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们对于清朝，依然总怀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心态，一面是拖着大辫子的清宫戏的流行，让人发出“1644年，满族人攻入北京，从而促进了中国电视剧事业的繁荣”的感叹，另一巧消方面，丧权辱国的历史，从我们小学的时候就不断的被提及，不断的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来说，清朝实在是一个很难回避又无法做出评判的朝代，耻辱和光荣交织于200多年的历史，文明和野蛮也在封建社会的落日余辉里发出强烈的碰撞，因为清朝的缘故，岳飞不再是民族英雄，因为清朝的缘故，扬州十日的血与嘉定三屠的泪化为史册的尘烟，因为清朝的缘故，许多曾经被辱骂或者被赞扬的人，许多或者屈辱或者光荣的往事，都至今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鲁迅曾叹息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忘的民族，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民族从来不缺少记忆，也从来不缺少从记忆中寻求往日光荣的闲情，我们所缺少的恰恰是面对记忆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是逃避还是勇敢的选择，这是一个比生存和死亡更加重要的问题。
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曾经如此嘲讽过资产阶级革命者“驱逐鞑掳，恢复中华”的口号。他把这一思想定位为“狭隘的民族正统论”。以至于让我不得不怀疑这位所谓“文化名人”的智商，孙中山们究竟是在驱逐什么？难道仅仅是一个“非正统”的民族？并不是革命者们用民族正统论取代了封建正统论，而恰恰是余秋雨先生偷换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也正是在这位“文化精英”的表率作用下，今天所谓的“清粉”们总是以“狭隘民族主义”作为扣向对手的帽子，而这却恰恰印证了清朝在文化上的最大失误之处----极端的狭隘与绝对的无知。一个腐朽的朝代灭亡了，然而不幸的是，这个腐朽朝代尸体上的脓汁却依然流毒一样的扩散在华夏大地的深处，在最近的一百年里，通过一次又一次极端化的运动，深刻而痛苦的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进程。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也反对极端的大汉族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步入文明社会的民族，其首要的表现正是文化上的包容性。法兰西民族的英雄拿破伦是科西嘉人，奠定了今天俄罗斯民族版图的叶卡特琳娜女皇是德国人，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得到本国人的尊重，当今天某些人炒做着所谓“朱元璋是回族”的无聊新闻时，我们更不得不哑然失笑，评判一个统治者甚至一个统治阶级的最重要方面，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民族，而在于他们是否代表本国家大多数人的主体利益，这个标准是不以阶级和时代而改变的。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对于清朝的质疑，也并非是因为过去的历史和屠杀的血泊，更在于一个不变的真理：如果一个民族始终没有勇气和理智的心态去正确的评判自己曾经屈辱的历史，那么同样的屈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华夏大地上演。同样的道理，对于清朝的评判，并非是非要是争几家民族的短长，更在于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中华民族----这个曾经的世界上最具有创造力和智慧的民族，会在17世纪以后漫长的近三百年时间里，在思想文化和自然科学领域处于全面的停滞状态，是一种怎样的力量象铁锁一样牢牢禁锢住了这个民族蓬勃的生命力。以至于这个曾经世界上科技和文化最为发达的文明在19世纪以后沦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命运上。我们可以承认明朝所存在的种种腐败黑暗的情景，我们也可以接受明朝必然灭亡的事实，但是既然中华民族早有“民贵君轻”的道谈明理，那么比一个王朝兴衰更为重要的事，是一个民族创造精神的缺失。在历史已经进入新科技时代的今天，如果那些制约中华民族思想进步的因素依然存在，那么对于我们的国家甚至中华文明来说，其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清朝，他是怎样改变了中国。
