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介绍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但佛教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和思想之中，显得非常特殊。凡是宗教，无不信奉神的创造及神的主宰，佛教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因此佛教似宗教而又非宗教，类哲学而又非哲学，通科学而又非科学。这是佛教的最大特色。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Buddha Dharma）。在《增一阿含》经的序品中所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用一句话来说，佛教就是佛让人们止恶扬善、自净其意的教法、是佛陀的教育。

佛教的历史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当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发展，主要生产方式从畜牧业生产转向农业生产。由于气候条件优越，加上人们学会了种植产量比较高的水稻，再加上铁器的使用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社会结构进入奴隶制社会。当时的社会人群被分成四个等级：①婆罗门（宗教祭司，掌握掌握神权和教育权，宗教经典和文化知识），②刹帝利（武士阶层，后来还包括国王和军事贵族，他们掌握军事和行政权。）、③吠舍（农民、手工业者，后来还包括从中分化出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④首陀罗（由非雅利安的土著部落平民组成，地位低下）。另外还有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奴隶，无种姓者，被称为“贱民”， “不可触者”（untouchable）。当时印度社会上的主要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是一种多神教，崇拜自然精灵和祖先神，信奉天神、雷神、司法神、日神、火神、风神、雨神等多神。婆罗门教是维护当时的奴隶社会的一门宗教。它宣扬业报轮回的观点，认为人在今生的行为（业）的善恶，将带来来生轮回不同的因果报应；如果不相信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典、或有违犯种姓规定的行为，或有杀生行为等等，死后将轮回转生为下等种姓贱民或为牲畜，而如果学习吠陀经典，苦行，行善，死后可转生为上等种姓，以至成为天神，与大梵合一。婆罗门教宣传婆罗门种姓至上，说梵天用口造婆罗门，用手造刹帝利，用双腿造吠舍，用双脚造首陀罗，并为他们规定了社会职业，永世不可改变。婆罗门教强调向天神祭祀献供，每年要举行多次祭祀仪式，包括马祭、祖先祭、天神祭、梵祭、精灵祭种种献祭。献祭时要屠宰大量牲畜，信徒们耗费大量财物，甚至土地献祭给神——实际归婆罗门。

公元前5~6世纪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国家的兴起，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中人数比较多的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的财富和势力增加。他们对婆罗门教的婆罗门至上的旧种姓制度不满，而且婆罗门种姓的专横、腐化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对抗、批评婆罗门教的新宗教思潮，即沙门思潮。其中，在尼泊尔国南部的释迦族中有一位年轻人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他也接受了沙门思潮。决心建立一种新宗教——佛教，它吸收原来婆罗门教的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觉悟者，达到觉悟的人。所以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当然，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佛教的对人的社会性的制约作用，也还需要通过宣扬按照佛教的道德规则进行的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来实现。

