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文化的关系

汉字是文化自信的伟大基石。

1、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华文化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和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汉字作为汉语的最重要的交流手段，作为记录汉语信息的载体和传媒，在汉民族和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汉字是维系祖国统一的文化基因

作为记录中华文化的载体与媒介，汉字一直是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柱。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图形符号。从汉朝到现在，不管历朝各地如何读音，汉字的构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宋代印刷术发达以后，汉字的字形基本固定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是维护国家统一之最恒久、最深刻、最强大的力量。

扩展资料：

汉字既古老又现代：

中国汉字巨大的优势就是高度凝练和紧凑，这从翻译联合国宪章中可见一斑，中文本比其他语言的文本短很多，中文可以做到字数少且“信雅达”。今天，小小的手机什么都能做，而同样的事情用欧洲语言写起来就冗长繁复。

我们今天能在世界范围内引领移动互联网浪潮，和中国文字的这个特点有关，过去曾有人质疑汉字难以适应现代化，现在汉语不仅适应了现代化，而且还展示出其独特的优势，看来是欧洲语言应该与时俱进了。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汉字：文化自信的伟大基石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李世民说过：“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英国大诗人拜伦也说过：“最好的预言家是过去。”那么，知其现在，探索未来，让我们追溯一下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的历史吧！

　　上古时期，在埃及、中国、巴比伦、印度、波斯，农业首先得到发展。冶炼技术，使人类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雅典奴隶制的建立，使古希腊创造了光辉的科学文化，古罗马，以武力征服了希腊，建立了横跨三大洲的帝国。中国高举文明的火炬进入封建社会。

　　人类在地球上产生后，什么年代开始出现文化与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从构建文化的生物性前提着眼，生存于晚更新世（距今四万至一万年前）的智人，与现代人在智慧上已无质的差别了，即作为构建文化的思维能力——行为意识能力，在四万年前已经完全具备了。当代生物学家的研究证明，人类在掌握最复杂的现代科学时，仅仅动用人脑全部智力中的一小部份，也就是说人类智能具有巨大的潜在可利用范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比智人更早的尼安得塔人（生存于二十万年至四万年前）和早期智人（生存于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前），他们的智力虽低于现代人，但是在较大程度上动用其有限智能时，创造出文化也是有可能性；加上早期文化适应面小，专用性高，所需智能数量上亦相应较小这一情况，在早期智人时代已有文化产生，并有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产生，这是十分可能的事情。

　　我们明白了文化的产生这一点，读者在本文将处处碰到文化一词，但是却不能将它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文化相混淆。

　　“文化”这个概念的涵盖面极为广泛，内涵极为丰富。对它的解释和定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学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与修订，目前倾向于用下述定义去阐明民族学所讨论的文化，即文化是人类为维系各个具体的社会集团（这里指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经由该集团所有成员在其世代延续中以渐次积累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建立起来，并由后天习得而加以延续与丰富的一个相对稳定而又独立完整的规范总和。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干1871年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第一章中，以简明的语言，概括地给文化下了描述性的定义，即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一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及习惯的复杂合体。

　　国内学者肖前、陈志良把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实质与人的发展作统一的理解，认为文化的实质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文化通常在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意义上被使用。广义的文化即人化，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广义的文化具有人化形式、社会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它的构建可作多层次的分析。

　　不难看出，上述这些定义所界定的文化内涵真是太宽广了，人世间的一切创造发明都包括在内，它与我们日常谈论的“某人文化水平高低”之类的“文化”真是差别甚远。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用来指涉人类普通性知识的掌握水平。按照这个理解掌握文化并不是人人必须，也不是人人可以达到的事情。但是文化在民族学中却用去指涉各民族成员人人必须掌握一种文化。基于社会上每一个人，他们由社会习得的文化各不相同，因而人与人之间可以划出不同的民族来，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同样每一个人必须掌握一种文化，以便使自已置身于某一个民族中，也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两者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社会上没有民族归宿的人绝对不存在，人人都有自己专属的民族，有自己的特定族籍，这就是民族的客观归宿性。