按照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念来说，衡量一个文明进步的标尺，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准和文明的成就。按照这个标尺来衡量的话，前者清朝，特别是鼎盛时期的清朝，其成果是完全的合格的。然而在后者上，清朝却是完全的不合格，我们甚至可以说，清朝正是以牺牲了后者的方式，换取了前者的昙花一现。康乾盛世荣光的阴影下，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机会的缺失。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发出了反儒家的口号，即反对儒家保守固执的思想。这种极端的反传统文明的行为，固然促成了中华民族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却也孝侍知恰恰造就了国人精神上的迷航状态，以至于我们对于“什么是儒家”。甚至“什么是中华文明”，都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型认识。我们简单的把清朝中期以后丧权辱国的原由，归纳为中华儒家文明里保守和夜郎自大的思想，归纳为封建制度的禁锢，以至于让国人有了“清朝是在为历史还债”的误解，更使得某些同情甚至赞扬清朝的观点深入人心。我们恰恰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内容，所谓的儒家思想，所谓的中华文明，在进入清朝以后，从内容到本质都发生了严重的变异。大量的带有进步思想和创造思想的儒家理念被彻底的废除，而儒家里关于忠君与专制的思想内容被严重的扩大化，这种变形的儒家文明使清朝享受到了一举两得的功效，一方面以标榜儒家的旗帜，换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认同，另一方面，又以变形的儒家思想的内核，令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奴性思想从此深入人心，至今依然涌动在部分人的血液里。清朝对于中华的统治，恰似今天市场经济大潮里，一位农民将一坐现代化的工厂改造成为一个传统的集体农庄，也许他可以凭借家长式的管理和粗放的耕种方式取得农业的丰收，却无情扼杀了这个工厂无限的科技前途。
综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另类而有趣的现象，首先一点就是：国家政权的专制程度与国家文明的发展程度是成反比的，同样的一点，国家文明的进步程度与国家文明的开放程度也是成反比的。中国对外开放的极盛时期，当在于唐，宋，元三朝，这三朝也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时代，无论是思想的进步性还是文化科技的成就，都是远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因此当时的中国有足够的勇气，也有足够的魄力来打开自己的国门。同样的一点，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程度，再这三朝是相对比较宽松的时期。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事情，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包容思想，无论是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外来的文明总会为中华文明所吸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里的一个支流，这样的过程是与中华民族政治历史上一次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相一致的。因此中国从没有发生过类似伊斯兰教那样，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导致种族屠杀的惨剧。因此中华民族在每一次民族大融合之后，都会迎来一次辉煌的黄金时代。唐朝和元朝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些有趣的现象正是在到了清朝以后发生了改变，在满清经过了20多年的统一战争，终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以后，中国并没有象历史发展里固有的规律那样，迎来一个思想与文化的高度繁荣期，相反，新的思想与文明仿佛是盐碱地角落里的枯草，倔强而微弱的挣扎着。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残酷的文字狱造成了一幕又一幕屠杀的悲剧，乾嘉学派的虚假繁荣掩盖了创造力极端缺乏的事实，儒家文明包容性的负面后果，在于中华文明吸收了大量满族人狭隘，保守甚至奴性思想的落后基因，清朝大一统的局面延续了不到300年，而那些落后的思维却至今影响着我们。于是在最近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大明王朝》里，我们见到了一幕让人哑然失笑的情景，太监称呼明朝皇帝为“主子”，大臣口称自己为“奴才”，这些属于满洲人的，带有严重落后思想的词汇，被导演人为的移植到了明朝身上，这种对于历史的歪曲，其根源正在于满清统治的流毒，使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也发生了严重的变异。这些细枝末节的情景足够成为映衬清朝文化的一面镜子，还是让我们用客观的眼光，去重新审视满洲人入主中国的近三百年里，中华文明发生了哪些基因的变异吧。
说到满清，我们不得不重新提一下之前的朝代----明朝。