佛教虽然产生于古代印度，但是其发展和得到广泛的传播却是在古代中国和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东方国家，象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等。反而在其发源地印度，佛教却没有成为主要的宗教。印度的第一大宗教是由婆罗门教改革后发展的印度教，甚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可能都比佛教在印度要广泛。究其原因可能是印度教更加符合印度的民族文化，有更加深厚的社会基础。到了近代，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也进行了广泛的宗教改革，如取消古婆罗门教中存在的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寡妇殉葬制等不符合民主社会的内容，对繁琐的宗教仪式进行简化等。使得印度教成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印度大多数人信奉此教，但是旧宗教中的种姓阶级的不平等待遇及寡妇殉葬等诸多陋习在一些地区仍然有存在。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随着阿拉伯波斯帝国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入侵而得到传播的，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基础。特别在由印度分出的巴基斯坦等国家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佛教虽然在古印度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成为了国教，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弘扬。但是到了9世纪以后，印度教经过改革后逐渐兴盛，而佛教僧团内部派系纷争不已，从而日趋式微。到12世纪阿拉伯民族的大规模入侵，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进入印度，统治者排斥佛教，很多佛教的重要寺院被毁。到13世纪初，印度的佛教终于一蹶不振趋于消亡。直到19世纪末，在印度沉寂了约700年的佛教又出现了复兴。1891年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在印度首创摩诃菩提会，恢复了一些佛教胜地，重新建立了一些寺院。特别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佛教有了新的发展。1956年印度政府举行释迦牟尼涅盘2500年的国际性大规模纪念活动。同年10月，印度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安培多伽尔在那格浦尔组织了一个有50万“贱民” 参加的改信佛教运动，以后又有几百万“贱民”陆续由印度教皈依佛教。在印度，虽然佛教徒只占印度人口的0.6%，但是佛教思想在印度的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特别是下层民众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能够在东方地区好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的吻合。我们特别要说的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生的变化。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版本来传达的。古代佛经的翻译本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的翻译可能是汉明帝时代的大月氏国来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汉桓帝时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灵帝时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著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佛经的翻译最著名的是印度名僧鸠摩罗什。具传当时为了把印度名僧鸠摩罗什请来宣扬佛教，还发生过几次战争，征灭了几个国家。早在秦朝，中原人们对佛教是一种什么东西还不太清楚，只是听西方来的人说佛教是可以渡人进极乐世界，获得永生的仙法。在秦始皇时代，始皇帝就派了徐福带领几千人去东海仙岛寻找长生不老之法，可以他们是一去不返，始皇帝也没有能长生不死。当时，朝廷听说有位鸠摩罗什在西域龟兹国宣扬佛教。鸠摩罗什是一个年轻的天才，他不仅具有超人的记忆力，而且对佛学也有深刻的理解。秦朝皇帝苻坚听说佛教是如此好的仙法，鸠摩罗什又是一位佛法大师，于是就派遣将军吕光率领大军，西征龟兹去抢鸠摩罗什大仙。等到吕光征服了龟兹，请到鸠摩罗什准备返回秦朝，不料这时秦朝发生内乱姚苌杀了苻坚自己当了皇帝。于是吕光就乘机据姑臧自称凉国，鸠摩罗什也就留在了凉国。后来姚苌的儿子姚兴当皇帝，打败了凉国，吕光的儿子吕隆投降，这才把鸠摩罗什请进入中原。皇帝姚兴亲自迎接他到长安，并封他为国师，为了尽快把佛教的仙法在中国施展，还专门派了几千人协助他翻译佛经。最后，皇帝没有来得及得到长生不老的仙法，而佛教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了。在鸠摩罗什主持下翻译的佛经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由于，佛经的翻译中有大量的中原文化人参加，其中不乏儒家和道家学者，所以在佛经的语言和解释中就融入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加上佛教本身的培养和教育人的社会性的一些思想，也与中华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很吻合，所以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两种思想也不断交映，相互融通。有一个传说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孔、孟、老、庄的思想。当时艰巨的佛经的翻译工作还在进行中，佛经《涅盘经》还只翻译了一半，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进行研读。在经文的前部分对“一阐提”（指有破戒、作五逆罪，不信佛法、因果、诽谤佛法，断灭善根、不作善法，破坏僧团纲纪等极端罪恶的众生）的问题，佛祖严厉地说他们会在轮回中永远不得超生，一再出现排除“一阐提”成佛可能性的经文。而有一位文化修养非常高的道生法师从中国的哲理考虑，认为这不符合佛教的完整思想。应该无任对什么样的人，只要悔罪自新便可成佛。就是提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成佛”思想。这样就受到只学了一半经文的其他佛教徒们的激烈的反对，大家都不能接受与所见经文意思不同样的观点。于是道生法师就到南方的虎丘山隐居，没有人接受他的观点，他就对着山上的石头解使佛法。后来经文翻译完了，果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便是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故事。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就是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国广泛流传。这个禅宗就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老子、庄子和部分儒家思想）很吻合。我们从梁武帝接见达摩时的谈话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梁武帝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中国大力推介佛教，甚至压制道教等其他宗教。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当时中原出现五里一庙，十里一庵的佛教盛况。他听说从印度来了位高僧，马上就召见达摩。梁武帝问达摩：“朕造了许多寺庙，选送了好多僧人，还亲自抄写经文，大力弘扬佛法，这算不算有了功德？”达摩回答：“没有功德。你这些只是‘人天之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看来虽有，实在没有’”就是说：你这是有心行善，没有出自本心的行为。就好象一个影子会随着东西走，但是影子是看起来有，实际上是摸不到，拿不走的。有就等于没有。梁武帝又问达摩：“那么，真实的功德是什么呢？” 达摩说“清净智慧是微妙圆融，本体空寂，无法可得，如是功德，绝对不是世间上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真正的佛学思想是非常微妙、高深的，是没有一种确定的方法就可以学到的。所以功德，也绝对没有什么明确的做法就可以求得的。这一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教的《老子》的思想非常相似。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所以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是很一致的。这个禅宗就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派，直到今天它还对世界佛教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到唐朝时代（公元618——907年），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佛教等派别。在唐代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大师不远万里去印度留学。他回国后，唐太宗非常重视，安排了数千人参加玄奘大师的佛经翻译工作。因玄奘大师的弘扬，使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紧密结合的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观音菩萨的中国化.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释迦牟尼佛他是北印度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他是生于周昭王廿六年甲寅，跟现代外国人考据不一样，年代相差很多。佛入灭于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年，世寿七十九岁，我们通常讲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岁，实际是七十九岁，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虚岁，虚岁是八十岁，实足年龄是七十九岁圆寂的。如果根据这个记载，释迦牟尼佛入灭到今年，应该是三千零十五年，虚云老和尚以及我们中国从前的古大德们，都是用中国的记载。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虽发源于中国社会，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从其他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成分，并把它们改造为自己的组成方面。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

