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外籍军团阵亡的中国人

“如果将来中法交战，你会为谁而战？”桌子一端，一名戴着贝蕾的法国军人提问。“我会选择当逃兵。如果我背叛中国，有一天我也会背叛法国。”桌子另一端，一名20岁出头的黄皮肤年轻人用流利的法语回答。年轻人的简历显示，他来自中国天津，在法留学四年。
站在旁边的张明俊不动声色地笑了。这一幕，和9年前的自己几乎一模一样。当时，还是在巴黎诺让征兵站这座围墙爬满藤类植物的古老城堡一楼，他背着个大背包，忐忑不安地接过报名表，一一填上自己的详细信息：中学学历，来自温州，到法6年，能讲法语。
如今，张明俊已是征兵站的一名中士长，这是华人迄今在外籍兵团中获得的最高职位。他说，想不到9年后自己的同胞居然还选择加入法国外籍兵团。而他当时选择入伍，也被许多温州老乡，甚至他的父母所不理解——你已经在1997年法国大赦时拿到了居留权，为什么还要去当外籍大兵？
在大多数华人大兵看来，加入外籍兵团，无非是用青春换国籍——无论你是否偷渡到法国，甚至犯过法，只要你年龄在18-40周岁之间，在军团服役满5年，即可优先申请入籍；除此之外，谈什么人生理想，“全他妈扯淡”。
张明俊填完报名表后就挨了教训——他自始至终保持的微笑惹恼了征兵官员，“笑什么笑？你以为你是谁？去，做20个俯卧撑先！”
“我想通过参军适应法国主流社会，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自己首先要适应外籍兵团的生存方式。”张明俊说。
没有比这还轻松的办法
1992年的“长途旅行”让张明俊刻骨铭心。时方16岁的他，与一群人跟着蛇头，坐火车、转汽车、爬雪山、辗转数个国家，最后到达巴黎。
上世纪90年代，大批温州人像铁片一样被欧洲这块巨大的磁铁所吸引，开饭馆、做批发生意，等待大赦机会获得居留权。渐渐地，温州人占据了巴黎的3区、13区、美丽城与巴黎北郊的欧拜赫维里耶市，占居法华人总数的43%。
成功人士的传奇频频传回家乡，流传并放大，而偷渡的危险与创业的艰辛总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无论如何，这刺激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出国淘金梦。
到了巴黎，张明俊才明白，没有居留权，开不了银行账户，找不到正式工作，随时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险，“甚至连呼吸一口巴黎的空气都是违法的”。
同样来自温州的李厚霖1990年初到巴黎，“成为一个法国人，这和今天在街上开宝马奔驰一样，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可来到巴黎后，16岁的他不得不到一家中餐馆刷盘子，做大厨，对于工时和工钱，他没有任何谈判能力——在法国，雇用偷渡仔属于违法，老板冒险收留已是幸运，如果你觉得辛苦就滚蛋，想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多得是。
空闲时，李厚霖几乎不敢走出温州城一步，那会像“离开水缸的鱼一样失去安全感”。一些温州人甚至留法几十年还不会说法语，他们只需呆在温州城就好，在这座半封闭的聚居点内，从一日三餐到办理车险，都能搞定。“我们不是来到法国，而是一群温州人被空投到巴黎。”
这完全不是李厚霖想要的生活，作为一名典型的温州人，他渴望有自己的生意，比如开一个餐馆。但一切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拥有合法居留权。对于偷渡者而言，李厚霖们获得居留权的可行渠道有两个：一是等待大赦机会，只要你足够幸运与耐心，并且在这之前还没被警察逮捕——要知道，法国最近两次大赦时间分别是1981年与1997年。二是与一个法国人或有居留权的人结婚，如果对方乐意配合且你觉得这笔交易划算。
这是每个偷渡者必须面对的抉择，作为一个庞大族群的新成员，他们很容易得到温州老乡的经验之谈——加入外籍兵团吧，这是你我获得法国国籍最便捷的途径。1990年代初中期，外籍兵团中已陆续走进了近300名中国人。