在世人的眼里，明朝是一个极端黑暗又极端腐败的朝代，在历史学家的评点中，明朝几乎是封建制度所有弊端的极大成者。明朝以前的各个封建朝代，纵然也出现过种种的黑暗与丑恶，但是将所有的封建制度的弊病集中在一个朝代的，也只有明朝一家。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上，封建制度也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条件相适应，并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不断调整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汉朝起，最长不过400年左右，最短则只有几十年，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封建经济的特点---正因为古代中国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和快速发展，从而催化了封建经济内部固有的矛盾，带来封建生产关系的重新整合和调整。在政治上，这就表现为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及朝代的灭亡，当有些人羡慕国外的封建王朝可以屹立数百年不倒的时候，他们恰恰忽略了这正是这些国家生产力发展缓慢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明朝历史上出现的种种腐败和黑暗来全盘的否定明朝，既而抬高清朝，是一种不科学也是对于历史极端不负责任的说法。我国历史学家曾把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定义为一个马鞍形状的结构---即从唐到宋，到达第一个高峰时期，在南宋至元的时期慢慢下滑，从明朝初期开始回升，到明朝中期达到又一个高峰。而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状况也带来了明朝社会结构和统治阶层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固然带来了对于国家的伤害，但从另一个侧面说，这恰恰是一种新制度的开始。
明朝几乎集中了所有封建社会的弊病，从政治腐败，到太监专权，再到奸臣当道，从强化的特务统治，再到严酷的思想禁锢。但是对比一下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状况，我们却发现了种种的相似性，首先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新型生产关系地位的不断提高。明朝的江南以及华南地区，新型的手工工场已经在国民经济里占有了重要地位，福建和广东的外贸经济，在国家收入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而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海商力量，则在明朝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的经济形式和封建统治制度的冲撞日益激烈，这样的发展情形，和16，17世纪的西方世界是基本同步，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从历史发展的自然脉络看，随着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以及封建制度的日益腐化，新型的商人政治力量也必定将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明朝，经历着一个历史重要的转折时期----新生产关系与旧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冲撞，同时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弊病也日益暴露，土地兼并问题日益集中，封建制度的没落和新生产关系的蓬勃发展正是一个同步的过程。明朝并非是灭亡于满清，而恰恰是灭亡于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封建经济的破产才是首要的原因。与新经济模式相对应的是，正是明朝新思想和新学术观念的兴起，对比同时代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明朝也诞生了同样的人文主义思潮。李卓吾的“童心”说，代表的正是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而冯梦龙和凌蒙初的小说《三言二拍》，则充满了对于新兴商人阶层的讴歌，以及对于爱情自由的渴望。戏曲中的《牡丹亭》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集大成者。明朝在思想界和文学界都诞生了一系列的体现新兴阶层的思想成果和文化成果，即使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这一切也是毫不逊色的。一方面是科举上的愚民政策，另一方面却是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严重分化。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把科举当做唯一的道路，而从令一个角度说，明朝中后期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而这一时期的百家争鸣，已不单单集中在思想领域，而是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孟子学说中“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在这一时期被发扬光大，以黄宗羲，顾炎午，王夫之为代表的新思想家，已经开始思考封建专制的罪恶和改变制度的出路。