佛教正式传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还更早，在周朝时已经陆陆续续传过来，但不是正式的，正式是国家派了使节到西域去迎请，礼请过来，这是正式的，正式来是在后汉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到中国来之后，因为是中国皇帝迎请他过来的，所以是以国宾的礼节来对待他，来了之后，与我们朝野人士谈的很投机，我们非常欢迎他，希望他能常住中国。最初来的二位法师，是竺法兰和摩腾，他们二位把佛教，佛像，经典第一次正式带到中国来，为中国朝野所接受，来到中国之后，是国家招待他们，就好像现在的外交部礼宾司来接待，那时候的政治制度与现在不相同，现在的外交部都在行政院之下，从前的外交部不归宰相管理，外交直接归皇帝管辖，那时的外交部也不叫这个名称，而叫做鸿胪寺。所以诸位要明了佛教中的寺是怎么来的？寺是汉朝的时候政府办事的机关，它并不是庙，而是帝王所辖的一级单位，直接属于皇帝督导的，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寺的长官叫做卿，我们称做公卿，鸿胪寺卿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所以由鸿胪寺来接待，以后由于想把他们常留在中国，这样一来，鸿胪寺不能长远招待他们，因此皇帝下面再增加一个单位，也就是从九个寺增加到十个寺，这个寺就是佛寺，佛寺是从这里开始的，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当时首都在洛阳，故洛阳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第一个寺，要知道这个寺的来源？它是皇帝下面办事的机关，它所办的事？第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佛教它实在是教育，它不是宗教，这一点一定要明了，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跟我们中国的儒家一样，是孔老夫子的教育，过去中国人对于教育非常重视，自古以来我们即晓得教育的重要，礼记学记篇所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国家政治要能上轨道，人民要能过真正安和乐利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教育。中国近百年来，遭受这么大的灾难，原因就是教育失败，教育政策错误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苦难。中国过去帝王对教育非常重视，教育部在一切政治设施中列于第一，名为礼部，宰相下面六个部是以礼部为第一，把教育摆在第一，佛教也是教育，是外来的教育，但是它的教育的思想基础，跟我们中国教育的理想完全相应，中国儒家的教育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是孝亲尊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样一来，东西方的圣人就不谋而合，如中国人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当时的礼部负责一般的教育，替国家选拔人才。皇帝下面就增加了一个佛教教育部，白马寺实在讲就是佛教的教育部，是归皇帝管的，而不是宰相管辖的，因此中国有了二个教育部，而佛教的教育以后比儒家教育更是普及，这是由于皇帝提倡，上行下效，没有多久，佛教教育就传遍了整个国家，对于我们的生活文化思想起了融合作用，与我们中国儒道思想融成为一体，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实在讲，佛教到中国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了印度，历代修学成就之人非常之多，比印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所以佛教教育从汉朝起一直到清朝，国家社会以及全国老百姓都非常喜爱与认真的学习，带给中国几千年来的长治久安，是个很大的稳定力量，这是我们应当要认识与不可忽视的。当时的佛寺是佛陀教育的机关；唐朝以前佛寺的主要工作都是从事经典的翻译、经典的讲解、以及指导大众修行。以上是佛法传来中国的情形，我们了解以后，再介绍佛法二字的释义。

