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教育精髓

叶圣陶教育理论的精髓，大致可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旨在“做人”——这是教育的宗旨、目标。

叶氏认为，教育的宗旨不是别的，就是让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如果把受教育仅仅看作是读书，仅仅看作是读懂几本教科书，那是不正确的。读书，读教科书，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学会做人。受教育，学做人，手段不止于读书，更不止于在学校里读教科书；出了校门，走上社会，接触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是受教育。在“做人”的问题上，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的。

说到“做人”，人有各式的人，做有各种做法。叶氏说：“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什么是叶氏心目中的“够格”呢?首先，要懂得人活着是为了推动社会和国家向前发展，是为公而不是为私。早在1932年，他就向中学生们提出了“何所为而学习”的问题，他认为：“学习不能没有中心；换句话说，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要明白何所为。将趋向‘封建时代的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呢，还是趋向‘使人类的劳动力无限发展的集体主义’?对这个问题不作决定，学习就像盲人骑瞎马。”这是做人的方向，做人的根本。在现代社会，只有怀有集体主义广阔胸襟的人，才能是一个真正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人。其次，要懂得世间某些事物的道理和做法，即遇到问题和矛盾能“知”也能“行”。叶氏说：“做一个人必须与物跟事打交道，打交道必须凭藉知和能。你不懂得道理和做法，交道就打不成，你的生活必将一塌糊涂，这如何要得?”有知识，也有本领，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在现代社会，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各种社会关系益趋复杂，一个“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他需要的“知”和“能”，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要求都将比以往高得多。受教育即学做人这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又将在实践上充实新的历史内容。

做人，怎么做法?叶氏认为，在校学生说起来是在学做人，实际上，“学”的过程也必须是“做”的过程。不能说，学生时代只是未来做人的“准备”阶段；否则，就意味着做学生与做人是一前一后的两回事，决无这个道理。叶氏说：“学生在学校里念书做功课，理由是预备将来做人，将来做事，这是成千成万的教师父母们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万的学生们信守着的。换句话说，学生过的并不是生活，只是预备生活。所以一切行为，一切思虑，都遥遥地望着前面的将来，却抹杀了当前的现在。因此，从初级小学以至高等大学校里的所有一个个生物只能算‘学生’，还不能算‘人’，他们只学了些‘科目’，还没有作‘事’。”这种观念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将来固然重要，现在却是通向将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同样重要。现在学会做一个够格的学生，将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够格的公民。学，就是要做，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行。所以，叶氏十分强调受教育者在求知求能的过程中，必须倾注全部心力去求真知和真能，决不能仅止于头脑里能懂、口头上能说，必须行动上真正能做才行。

既然教育的宗旨在使受教育者学会做人，那么做人是人人必须学会的，否则要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影响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所以教育的受益者必须是受教育者的全体，而不是少数个别“超群”人物。叶氏在40年代就曾大声疾呼：“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要为训练成对社会作点事的人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结果使这些人光荣显耀，站在众人的头顶上，伸出手来，收受众人的供养。”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他在呼吁“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时候，又强调：“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多数”还不够，必须是全体。这对那种以为普通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少数“尖子”的教育思想是严肃的否定。

第二，重在“习惯”——这是实现教育宗旨的关键。

叶氏教育理论的闪光点，不仅是在强调教育的根本目标在养成够格的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而且是在强调“养成”的关键就是要努力培养各种各样良好的习惯。学会做人，质言之，就是要逐步养成各种各样做人的好习惯。

叶氏要求受教育者个个成为真知真能的人。这“真能”的标志是什么?叶氏的观点是：要习惯成自然。叶氏说：“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强强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越强。我们做人作事，需要种种的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叶氏确信：教育的本旨就在于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终身以之。