另一方面，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为后世的地方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中华文明在这一时期又一次体现出了它的包容性，西方科技不但没有遭到蛮横的排斥，反而被积极的吸收与利用，新的士大夫阶层积极的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中国的近代科学奠定了雏形。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着黑暗，但是又同样充满着活力。一个近代国家革命前所具备的所有要素：新经济模式的诞生，新思想的传播，新文化观念的诞生，百家争鸣的社会风气。这一切的要素在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的中国都曾被充分的酝酿并渐渐的成熟。极端的专制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正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在这一时代里，中国正按照一个正常西方国家的发展脉络，渐渐的向近代国家演变并发展。这本是中华民族腾飞的大好机会，更是中国文明发展所面对的又一个瓶颈时期。然而这样一种理想的局面，却被一个蛮族的入侵所打破，这个蛮族就是满清。
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蛮族入侵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所面临的必然问题。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曾饱受蛮族入侵之苦。但是由于东西方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所以对照而言，西方从蛮族入侵中得到的更多是发展的实惠，而东方则是遭到了文明的严重破坏和发展的停滞不前。西方历史上两次大的灾难性的蛮族入侵----匈奴入侵和蒙古入侵。前者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奴隶制度，促使欧洲向封建制度转变，后者则沉重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并促成了东方科技的传播，为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埋下了伏笔。在先天的发展条件上，欧洲文明远远落后于东方文明，无论是科技，思想还是文化，都要比同时代的中国落后至少四百年。当祖冲之成功推算出圆周率的时候，欧洲人却还不知数学为何物。当中国人把丝绸当成重要产业的时候，欧洲的东罗马皇帝却曾天真的以为蚕丝是长在树上的。当张仲景在汉朝就写出了《伤寒杂病论》时，一千年后的欧洲却受苦于黑死病，几乎死掉了一半以上的人口。当今天的西方人口口声声的自称文明与进步时，他们不知道是否忘记了，自己在蒙昧和无知中徘徊的历史曾长达千年。但是欧洲文明也有其发展的便利条件---即远离游牧民族的活动中心，有一个充分的自由发展的环境。而这正是东方文明所面临的最大文化挑战。三千多年以来，一个又一个的游牧部落如攀登高山的群狼一样，前仆后继向着中原的文明中心进发，使得东方文明在每一次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都遭到短暂的重创。五胡乱华结束的西晋的中兴，蒙古南侵终结了宋朝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相比之下，东方所面临的任何一次游牧民族的入侵，都远没有满清入侵来得更猛烈，东方文明在任何一次游牧入侵中遭到的文明打击，也远没有满清人的破坏力更强。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满清人的入侵使儒家文明遭到了一次痛苦的阉割过程，其中的糟粕到今天仍然为祸无穷。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说过，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性，也因为这种包容性，中华文明可以在历次浩劫中生存下来，同样是因为这种包容性，中华文明充分吸纳了游牧民族中存在的优良基因，使每次经受过浩劫的中国王朝，都在浴火重生以后达到又一次凤凰涅盘的辉煌。唐王朝的统治者至少有一半鲜卑族的血统，而唐朝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是之前的鲜卑族统治者在充分接受汉化以后制定下来的。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虽然执行严酷的种族制度，但是他们在文化上的精神是开放性的，也正因为蒙古人的开放，中国的科技和文化思想在元朝得到了茁壮的成长，并诞生了一系列充满创造力的科技成果，使后世的明朝也因此收益无穷。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海图就是元朝时期留下来的。而明朝的造船，火炮制造，冶炼等技术，也是在充分享受元朝科技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元朝在江南奠定了商品经济模式的基础，使新经济力量在明朝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这一切都是满清所没有作到的。