佛教是广泛流行于亚洲的宗教和哲学。它对东方世界的宗教、文化、社会生活发挥重要作用。佛教于公元前5世纪产生于伽毗罗卫国（现尼泊尔境内）。
佛陀的生平与教义：
佛教创始人为乔答摩·悉达多。
他出身于今尼泊尔南部边境武士氏族释迦族，故称释迦牟尼。
生于公元前563年前后。他发觉社会生活徒劳无益，浩瀚的哲学著作使人无所适从，终于舍弃家室妻儿，向当时最有名望的精神导师学习瑜珈，刻苦修炼。直到发现如无健康即亦不能进行修炼时为止。
公元前525年前后，他在菩提伽耶一株菩提树下彻悟成佛。他宣传自己的教义，约公元前480年死于拘尸那。

原始佛教的根本教义主要有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无我论和业报轮回说。

四谛即苦、集、灭、道
十二因缘即指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个生命环节
五蕴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
回答者：钙加锌 - 秀才 二级 12-2 22:51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起源：

佛教创建时，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当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以及婆罗门作为一切知识的垄断者和神权统治的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成为众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

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已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

二、演变：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灭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枝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上座部（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和大众部在教义上有较大差别。两大部的主要差别是；①对法（事物、存在）的认识。大众部认为“过去来来，非实有体”、“现有体用，可名实有”，即认为一切现实都依因缘生灭，过去的已经灭了，没有实体，未来的没有生起，也没有实体，仅仅现在一刹那中才有法体和作用；说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是永恒存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世也都是实有的，即所谓“法体恒有”、“三世实有”，被称为我空法有论。②对佛陀的认识。大众部认为生灭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非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极长期的修行而成，他有着无际的寿命和威力，所说一切言语为随机说法，并以一音说一切法；说一切有部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认为佛说言语并非都是经教，也并不是一音说一切法。③对声闻和菩萨的认识。大众部强调菩萨广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轻声闻而贵菩萨；说一切有部虽承认声闻、缘觉、菩萨能修行根性和所修行道路有差别，但认为佛与声闻、缘觉所得解脱没有差异。

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根据《大般若经》、《维摩经》、《妙法莲华经》等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进行修持和传教，形成了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系统，而将早期佛教贬称为小乘。

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此派创始人龙树，阐发“空”、“中道”和“二谛”的思想，其弟子提婆继续弘扬龙树的学说，使大乘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后还有清辨和佛护、月称等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中观的思想，形成自续派和应成派。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

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其弟世亲，原是说一切有部学者，后从无著改宗大乘，称“千部论师”。无著、世亲弘扬“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唯识论，此后传承主要有难陀、安慧、陈那、护法4家，护法之后还有戒贤、亲光等。

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选自（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
慈善，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北史·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而在此之前，《韩非子·内储》：“王曰，慈惠，行善也。”即以慈爱优惠来做善事。直接释义大约是“以慈行善”。

既然是“以慈行善”，其重点则在于对“慈”的理解。

“慈”，《说文》只注二字：“爱也。”《左传》：“宣慈惠和”，做疏注的人发挥道：“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这就把中国古代对慈及爱的理解讲得比较清楚了：慈，是一种发自内心世界的爱，她的恩惠要遍施于万物，当然首先是人。汉代贾谊讲：“恻隐怜人，谓之慈。”对人，要有恻隐同情之心，将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将别人的危难当做自己的危难。及到北宋张载，更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伦理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希望爱一切人如同爱同胞手足一样，乃至“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在儒家看来，这样的襟怀，这样的推己及人，才能称得上真慈真爱。