习惯，是一种持久而稳定的行动方式。习惯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习惯养成了，终身得益；坏的习惯养成了，终身受累，甚至还会殃及旁人、贻害社会。叶氏认为，在说不尽的众多习惯中，有两种习惯万万不可养成：一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二是妨害他人的习惯。所谓“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就是对待任何事情都随随便便，想怎样就怎样，不上任何规矩，也根本不想上什么规矩，一切随心所欲。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成了习惯，于是一切真正好的习惯都无法养成。“够格”的要求就在于要严于律己，求其“入格”，一切都无所谓的人，是永远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所以，从实质上看，这就是一种不愿接受任何教育的习惯。另外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小而言之如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大而言之如侵吞公物、侵略别国。这些都是以个人至上主义为核心的有害行为。一切为非作歹的人，其起始的一步就在“妨害他人”。

叶氏认为，养成好习惯，要从“早”抓起，从“小”抓起。从“早”抓起，就是强调要抓“开端”，抓起始的第一步。叶氏说：“大凡一辈子需用的事最需养成好习惯。在习惯没有养成之前，取个正当适宜的开端，集中心力，勉强而行之。渐渐的不大觉着勉强了，渐渐的习惯成自然，可以行所无事了。这就是好习惯已经养成，足够一辈子受用。如果开端不怎么正当适宜，到后来就成了坏习惯。”所谓从“小”抓起，就是强调要从细微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上注意养成好习惯，这样，才能在对待大事、处理大局上也处处正当适宜。叶氏在抗战期间论述“革自己的命”的必要性时，曾对“立身为公”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说到养成行为习惯，必须在最微细最平常的场合入手，积渐功深，遇到不微细不平常的场合也自然而然能够为公。公家的信封信笺硬是不写私信，买什么票上什么车硬是遵守秩序，这些事似乎无关大体，但是成了习惯之后，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至于贪污，不至于侵犯他人的自由。”学生在校读书，言行举止多数不是什么关涉社会和国家的大事，然而好习惯就应该从这些细小的事上逐渐培养起来。

叶氏说：“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这样看来，在叶氏心目中，养成习惯和接受教育，是二而一的事。

第三，贵在“自得”——这是实施教育的原则。

叶氏确认，实施教育的关键既在养成种种好的习惯，那么习惯的养成必须靠受教育者自己尝试着去做，尝试着按照规定的要求去做。习惯的养成靠自励，一切知识和能力的获取靠自得；外力灌注是无济于事的，至少是劳多而功少的。

对于教育，叶氏提出过一条著名的原则，即：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他说：“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所谓“不需要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呢?就是：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换句话说，就是具备了自我教育的本领。在叶氏看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是一个具备足够的自学能力的人，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自我教育的人；否则，算不得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因此，叶氏进一步强调说：“所有各级各类学校以及补习、进修机构的主要职能，全都在引导来学的人向自学方面不断进展。”

叶氏曾经从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学能力的重要。从知识的广度上看，在现代社会要做个“够格”的现代人，应该掌握的知识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尽。各种教育机构只能取其重要的、基本的，作为例子教给学生；其他的更多的东西，必须由学生学会举一反三，自己去学习，去研究，去掌握，去扩充。从知识的深度上看，人类的知识财富，其积累主要不是机械相加，而是发展演进。因此，受教育者对于现成的知识，决不可“光知守而不知变”；一定要在接受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有所发现，有所改革，有所创新才是。这种发现、改革、创新，是别人不能代庖的；必须在自学过程中逐步到达这样的境地。

要培养自学能力，教者就必须在“导”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善教者必须首先是个善导者。叶氏说：“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这里的关键是要随时注意“减轻学生之依赖性”。学生对于教师，养成了种种依赖的习惯，这是教育的失败。要理解一个问题，依赖教师的讲述；要记录知识的要点，依赖教师的板书；要知道章句的错失，依赖教师的批改；再进一步，检查自己学得怎样，依赖教师的测试；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勿使放纵，依赖教师的管教。这样下去，离校以后他还能成为一个具有自治、自理能力的人吗?所以叶氏竭力主张，教育工作“如扶孩子走路，虽小心扶持，而时时不忘放手也”。这“时时不忘放手”，正是叶氏形象表述的一条教育原则。

