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才不遇的古人

　　最怀才不遇的文人 多情诗人李商隐和“牛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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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一首不经意的《锦瑟》诗，近乎无题，却给后世的人们带来无穷的借题发挥的想象空间。

　　如果仅把李商隐当作一个多情善感的诗人来看的话，依我之见那是对李商隐的一种误读，李商隐固然生于晚唐社会的动荡年代，从其一生来看，短短46年的生命竟跨越了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代帝王，可见时局变化之纷繁复杂，而其壮年之时也恰深处于晚唐社会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的政治背景之中，但是，从历史的规律来看，乱世出英雄，深潭藏蛟龙，此时又何尝不是胸怀抱负，志存高远的男儿们建功立业，一展宏图的历史机遇？据说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年轻时为了避开五代十国在北方的战乱，曾一度逃到江南，其后遇到一位洞悉世事的高僧，高僧点化他说：好男儿应当知难而上，江南繁华地固然富庶安逸，但是难以成就帝王之业，中原地区虽战乱频仍，但正是奇男子谋取霸业之所在，看你长的龙行虎步，鼻直口阔，何不投奔枭雄，成就霸业呢？赵匡胤深以为然，果然开基建制，铸就大宋江山，此为后话。

　　表面来看，李商隐生不逢时，朝廷上下，朋党为奸，政治环境可谓恶劣，从另一角度而言，又生当其时，太平盛世又何需经天纬地之才呢？事实上，李商隐也并非专事缠绵悱恻的花间诗词的高手，在他16岁时，便以《才论》和《圣论》两篇文章声名鹊起，并颇受当时文坛领袖，朝廷重臣令狐楚的赏识，从而中进士，入政坛，崭露头角，其《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一诗更是以高屋建瓴的角度客观描述了唐王朝从创立到唐文宗的全部社会历史，是晚唐社会首屈一指的政论长诗，由此观之，李商隐的仕途前程可谓是一片看好啊！

　　“牛李党争”是晚唐社会无法挥去的一抹乌云，和北宋末年的变法派和保守派，明朝末年的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党争一样，颇受史家微词和诟病，以牛僧儒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政治派别，在晚唐本来就区促和逼仄的政治空间中，更是刀光剑影，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直杀的天昏地暗，不可开交，直至江山崩塌，社稷倾覆。锋芒初显的少年李商隐在晚唐政坛中初试身手便掉进了这个巨大的政治漩涡，迎接他的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繁花似锦，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美好前程，却是一个始料未及的身不由己，命运多舛的坎坷历程。

　　公元837年，也就是李商隐进士及第的那一年，他的恩人令狐楚溘然离世，失去依靠的李商隐离开令狐家族投奔至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麾下，并娶其女为妻，从表面上来看，在当时牛李党争还远没有发展到极致的背景之下，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反而会大大增加李商隐的政治资本和人脉资源，但是，后来事态发展的曲折和轮回却是让人始料未及的，令狐家族逐渐发展成为牛党的中坚势力，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这位李商隐多年的好友高居唐宣宗的宰相一职，而王茂元则发展成为李党一派，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并努力保持独立立场的诗人而言（此乃大多数艺术家的天性），李商隐并无门户和党派的偏见，却不得不背负着令狐家族骂他“忘恩负义”的罪名同时又要承受和应付着李党一派的百般拉拢，其内心的苦状可想而知，虽然，诗人曾努力的修补他与令狐家族的关系，正如他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的秋天寄给令狐绹的一首诗中所云：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诗中诗人贴切的将两人的关系比作嵩山的云（诗人闲居在洛阳）和秦地的树（令狐绹在长安高居右司郎中），彼此已经久久的隔膜了，我千里迢迢的收到你寄来的书信，莫要问我这位梁园的旧客近况如何，我就像茂陵秋雨中一脸病容的司马相如一样。诗人曾是令狐家的旧客，在此用梁园和司马相如的典故表达，可谓是情真意切，发自肺腑。我一直都在揣测着令狐绹看到这封信时的感受，但是，我没有看到令狐绹给他的回信，也不知是否给他回了信，但更大的可能是：没有回信，对于大多数政治家而言，“敏于行而纳于言”是一条金科玉律。