自从两汉之际(公无前后)佛教传入中国，“慈善”二字便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最常见的说法是“大慈大悲”，即最崇高的最宽泛的慈爱与悲悯。佛学要典《大智度论》第二七《释初品·大慈大悲义》解释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使一切生命体感到快乐，称为“大慈”。这种解释与中国固有传统中对“慈”的解释如“恩被于物”、“恻隐怜人”不仅毫无冲突，而且显现出相互融合的浓厚基础。在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相融合的过程中，慈悲意识与慈善事业一起得到了推广和发展。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前，中国的大量慈善事业都是与佛教慈悲意识分不开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佛教将“善恶因果业报”的观念引入慈善事业，对于推动更多的人们以“行善事、得好报”的广义功利目的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慈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至今仍在沿用一个褒义词“功德无量”，恰好蕴涵着深刻的佛教业报思想。实际上，许许多多人正是为了“功德无量”的慈善事业，不惜献出巨额财产、不惜献出悠悠此生。历史上曾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务施不关周急，归德必在于己。”认为哪怕是为了来世的果报，也是本质自私的行为。这种批评不免过于苛刻，不近人情。其实，如果不去计较信仰观念，客观上为社会做奉献的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与儒家的“民胞物与”的观念相应，佛家提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认为最崇高的慈爱与无条件的最宽泛的悲悯是无分别的。果报已不再是慈善的目的。当然，比起一般的“行善得报”，这已是另一番境界，而照佛家说，这才真是“功德无量”的。《金刚经》明载：“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所谓：“不住相布施”，是指“三轮体空”，即以施者、受者及所施之财作为“三轮”，“施者反观体空，本无一物”，称作“理空”；受者观身无相，观法无名；身尚不有，物从何受”，称作“受空”；施受既空，彼此不妄，其物自空”称作“物空”。“三轮”所指都是“有为法”，如果不把心挂系在因“有为法”而获得福上，便不受“生、住、异、灭”的局限，那么当然就是“功德无量”了。

与儒释两家相呼应，道家也曾对慈善大加倡导。最为著名的是《太上感应篇》，被称为“道家劝善之书”，“其文，尚朴不事浮华；其言，举事以明功罪。”从此书所劝善行来看，大多是为救济当时社会贫苦民众的。例如：“一、收街市弃儿，雇人代养。……二、每冬十一月初一，收贫人入本宅养济院。……三、普济应验汤药。……七、赈济穷民。……八、修造桥梁，开河铺路。……”《太上感应篇”，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百万，命工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尽管其中大致是依照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的老模式，以因果报应作为思维逻辑的基础，向普通民众做深入浅出的推广，常常受到鄙夷俚俗都的讥讽，但一千多年来，这种传播影响之下所形成的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却是值得予以高度评价的。佛道两家虽有各自的理论体系，但在慈善积德方面却是一致的，半个世纪之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亲自作序褒所。而就在四五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会，又加以影印。重新勘阅，细品古今仁人用委员会又加以影印。重新勘阅，细品古今仁人用心之良苦，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总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儒、释、道三家都对“慈善”给予了应有的推崇和重视，并以其各自的不断阐扬和不断实践，丰富了“慈善”的内涵。赵朴初先生在对比中西方文化中的处世伦理时，曾睿智地指出，西方人讲“爱心”只要讲LOVE就可以了；而中国人，却喜欢讲“慈爱”：KIND AND LOVE。这是传统慈善观念在民众中造成的深刻的潜意识。尽管时代不同了，某些在旧日认为合情合理的方式，如今早已不合时宜，但倡慈劝善的传统却永远不会是过时的，永远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就现实而言，似乎应从传统中汲取精华，以便给“慈善”的内涵注入内在的活力。回首传统，可以看到“慈善”之内涵的清晰结构：最核心的部分是培育“恻隐之心”，启发“本有佛性”，倡导“民胞物与”、“大慈大悲”的襟怀；而在可操作性上，则应顺应人们的功利意识，将一己之私利与他人之福利建立在一种平衡协调、良性互动的观念定式中，在人们中造成一种只要有能力就应该投入慈善事业的社会趋向。在历史上，无论从基本理念还是从可操作性而言，以公平中介的形象出现的宗教都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今的慈善事业中，宗教肯定还会发挥相当的作用。而与此同时，作为非宗教的那部分慈善事业，如何从“慈善”的传统内涵中找到可借鉴的成分，从而形成从核心理念到可操作性，表里呼应、行之有效的新结构，将是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有趣的新课题。

简而言之，使“慈善”这个概念从古老变成新鲜，它的现实意义便将变成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