坚信教育的原则在“自求得之”，还须充分认识任何受教育者都有“自求得之”的内在潜力。叶氏说：“善于启发的老师都把学生看成有机的种子，本身具有萌发生长的机能，只要给以适宜的培育和护理，就能自然而然地长成佳谷、美蔬、好树、好花。”学生，即使是刚刚接受启蒙教育的孩子，也不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木头，他总有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的某种基础，善教者无非是善于利用这种基础，通过启发诱导，让学生凭借自己原有的潜力去获取新知识，锻炼新本领。而拙于教者，总是过低地估计学生的学习潜力，在学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去理解、去掌握的地方，还在喋喋不休，以致学生听而生厌、昏昏欲睡。

教育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实施教育的原则应该是确定的。叶氏说：“方法问题，我以为总不宜定于一（定于一相当于近年来流行的‘一刀切’）。”而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其目标都应该是“达到不需要教”的境地，“把学生培育成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他们的前辈的新的一代”。

第四，效在“直观”——这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

“纸上得来总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教育即读书这种陈腐观念，造成了学校教育单纯地、片面地重视书本知识的偏颇。而叶氏则主张教育要求得最佳效果，就必须重视直观。叶氏提出的“直观”，决不仅仅是指课堂教学中运用图片或其他直观教具。它的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

叶氏认为，学校生活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实际上就是学习怎样生活，怎样做人，因此，学校应该为学生设置种种环境，让他们能在这种种环境里直接去学习生活、学习做人。早在任教于吴县甪直高小的时候，叶氏就同吴宾若、王伯祥等好友在学校里开辟“生生农场”、开办“利群书店”，还设置“百览室”“音乐室”“篆刻室”，组织戏剧队、演讲队等等，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早早地去接触生活，锻炼生活能力。在30年代，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的严重弊病，尖锐地指出：国语科光读书固然不妥，“而自然科、社会科的功课也只是捧着一本书来读，这算什么呢?一只猫，一个苍蝇，一处古迹，一所公安局，都是实际的东西，可以直接接触的。为什么不让小孩直接接触，却把这些东西写在书上，使他们只接触一些文字呢?这样地利用文字，文字就成为闭塞智慧的阻障”。直到现在，他对这一点仍然坚信不疑：教育必须重视直观，而直观“就是跟事物直接接触”。从学校范围内说，有条件的要开辟动植矿标本室、理化实验室、图书阅览室、实习工场、种植园地之类；从学校范围之外说，要组织学生到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天文馆、地质馆、科技馆、图书馆去参观学习；再扩大言之，工厂参观，农村访问，社会调查，假期旅行等等，也是使学生从直观中受到教育的好途径。所以，叶氏的“直观”论，是教育面向生活、面向实际、面向社会的简要而朴素的表述。

叶氏的“直观”教育，不仅指直接接触各种事、各种物，而且还指直接接触各种人。古人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所以，叶氏强调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应该多接触品行端正的人，接触足以为人楷模的人，使他们从中受到好的影响。叶氏说：“要使学生‘真能’实践好行为，有没有直观的门径呢?我说有。其一，教师以身作则，事事处处为人师表，这是学生最亲切的直观。其二，让学生多接近各方各面的先进人物，也是极为有益的直观。”从高尚、正直的成年人身上，青少年会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是十分重要的直观。

叶氏强调“直观”的效能，是同他坚信教育的实践性、感染性和综合性直接联系着的。教育不仅要使人“知”，更要使人“行”，要能够实地去做，这就非直接去接触事物不可；教育不仅要诉诸人的理智，更要诉诸人的情感，要能够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和熏陶，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而这种情感只有在直接接触有关的人、有关的事物的过程中才能萌发，才能激起波澜；教育不仅要传授某项知识和技能，而且要使受教育者各方面都得到发展，从而真能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所以必须讲究综合性和整体性，而这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教育往往在直接接触事事物物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实现。

叶氏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体现了鲜明性和丰富性的统一。以上概括的四个方面当然远不能穷尽他的理论建树的全部，但我相信这至少是他理论宝库中的某些精髓。这些理论观点，对于观察、研究、推进我们当前的教育工作仍然具有指导和借鉴的意义。