　　对于深处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我们而言，李商隐守着如此多的权力和人脉上的资源竟还沦落到潦倒的地步，实在令人不解，如果历史可以大胆假设的话，我们不妨替李商隐安排一下他的政治选择，一、当时如果他能义无返顾的投奔牛党，与令狐家族一脉相承，势必稳居高位，权力显赫，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他就要昧着良心看着令狐绹们将他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李德裕一贬再贬，直至贬死于海南任上，他能做得到吗？二、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李商隐事实上倾向于李党，但有点三心二意），完全投奔至李党的麾下，那么他不但要背负沉重的“忘恩负义”的十字架，同时要随时准备着在李党得势后对牛党人士进行毫不手软的大张挞伐，他又能做得到吗？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假设，假如李商隐采取骑墙的政治策略呢？这可是一个高明的“不倒翁”的策略，他完全可以继续成为“牛党”宰相的至交和故友，也同时不影响他成为“李党”封疆大吏的乘龙快婿，这样，无论牛党还是李党上台执政，他都可以稳坐“钓鱼台”，居“庙堂”之高，而不是贬“江湖”之远，他又能做得到吗？但是，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而理想主义的诗人们也终究是为理想主义而存在着的，不如此，怎能会有如此多的打动千万人的动人篇章留存后世呢？李商隐终究选择了一条独立的，自我负责的，也是自我救赎的但是布满了荆棘和坎坷的道路，他在如火如荼的党争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理性和超然的立场，并不因感情上的亲疏、远近和好恶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李商隐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逼离开了朝廷，远离了京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寄人篱下的幕僚生活，其困境和情状或许只有200年后北宋末年的苏轼能与之“媲美”，苏轼虽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但是私交甚笃，因此，王安石在台上时，苏轼因攻击新法而被一贬再贬，而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不满司马光的教条和武断，依旧被一贬再贬。

　　后世大多数的人们都将李商隐的《锦瑟》诗归列为一首寓意深刻，缠绵悱恻的并充满神秘色彩的爱情诗，而一些考据学家们从浩繁的古纸堆里更是发掘出李商隐彼时彼刻所遭遇的感情纠葛以资证明云云，而我更愿意认为它是一首政治寓言诗，一首表达了诗人“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的《哭李商隐》）的怅惘和对波谲云诡的政治规则的困惑和迷惘。而我更认为，这种困惑和迷惘并不是李商隐所独有的，而是中国几千年政治生态中士大夫们所普遍拥有的状态，何妨命名为“李商隐困境”？

　　公元2004年至公元2005年，一场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

　　似乎以当事一人的锒铛入狱和主流经济学家的缄默不语有了终结，虽然这种争论还远远不能称得上是“党争”，充其量只能算是类似于西汉初的“盐铁论”之辩，属具体的政策路线之争，但是在这场眼花缭乱的纷争之中，网络媒体的其势汹汹，主流媒体的言之凿凿，正方反方的轮番上阵，粉墨登场，还着实谋杀了记者们不少的菲林和网友们不少的宝贵时间，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有其公论，也远非此文所能探究得了，而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也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其中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论争中所普遍遭遇的“李商隐困境”，这是深处于一个庞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困境”，

　　因为他们日渐处于一个利益诱惑和社会阶层分化组合的大背景之中，处于一个钞票和鼠标无法得兼，庙堂和江湖无法得兼，所谓的主流民意和所谓的非主流民意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的背景之下，处于这个漩涡中心的他们必须为自己贴上适当的标签，可以是自愿贴上的，也可能是被动贴上的，但是无论如何，一旦贴上了标签，他们就具有了一种固定符号的意义，除非他们更愿意像李商隐那样享受自己的独立选择所带来的新的“困境”，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郎先生们所无法理解和体会到的，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至多只能算是这个巨大变革进程的旁观者，而不是身临其境的参与者。

　　当我们记住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以《无题》为名的缠绵诗句时，千万不要忘了他的“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趋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振聋发聩的警示之语，更不要忘了他在“无题”之下的诸多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或许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士大夫阶层所能给我们传承的最宝贵的现实遗产，那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有人说，中国几千年中，最懂爱情的当数李商隐，最懂女人的当数曹雪芹，其实，依我之见，真正懂得政治的并懂得“囚徒困境”的也非他二人莫属。（文/侯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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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A韩愈
怀才不遇写文学
B苏秦
悬梁刺股发愤
C董邵南
另寻高就发展
D.陶渊明
归隐田园乐悠悠
E
屈原
赴湘流
(跳河了)

我挺喜欢李商隐的好多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