　　二、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

　　我们首先对民族语言的起源作一简要的探讨。自古代以至十九世纪，各派学者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不知几几，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家们，如英国的洛克（Lock），亚当斯密士（Adam smith），德国的菜伯兹（Seib niz）、赫尔德（Herder）、冯德（Wundt）、法国的卢骚（J·J·Rousseu）、勒南（Renan）等，各有各的看法。根据科学家的最新研究考证，从地球冷到地面上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的进候算起，人类的历史大约也有几十万年。在这几十万年当中，有历史记载的不过几千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最新科学认定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太古时代，在集体劳动中为了适应交际的迫切要求和需要而产生的，并且一开始就是有声语言的定论。

　　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四个特征，然而在民族众多特征中，语言具有多重性的特殊地位。语言与民族的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不仅十分专化，甚至十分顽固，即使延续数百年上千年之久，民族与语言皆发生了严重的变化，但对应关系却依然如故。

　　语言在民族文化中的这些特殊性，与语言在民族文化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文化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从文化结构上看，当然也包括语言在内。则这个总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并非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联系，构成文化的总网罗。就语言而言，它与其子系统的关系就比较特殊，它不仅可以一个子系统的身份参加文化整体运作，它还必须充当所有子系统多种特征、属性、内容的有声符号物化表达形式。也就是说，该民族文化中一切文化现象，在其母语中都必须有相应的有声表达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这种文化现象具有概括整理表达说明文化中一切文化特点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又得凭借本民族特有的有声符号系统，如果用民族学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语言的这套符号系统——以声符为物化形式的符号；事实上使该民族的其他文化现象都在有声符号之上结成了同根关系。正因为如此，语言实际上是该民族文化各组成部分共同的桥梁作用，因而在文化运作中，它使用的频率最高，运行的周期最短，因此，从局外人看来，要把握其特征，并通过它去掌握该民族的整个文化将都是最简捷的途径。一个民族的母语既然是该种文化的有声符号物化表达形式，而且是专用表达形式，因而它对于该民族来说，当然具有专一的归宿性。

　　语言对一个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说是一个公用的桥梁。语言在充当这种桥梁作用的同时，将该民族文化中所有的内容经常发生的较为稳定的联系，作为该民族文化特有的信息体系，存入该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大脑。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都在各民族语言的宝库里反映出的民族文化特征，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词汇上，更重要的是对上述这些因素起到制约作用的内在语言系统，即贮存于每个使用该语言成员大脑中充当建立联想关系的依据的内贮信息库。这个内贮存信息库的习得，不仅是通过幼儿在学习本民族母语中逐步地学到存入大脑。正如结构主义学派追随者雅可布孙所说的，人类祖先传递到后代有两大基本的信息系统，即由细胞染色体传递的生物遗传密码，和由神径——生理及社会——心理机制传递的语言能力。索给尔与雅可布明确地告诉人们单分析各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还不足以反映该语言的特点，还必须把这些东西放入具体的民族之中，才能真正反映该民族的语言的主要特征，它证明了“内语言”的存在，而且让我们注意到“内语言’与民族文化的依存关系。

　　语言从原始人类创造有声之后，直到今天，它是不断发展着的。这种发展，这种随着时代而发生演变，虽然很少被语民们所觉察。语言这种发展究竟是什么来做基础呢？语言本质上是全民的交际工具，包括生产领域，也包括经济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最原始的共同劳动的时候起，一直到当代电脑时代止，都是一往直前的发展着，作为为社会服务的语言也不可能不向前发展。要是不了解这种语言的发展历史，也就不能完全了解使用这种语言的语民的社会发展历史和语言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三、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

　　文字的起源。任何语言都是脱离不了声音的，但不见得每种语言都有文字。语言起源很早，但文字却是后来很久才有的。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曾经有不少的摸索。中国古代有“上古结绳而治”的传记，所谓“大事作大结，小事作小结”。据说南美洲秘鲁古代也曾用过类似的办法，用红色代表兵，黄色代替黄金，白色代表白银，绿色代表谷物，一个结表示十，两个结表示二十，一个双结表示一百，两个双结表示二百等。所有这些只是一种符号，还不是文字，因为这些符号不代表人们各种概念，并不能把它念出来。用图画表示意义可说是由实物帮助记忆过渡到象形文字的一座桥梁，也叫表形文字的萌芽。世界上最早的有楔形文字，埃及的神圣书体，中美洲马雅人图形文字，中国的汉字。这四种文字体系符号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发展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由表形趋向于表意，由表意趋向于表音。