二

叶圣陶教育理论的形成，有着丰富、深厚的基础。

我国千百年来传统教育中的精华，是叶氏教育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叶氏是五四时期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勇猛地抨击当时的封建旧教育的战士。他的革新教育，正是以批判和否定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为起点的。而他的抨击、批判和否定，都是集中在旧式教育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反科学、反民主的腐朽本质上。对于旧时代一些先哲和学者提出的符合教育规律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他决不妄加否定，相反，对于这些有价值的民族教育的精华，他总是精辟地加以阐述，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能重放光彩。他在很早以前就曾说过：“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行。”这里所谓的“知道自己”，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过去，尊重自己的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一切利弊得失了然于胸。叶氏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在他的教育理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教育中那些糟粕的尖锐批判，同时也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教育中那些精华的吸取和改造。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叶氏一贯主张教育要注重启发，要引导学生举一而反三。在最近为陈侠《论教育规律及其他》一书作序时，他还强调：“愤悱启发是一条规律。”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提倡“自得”，叶氏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倾注全力反复加以申说的，并且把“自得”的必要性提到“终身教育”的高度来予以解释，赋予时代的新的内容。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从受教育者方面肯定了学习必须求得自身真得实益的道理。叶氏为此专门写过一篇题为“‘为己’”的文章，精辟地解释了荀子的“为己”说：“为己，就是说所学都归自己受用，生活从而美满。为人，就是说所学跟生活不发生关系，学如未学，徒然说些空话，摆个空架子，使人家误认为他已经学了。”叶氏认为，如果认定“为己”的目标，那么就必须抛弃死读书的做法，而要把印在书本上的各种道理跟做法“化为咱们的知和能”，要“随时随地使各种功课跟咱们的思想行为打成一片”，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以上所说的这些古代先哲的名言，无疑是叶氏教育理论体现民族特色的重要基础。

在教育和教学的方法上，叶氏也是弃所当弃，取所当取，决不抱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孔子提倡“温故”，认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后世的书塾学馆，也大都强调要温理旧课。叶氏对此有自己的感受，他说：“从前书塾里读书，既要知新，又要温故，在学习的过程中，匀出一段时间来温理以前读过的，这是个很好的办法。现在教学国文，应该采取它。”他认为，通过温故，“回味那已有的了解与体会，更寻求那新生的了解与体会，效益决不会比上一篇新的来得少。”再如古代学文讲究“吟诵”，叶氏深以为然，认为“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对吟诵的科学依据作了透彻的说明。但他也注意到了传统吟诵法在运用上的缺陷：其一是“多数不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单在吟诵上用工夫”，这自然不是好办法；其二是实行“强记”，这种“强记的办法是要不得的，不久连字句都忘记了，还哪里说得上体会”?所以叶氏认为，光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而忽视吟诵，是一种偏向；光注重吟诵，而忽视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也是一种偏向。“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

可见，对于传统教育理论的精华以及教育实践的经验，叶氏都十分珍视，并且能用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从而有选择地予以吸取。这种立足于民族优秀传统的创造精神，是叶氏教育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

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创新性、民族性和大众性。

它从不追求教科书式的抽象、静态的理论体系构建，而是始终扎根于中国社会变革和教育改革实践的土壤，不断地提出、探索和回答教育现实中的重要问题，总结、提炼教育改革的实践经验，深刻反映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轨迹和基本规律，堪称“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一面镜子”。

它以国学根底和道德修养作基础，秉承儒道智慧精华，深得五四精神贯注，并将教育改革探索与新文学创作和现代文化建设相交融，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根基——语文教育的改革为主要依托，具有更加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现代文化意蕴。

它与广大师生的教育和学习生活息息相通，热诚代表他们的愿望与呼声，关怀他们的成长与幸福，并采用中国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更富有亲切感和人文气息，是真正面向并属于中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的“教育学”。

叶圣陶教育思想对中国特色现代教育理论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系统性的重要贡献。这一教育思想，以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为逻辑起点，形成了唯物辩证的中国教育改革之学；在探索和回答中国教育改革实际问题中，精辟、独到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教育基本原理；在总结和提炼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经验中，发展、创新了中国现代教育教学理论。

拓展资料:

叶圣陶（1894—1988），男，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 叶圣陶

生活即教育。。
其实很多中国教育理论都是有点copy外国教育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