今天的一系列反映清朝初期的影视作品，都把满清接手后的明朝说成是一个烂摊子，似乎满清能治理好，那是天大的功德。这恰恰是一个偷换概念的说法。几年前，电视剧《康熙王朝》火遍华夏大地，主题歌《向天再借五百年》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时尚最爱，于我而言，这却是一种让人发寒的悲哀。经过了那么多次的浩劫，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依然不能审视落后的原因呢。艺术上的美化轻易的迷住了国人的眼睛，我们不敢想象，如果康熙真的再活五百年，我们这个国家会沦落成一种怎样的人人宰割的情形，怕是与非洲的土著部落无异了。满清当然接受了汉化，也接受了汉文明的思想，这与任何一个游牧民族都是一致的，否则他们无法长久的在中原生存下去，只会象五胡乱华时期的羯族一样被屠杀干净，或者象坚持种族制度的蒙古人一样被打回老家去。但是满清人对于汉文明的接收，是有选择并主观性的，他们一方面需要汉文明来统治这广阔的土地，另一方面，他们从骨子里是自卑的，他们极端的恐惧汉人的创造力和智慧，因此拼命的压制新思想和新的文化成果。而这恰恰是对中华文明的毁灭性破坏。一方面是形式上的继承了儒家思想，却拼命的夸大儒家思想中关于忠君的教条，是儒家彻底变异成一种赤裸裸的奴性思想。重认同和教条，忽视创造，忽视思考，于是所谓的乾嘉学派们只围绕着义理，考据，辞章这些形式问题翻来覆去的研究，新思想被彻底扼杀在了萌芽之中。今天许多研究满清的历史学家把王夫之等人定义为清朝人，以图证明满清思想文化的先进成果，可遗憾的是，他们毕竟继承的是明朝时期的思想，更何况在清朝，这些萌芽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遭到了残酷的扼杀。
当然，思想的禁锢是要以经济基础做保证的，否则生硬的镇压只会带来激烈的反抗。而与满清思想禁锢相对应的一点，就是明朝末期的商品经济体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满清坚持愚昧的海禁政策，东南沿海的商人阶层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新的士大夫阶层则在满清南下时期被屠杀的干净。清朝初期，全国人口只有两千多万，而在明朝末期，中国人口已经在七千万左右，大规模的屠杀与征服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倒退。新的经济力量和经济观念自然是无从谈起了。而正是这样的破坏给满清带来了一个便利条件---即处于奴隶制的他们可以轻松的完成向封建制度的转变，在一个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全保守性的封建制帝国。满清以中国经济和文化倒退数百年为代价，换取了康乾盛世的虚假繁荣，这样的情景与20世纪时期，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倒行逆施颇为相似，即完全的摧毁现代文明，重建一个农业制的国家，唯一的区别是满清采取的政策更为循序渐进，不似波尔布特那个大魔头那样如此的极端化。这样的结果是，表面上封建制生产关系得到了调和与发展，事实上却是饮鸩止渴，堵住了中国走向近代国家的出路。在一个经济被摧残的严重破败的国家，推行重农政策与高度的文化专制相结合的方式，任何人都明白这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样的打击。
与思想禁锢相对照的，就是文字狱的推行。
许多历史学家在谈到文字狱的时候，总拿出朱元璋时期的文字狱来为满清辩护，以证明文字狱并非满清首创，但是可悲的是，明朝有历史记录的文字狱，仅仅只集中在朱元璋时期，起因仅仅是因为朱元璋怀疑做诗者对他有嘲讽，而这样的案例并不见于明朝正史记录，只是乡间的传说比较多而已。退一步说，明朝的文字狱纵然确有其事，其性质也与满清有本质的区别，满清的文字狱本质上是一种民族的压迫和文化的破坏，明朝没有焚书，更没有如满清办理《明史案》一样，去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行动。明朝允许西方科技传播，允许《牡丹亭》上演，允许东南书院的结社和请愿，允许李卓吾去书院教授他的“童心说。”明朝对待知识阶层和文官阶层的态度是宽容的。对待外来科技和思想传播的态度也是兼容并包的。而满清却严重的排斥新思想和新学说。我们可以从满清几次有记载的文字狱中去探索满清的罪恶。雍正四年，礼部主事查嗣庭主持江西乡试，以诗经“维民所止”四字为题，被认为“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的头，以大不敬罪被处死。这样的罪名和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中国其他任何历史中，都是找不出第二件的。如果连提笔写字都要这样的胆战心惊，那么这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又有多少进步可言。望文生义的曲解与杀戮使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于是远离于社会现实，埋头于考据和辞章中去，思想文化的发展几乎窒息。而与这一系列相对照的，则是封建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满清皇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苦最累的皇帝，因为他们集中的权力太大，凡事事必躬亲，所以满清的皇帝也多被认为是最勤政的。