　　楔形文字在古代曾为苏美利人、巴比伦人、古波斯人、喜地特人取用，现在已消亡。埃及的圣书体曾演变成僧侣书体和平民书体，自纪元三世纪埃及为亚历山大王所侵服后已日渐衰落，所以三世纪后所用的科泊特文已经改用希腊字母，而埃及的圣书体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了。中美州马雅人所用的图形文字也久已不复存在于世。

　　汉字可说是现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它的书写体也曾经过篆、隶、楷、行、草等几度变化，汉字并且曾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地，演化成了他们的假名、许文和字哺。汉文字是从古到今传统一贯，使用人数最多的超级文字。藏文创制于17世纪，彝文最早物证为贵州省大方县大铜钟（1485）所存文献内容极广。傣文成于14世纪。水族占卜用书写文字，创制时代不详，大约不会早于明代。

　　综观汉藏语系的各种文字的创制与发展，可以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分界时期在19世纪末。后期国内民族在外籍族的影响下创制的文字，其中又可以从公元1950年后为界划出两段。前段为外籍宗教徒为布道传教而创，方式取法于这些宗教徒的本族文字体系。后段则出于民族平等和加速少数民族智力开发的需要，则一律取用拉式拼音文字，如茵文、布依文、壮文、侗文等均属于这一类型。

　　古今中外，众多民族的社会里都是有语言的，不曾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文字没有民族的有声语言。

　　语言是各民族文化中用以荷载意义的口头有声符号系统，而文字则是语言的记录用书面符号系统，以民族文化形态结构的角度，文字是一组附着于语言的文字因子。由于文字与语言诸因子群之间存在的是附着关系，所以文字与语言的结合较为松散。这就是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不呈严格的对应关系的主要原因。

　　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存在，充分表明了文字与民族文化整体联系的松驰。有文字的民族往往经历了多次的文字改革，甚至全盘重来，然而语言却无法简单地人为左右。蒙古文创于13世纪，原型取法于回鹘文字母，几经改良后，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巴达文”，尚通用于我国内蒙古地区。

　　文字生存的物质条件是书写工具，社会的上层教育制度和社会信息的跨地超时传递机构，而语言则依于信息的直接传递需要，家庭内的教育和人体发音器官的训练，致使文字在功能上依存于语言，但在存活条件上不与语言结成同根关系。

　　文字的社会功能与语言不同，清代学者陈澧在《东熟读书记》中有言：“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出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声之迹也。”这名话明确指出文字的功能是信息的贮存，虽然它专用于语言信息的贮存，但是贮存与被贮存者毕意不是同一回事。“文字不受时空的限制，这是文字的长处，语言没有这个长处，不得不依靠文字来帮助”，或者说：“语言受时空的限制，这是语言的缺点。”事实上是不能相比的相比事物，无法定其优劣。

　　文字在语言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研究古代的语言和文化，必须有古文字的研究基础，否则就没有研究古语和古文化、古文献的工具；另一方面，就研究现代语言、文字来说，这种研究工具在发展文化上的作用也更大，它与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解决国内外的文化交往等都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文字的民族，如侗族、苗族、布依族等，本族人民只能用唯一的方式“日耳相传”，虽然也能把文化知识继承下来，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往往使之失传。每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都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新的文化是在前人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从天上掉下来的新文化。没有文字，文化虽然也有可能流传下来，但是有文字流传文化，它的效果就要大得多。文字使用对积累文化和发展文化起着继承发展的巨大作用。它不但是各民族文化的积累和交流的重要工具，而且是各民族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

　　四、民族文化差异及相互影响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的独特风格和内涵。长城是抵御异邦入侵、众志成城的象征；赵州桥、蔡伦造纸、毕升活字印刷是中国文化的积淀；瓦特蒸气机、爱迪生电灯、牛顿三大定律是西方文化的精华。鼓楼花桥是侗族古代建筑艺术的精粹。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内涵的准则、规范、行为、模式表层下，都有一套价值系统，本族集团成员对它很容易理解，另一民族文化集团的人们却不易察觉。生长在某一个民族文化中的人移居另外一个民族文化环境生活，往往区触，会产生一种茫然与心理失衡的感觉。这是民族文化的排抗效应特征。一个民族、社团行为方式的总体以及个人从其总体中得到的文化信息，常常是这一民族或集团中较为固定的模式。换句话说，同一民族或社团是以同一文化模式进行社会活动的。同一民族的成员互相间可以用这一模式会预知和理解对方的行为意义，从而不会发生误解。

