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沿岸地带历史上就有九省通衡之称的是哪个城市?

武汉市

——九省通衢考
汉口有了居民以后，生齿日繁，开始出现商贸，形成市场。由于汉口面水临江，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商贸、金融、交通运输的事务就日益繁杂。于 是汉口一改其荒滩旧貌，交通和生活条件也就今非昔比，从而有可能接待一位皇帝。这就是朱厚熄，即嘉靖皇帝。原来明武宗朱厚照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驾崩，武宗虽贪图女色，却无子女。经内阁首辅杨廷和慈寿皇太后协商，议决由兴献王长子，武宗的亲叔伯弟弟——朱厚熄承接帝位。传说正德十六年三四月间，朱厚熄即从湖北钟样(其父兴献王就藩于钟样) 驾临汉口，四月二十二日即达京师，登基接位。
汉口由于恭迎了圣驾，留下不少胜迹。汉水人江的北岸出现了铭颂此次迎驾的地名，诸如接驾嘴、报驾巷、送驾墩等。而水乐时建的塞口寺，也被嘉靖皇帝御赐为回龙寺。后来由于水沟代远，改朝换代，这些地名就被谐音所转化。如接驾嘴转为集家嘴，报驾巷转为跑家巷(也有学者认为嘉靖皇帝未到过汉口，附志之)。
嘉靖皇帝从钟样而途次汉口，进北京继承大统，说明汉口交通方便，为华中联系京师的要道。故世人多称汉口、武汉乃至湖北为九省通衡。这九省通衙、天下之中的区位，给汉口和武汉市的发展奠定了优越的地理基础。
武汉地处华夏之中，距京师以及上海、南京、广州、西安、成都等均为2000多华里。在古代，陆路有驿道通西安、开封、北京以及湘、赣、粤，武汉至北京的驿站道长达2700华里。同时，武汉又处长江之中游，为长江、汉水交汇之所。长江、汉水又联结众多支流、湖泊，形成密布的水网。通过水路，从汉口很方便地可进入东、西、南、北诸省、县。谈到九省通衡，论者常提及张之洞在晚清时筹建夏口厅时向朝廷上奏，提出汉口为九省通衙。其实顺治间(1644—1661年)武汉地区学者熊伯龙早巳提出，汉口是“九省通衡之地”。 乾隆时修的《大清一统志》也指出“汉镇适当五达之衙”。范楷诸在《汉口丛谈》中多次论及汉口为“地当天下之中”、“七省要道”、“九省通衙”。
历史上汉口获得九省通畅的桂冠，主要是以水道计，当然也涉及陆路。九省者，或实指川、陕、黔、湘、赣、鄂、皖、豫、晋九省；或以九言其多，即与多省相通。其实，汉口与江、浙等省联系也很便捷。因此，以九言其多，可能更有概括力一些。
九省通衢的汉口通向各地的驿道不断发展。特别是清代，汉口已是驿道成网，四通八达了。当时，主要的驿道干线有7条：一是通往河南郑州的驿道，共经18驿，行程1160里；二是通往河南新野的驿道，共经12驿站，行程910里；三是通往安徽省城(今安庆)的驿道，共经13驿，行程860里；四是通往江西省城(今南昌)的驿道，共经15驿，行程910里，五是通往湖南省城(今长沙)的驿道，共经15驿，行程900里；六是通往湖南顺林的驿道，共经11驿，行程770里；七是通往四川省城(今成都市)的驿道，共经35驿，行程3300里。除上述7条主要驿道干线外，由武昌还可直抵京都(今北京)、盛京(今沈阳)、直隶(今保定)以及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会城市。
驿传系统也比前代更为庞大，更加完善。清代，仅江夏县就设有将台驿、东湖蜂、山坡驿和土桥站。汉阳县则设有蔡店驿、在城驿和掇口塘。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将台驿，仅此一驿就设马卯匹，配备各种船只64只，所役水手、排夫、兽医等人夫近千人。
江夏、汉阳两县的铺递也达到相当规模。两县共设有31铺，共有铺司20名、铺兵173名。由东、东南、北、西4个方向，可通往武昌、咸宁、黄冈、汉川、黄陂等县，铺递里程达1445里。
由于驿道四通八达，驿运系统日渐完善，驿递速度也明显加快，清代最快的驿递速度可达每日600里。由武汉送达各省会城市的公文，少则1天半，多则7天半，即可按时送达。当时，由今武昌到达今天的南昌，仅要37个小时。连到达今黑龙江境内，也只要116个小时，由于系昼夜兼行，只需4天半时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达到这样的传递速度是不容易的，就是拿今人的眼光看，这样的传递速度也不算慢。
驿道网络和驿运速度恰恰是古代陆路运输水平的综合反映。可见，当时的陆路运杨对于武汉城市经济的发展，已不仅仅是起着一种简单的沟通和辐射作用，而是在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一种显著的枢纽特色。
随着封建经济的勃兴，此一时期的商业性贩运也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明人李鼎说：“燕赵、秦晋、齐梁、江谁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颐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地处内地中心，兼得江汉之利的武汉，其商路所至，更是四通八达。
除长江沿线城镇的商业贩运必须以汉口为中转地外，当时的商路，往北已达到河南、山西、陕西以至张家口一带；往南则与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
由于陕南山区和鄂西北丘陵地带在明清时期得到较快的开发，唐以后一度停滞的汉水航运重新活跃起来，汉江航线经常作为赈灾的通道。康熙三十二年(1放3年)，因关中西安、凤翔等地发生饥荒，清廷命“将黎阳存仓米二十万石，由丹水运至商州(陕西商县)，转运西安，减果济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奉旨特免“湖北拔运豫省米石回空船料”。这些史实，说明当时的汉江航路比较畅通。因此，这条航线上的商业贩运也十分活跃。明隆庆五年(1571年)，张家口刚刚立市，市面上就出现了“买自江南”的绸缎布匹，“易之湖广”的皮毛等物。明代后期，今山西长治一带所产潞绸需用的蚕丝，就来ejtl、湖等地。清代，汉中一带商人常常大批收购生猪，然后用船运往襄阳、汉口等地销售。
洞庭湖水系沿岸与汉口的商业联系更为密切，粮米、竹木、矿产品多由汉口转运他地。雍正十年(1732年)，曾有一份谕旨说：“楚南地方产地既多，外来射利商贩，每于就近设炉锤炼，装船运赴湖北汉口发卖，或由汉口转运两江，递贩以致出洋，不得不立法查察，以防其渐。”
鄱阳湖水系沿岸与汉口的贸易往来也很频繁。在清代造纸中心江西，格户所用的造纸原料拘皮就出自湖广，由于需要量大，也由各地“商贩装运本府地方货卖”。
由于洞庭、鄱阳两大水系的畅通，汉口与两广地区也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清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便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遂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
远在鄂西的来凤县百福司，地处酉水上游，那里顺酉水入洹江，经洞庭人大江下汉口。保存下来的一块康熙年间的石碑，铭刻着当年汉口镇的经济辐射力到了这处土家集镇。总之，“九省通衙”、“四大名镇”之一，这就是对汉口镇当年经济辐射能力的高度概括，其影响和所辐射的地区早已超出湖北省的范围而遍及大半个中国。日本水野辛吉氏在晚清时出任汉口领事，曾这样评价汉口的地位：“汉口者为清国中一大市场，其位置后扬于江中流，上自四川、云南、贵州，下自安徽、江西、江苏各省，由湖南以通两广，由河南以达陕西、甘肃，四方杂货无不经由此道，论者谓为清国十八省、四百余州之中心矣，非虚语矣。”(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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