且推行改仆为佃，使之成为佃农。所以，清朝历史档案中，对于农民反抗的描述，就从明朝的恶奴、奴弑其主变为奸民、顽佃了。所以，不论怎么说，这都是清朝的进步。

这也是清帝国早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引出了后面的一系列政策。

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应该放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丁税，即人头税，历朝历代为了稳定税源就必须要控制人口流动，毕竟是农业国家，所以收人头税就成了控制人口流动的方法。

但是，丁税的收取因为按人头算，所以地主阶级负担小，而农民负担则变大，因为地主阶级家大业大，不在乎那点人头税，而农民收入本来就不高，再收人头税只能激化社会矛盾。所以摊丁入亩就是通过把丁税摊入田赋并将其固定，废除了人头税，缓解了老百姓的经济压力。而且，废除人头税也等于放开了人口流动，老百姓可以自由迁徙，客观上促进了工商也的发展。

官绅一体纳粮就是废除勋贵士绅不纳税不纳粮的特权，使之和农民一样缴税。这其实就是打击土地兼并的手段，因为土地兼并之所以会激化社会矛盾、酿成农民反抗的原因就是历朝历代勋贵、士绅都有不纳税的特权，反而穷鬼却需要负担高额赋税。

而清朝则不一样，官绅一体纳粮以及摊丁入亩表示清帝国只向土地要税，谁家地多就多收税，谁家地少就少收税，没地的还不用收税，虽然清朝佃农一户可以耕种多达40亩的耕地。

耗羡归公则是把火耗从老百姓身上转移到国家，火耗是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而且火耗其实是官员敛财的工具，因为自明朝开始官员俸禄低，所以火耗也是官员弥补俸禄不足的工具。另外火耗没有定额，完全按照地方官心情、品德决定，当然历朝历代都有不收火耗的清官，但是也有征收高额火耗的贪官，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而且，火耗还成为贪官孝敬长官、贿赂上级的工具，所以火耗导致老百姓负担巨大，丰年还算好点，但是荒年绝对导致民变。所以，耗羡归公是清帝国放弃把火耗转移到老百姓头上，改由帝国负担。同时，为了防止官员搜刮民脂民膏，清帝国给官员涨工资，也就是养廉银，毕竟不能指望个人的道德素养。

同时，清帝国田赋还非常低，只在2%到4%这一区间。而且，清帝国还非常重视民生张目工程，比如治理河患、兴修水利，以保障民生。更何况，清帝国还有一套完善的备荒救灾制度。所以，清帝国这一系列政策提高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缓解了社会矛盾，帝国财政收入还大幅增加。

我们可以引用民国初年一位云南农民对清帝国税收的评价：

清代田赋，征率极轻，名虽本诸古代什一之征，实则不及百分之五。全国田赋征率，在比较上，三江、两湖较重，若西南各省，实只征至二十分之一也。云南田赋更轻而又轻，吾家有田十亩，年仅纳一两二三钱银，尚是包括一切附征款项及平色票费种种陋规在内。与今之征实、征购、征借等项合并其数而相较，实有霄壤之殊。

所以，这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同时，这也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因为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能吃饱穿暖，也就是温饱，所以老百姓能温饱就已经算是盛世了。

可是，清帝国的盛世，老百姓也不仅仅是温饱了。康乾盛世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新的奢侈标准，甚至很多穷省家家户户都有余粮，生活也能得到保障。否则，清帝国怎么会出现古典时代唯一一次人口爆炸。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清帝国被推崇的一个原因之一。

因为保护百姓的利益。康熙知道得民心者的天下，很多国家灭亡都是倒在了坑害百姓上，所以康熙为了民心就下了这个规定。

因为人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赋税是人民的负担，所以永不加赋会使人民感谢朝廷。

秦汉，隋唐，明清。这六朝都是后承前制，制度大体相同而有所沿革。康熙朝为何永不加赋，和明代以来的经济制度有关。朱元璋洪武十四年定制，清查天下土地人口，分别修造人口登记册——黄册，土地登记册——鱼鳞册作为税收依据，此后每十年重新清查并更新数据。然而实际执行上，除去江南发达地区，黄河流域土地多变区（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山陕间黄河河道多变），全国多数地方没有执行簿册制度，官员们随意填写数字上去，簿册与实情完全不符。至清朝仍然延续两册制度，但虚报现象更加严重，难以准确统计，且明清两朝土地垦荒颇多，新增土地时常不能按时按例上税，有数年至十年的空档期，簿册制度名存实亡，有更立新制的必要。
再者，明代税收名目非常多，起初因边关战事、养马等临时新增税目，但之后这些税目就变为常驻的正税，名目繁多而负担很重。从康熙朝永不加赋固定丁银，雍正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到乾隆革除马头税，都是为了集中赋税权，简化税目，减少地方官员操作的空间，实则是中央集权的经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