军机处在满清仅仅是一个摆设，皇帝集大权于一身，乾刚独断。现在许多电视剧也正在吹捧满清皇帝的“辛苦”。但是事实上，这种所谓的辛苦又给国家带来了什么呢？明朝的内阁制度，已经很大程度上接近了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雏形，满清的军机处制度却只能算是历史的倒退，就是那个被二月河吹捧为“人间万苦人最苦”的雍正皇帝，在处理查嗣庭案件的时候表现出了如此的低能和弱智，这样的人集大权与一身，又怎能推动国家的进步呢？各种文学作品里对乾隆做了大量的美化，这个十全老人俨然成了中国古典戏曲里的翩翩才子，但是事实上，金庸笔下那个冷酷，狡诈的皇帝，才是乾隆的真实形象，乾隆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愚昧却又最虚假繁荣的时期，国家的经济被挥霍干净，近代文明被盲目的排斥，唯一可以称道的或许只有“文化宣传”了，各种美化的记录和民间传说，与当时国家的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今天的人们还心存误解。
满清当然是中国的朝代，满族当然是中国的满族，我不同意把满清的南下看成是一场外国的入侵，因为在明朝开始，东北三省就已经是中国领土，努尔哈赤所谓的七大恨起并，与唐朝时期的安禄山叛乱，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地方对于中央的叛乱。然而今天的人们对于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清开国皇帝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美化。这个曾经遭受蒙古人奴役与压迫，被明朝解放并拥有了家园的民族，在经过了二百多年发展后，反而以怨抱德，饿狼一般的咬向自己的恩人。这样的不齿行为，居然被后世渲染成了反对民族压迫云云，实在就是一种很无耻的观点。而这个从奴隶社会快速演变成封建社会的地方割据政权，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极大的继承了祖辈的野蛮性和破坏性。皇太极的历次南侵，疯狂的屠杀和抢掠，几与强盗无异，而在朱苏进的笔下，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却成了中国千年一遇的有道圣君。正是因为对于这些前提的忽略，造成了我们对于满清王朝的种种曲解。首先一点，儒家思想在满清末年表现出来的盲目排外以及保守落后的情景，并非是儒家思想的原本，而是满清将儒家思想改造的结果，用盲目的排外来取代汉人心中的民族仇恨，又以盲目的杀戮来毁灭汉人血液中的创造力。从多尔衮入主北京的第一天起，中国社会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原本生机勃勃，具有近代国家雏形的政权被彻底摧毁干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农业制封建帝国。从顺治登基到鸦片战争开始前，中国没有产生任何的新思想，新文化观念，中国更没有诞生任何一项可以与前朝想媲美的自然科学成就，相反，从满清开始，外来先进文化的传入不再被我们吸入骨髓，反而成为了流离于主流思想以外的浮游体。从满清灭亡到今天的近一百年间，满清造成的中国文化的盲目排外以及极端的奴化思想，依然在一些人和一些社会阶层中存在着。盲目的跟从与盲目的对于领袖的迷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出又一出的悲剧，也造成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当我们的国家不止一次把创新作为口号，去唤醒国人的创造精神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这一切曾经属于我们，这一切曾被历史的倒退所斩断，而这一切今天又重新生计勃勃。从明朝到满清，再到现代社会，中国其实经历了长达三百年的弯路，又重新走到了一个起点。
前段时间，有篇文章在互联网上分外流行，题目叫《我们该从满清灭亡里学到一些什么》，而于我看来，满清的灭亡固然值得借鉴，但是满清的繁荣也同样值得反思，牺牲历史前进动力所换取的虚假繁荣，也必定最终将为历史所淘汰。争论满清是否正统或者争论满清是不是侵略者，这都没有意义，满清入主中国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自然更迭，但是自然更迭的过程里，不自然的变革却扼杀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直到今天，包括写下这个文章的笔者本人，包括读到我这个文章的朋友们，我可以很负责的说，我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满清奴性政策留给我们的余毒，并且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要进步，不仅仅是要记住历史，抛弃历史也是必然要做到的。
一句话 汉人就是汉人，蛮人就是蛮人，御激扰即使他们征服了中原，也不能说明他们比汉人牛铅宏B，满清统镇旦治为什么这样，跟他们的民族政策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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