　　跨文化的交际，则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文化观及行为模式，所以不能用本民族的价值行为观去理解对方。例如毛南族旧历五月为最大的节日是“庙节”，土家族大年为腊月二十九，小年为腊月二十八。苗族的鼓丈（牯脏）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侗族的”颖社”等；如生活方面，酉南云溃川一些地区，对炖狗肉津津乐道，日本人有生鱼席、美国人如兔子般生吃多种蔬菜，巴黎人则视蜗牛为美味佳淆，印度人有童婚之风气，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文化习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显露出各自的特色。不同的民族，有各自固定的行为模式、风俗习惯。这种模式不以个人为代表，而以一个民族或地区社团为代表。这些特定的模式客观地构成了文化差异性。

　　但它受到社会的制约，是人们长期生活能觉察到，在共同意愿基础上建构起来并反复出现；得到该民族成员所默认的一种契约，一种受群体制约的特殊模式。它可以说是一本社会集团全体成员的行为规范手册，是社会活动的准绳。

　　由于人类社会具有社会性，世界上任何人群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或社团发生交往．尤其是当今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际越来越频繁，，电视的普及更加强了全球性的大交流。如今电视卫星的“足迹”几乎遍及地球每一个角落。全世界现在拥有十多亿台电视机，其中50％是近五年来增加的；全球已设立有三百多个卫星电视系统，未来五年里，将有许多通讯卫星发射升空。这种全球性的电视革命对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显而易见，电视对各族观众而言，已不仅仅是旁观历史的媒介，实际，绝大多数人是通过电视来经历历史的。每一个民族将难以控制外来的信息，这种不可遏制的观念、意象和文化交融正在漫延和发展。卫星电视影响最大的是冲击各族文化，以往一种文化要被另外一种文化吸收需要几十年或百年之久，如今的卡拉OK、牛仔裤传遍全球。正是通过开放往来，尤其是通过电视屏幕，几秒钟就可以办到事情。

　　但是话又说回来，尽管如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民族固有传统文化的整体内容，也不是一朝一夕短时期所能改变得了的。

　　文化导入和输出，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高级的还是通俗的，知识的还是交际的文化都可以互相导入。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文化在西方及世界各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现在的西服在中国的出现和流行等都是文化交流的现象。文化差异的导入和相互影响，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潜移默化因素。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文化交流、导入输出也是有可能的。中国四大发明、英国的火车、美国的电力学，德国的哲学。意大利的歌剧、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国的气功都互相渗透于世界大文化圈之中。反过来各民族、社团的文化本身也不可避免地相互受到影响。特别是当今社会生活的国际化潮流的文化演变过程中，更促使人们去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以便互学互补。

　　民族之间不可能共有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中也不可能并存两种以上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相似或相近的文化圈子。但毕竟是汉族只有与汉族文化相对应，侗族文化只有与侗族文化相对应，苗族文化亦然。两个民族之间，当然会有文化交流和接受，借以互相取长补短，然而这种交流仅止于文化因子的接收和借用；而且决不能照搬，必须由该民族经过加工和改造，使之适应该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之需要，然后再纳入到他们民族固有传统文化整体中充当一个组成部分。接收异文化圈子与否？从来不会破坏本民族与其文化的直接对应关系，这就是民族文化的特有性。

　　民族语言亦然，汉语里借用外国的词比较多，如卡车、康拜英……比比皆是。但是借入汉语里使用，要按汉语的构词法，按汉语传统构词习惯。因此，尽管汉语里借入外国的词汇不少，但从不会改变汉语言体系是同样的道理。

　　族际文化演变中的整合互动律的完整阐述应该是，每一个民族总是倾向于保持自己文化传统固有的内涵、形式，在这个前提下再凭借代偿力去影响上下左右，使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演化；同时在接受异文化反作用影响后，仍力图维护自身的文化完整和对文化阐释上的完整，这种抗拒外来作用的综合力，致使本民族文化虽然接受影响，但仍相对完整，并使该文化仍成为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

　　综上所述，笔者试图从民族文化广义和狭义的内涵，以及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文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及各民族之间文化交往相互发生、发展的特殊关系，作了粗浅的勾画与探讨。但由于笔者理论、专业水平有限，本文管窥一孔之见，挂一漏万的论述和认识。恳请同仁赐教，以便更好地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汉字的来历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文化可以用相应的文字来传播和表达。
文字可以说是顺应文化的需求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