张明俊就是被一个已从外籍兵团退役，做起了批发生意，还开上了跑车的老乡说动了心，“不就是混5年的兵么？在和平年代当兵，比当的士司机还安全。别再犹豫了，没有比这还轻松的办法！”
和李厚霖一样，他被老乡反复告知，报名前要先练跑步，这是最难过的一道关，12分钟内必须跑完2800米。
你们不为任何国家而战
通过体检，即将进入体能测试的张明俊，发现军队并非“混5年兵”那么简单。
外籍兵团允许你是偷渡客，允许你冲着国籍而来，允许你曾经有过犯罪记录，慷慨为你提供食宿、高额保险、每月1043欧元的薪水与每年45天的带薪休假，但绝不允许你在此混日子。从报名者的体能测试开始，外籍兵团的严苛训练与残酷的生存逻辑就发挥出威力。
2800米测试前几天，张明俊患了重感冒。他害怕出局，不敢找军医，只好一个劲地灌开水；为了取暖，他每天一早起来便去抱树。这是他的偶然发现，在乍暖还凉的4月，树的温度比人的温度要高。宿舍内住着五六十人，始终没人注意到他。有人生病，对其他人来说是好消息。毕竟，从体检到正式签约，成功率平均只有20%。
每个报名者都是被各自强烈的目的驱动来此饱尝苦头。后来调往巴黎诺让征兵站工作的张明俊发现，外籍兵团是观察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一扇独特的窗口。军团长期以来自东欧国家的人居多，这与1991年苏联解体与经济长期不景气直接相关。许多东欧人依法享有双重国籍，他们更在乎军团提供的薪水，这比其国内的收入要高许多。不少人出身军人世家，他们乐意成为职业军人，在外籍兵团中打拼前途，逐渐占据了军团的中高层职位。
在近乎晕厥状态下，张明俊冲过了最后的100米。这一关的淘汰率最高，来自台湾的小吴在日记中记录道，绝大部分前来报名的中国人并不知道选拔的程序，像当初盲目地随大流偷渡到法国一样，他们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来到军团时，连A到Z的法文都不会念，12分钟的轻装跑步，连1600公尺也跑不到。因此，中国人报名人众，录取者少。
吴是中国大兵中的例外，这个此前在台湾拥有自己的IT公司的高级工程师，纯粹为了“换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接受严苛的体能训练”，加入法国外籍兵团。
为期三个月的强化训练需要全天24小时待命，通常在三更半夜，教官将几颗模拟炸弹扔进军营，大喊，“全都给我滚出来！”急行军是家常便饭，最长的那次连续走两天，一辆越野车全程跟随，随时捡起昏厥或放弃的士兵。
这场最后的考核让张明俊终生难忘。在最后几百米，他快要瘫软在地上之时，双臂被两个东欧人架住了，两人几乎是拖着他到达终点。“那一刻，我明白大家已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兄弟了。”张明俊说。
战友间坚固的兄弟情谊是外籍兵团最关键的生存法则，在战场上，能单独赢得一场战争，并活到最后的那是好莱坞大片。在法国外籍兵团，来自各个国家的士兵要学会唱法国军歌、参加法国国旗的升旗仪式，但他们不必彻底洗刷此前“爱国主义”的对象。培训课上，教官大声告诉台下肤色各异的学员，“你们不为任何国家而战，只为身边的兄弟而战。”
5年后当上中士长的张明俊带新兵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回家告诉你老婆，她永远是第二位的，军团的兄弟们才是你的大老婆。”
李厚霖曾经与几名战友到酒吧喝酒，其中一名战友醉酒与人打架受伤，同伴架着他到公路旁拦的士，好容易停了一辆，司机看这架势，正欲开走，被愤怒的大兵拦下，把车玻璃砸得粉碎。回到军营后，打架的战友受到了处分，砸的士的几个却得到了表扬：“这是让大家记住，你身边的兄弟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你身体一部分打架是对的。
为了国籍我什么都能忍
李厚霖最终以高分入选外籍兵团，和他一同报名的两名中国同胞则遭淘汰。
原则上，高分者都将分到伞军团，但李厚霖申请去了步军团，“我没勇气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他告诉副团长。而他的实际想法是，伞兵训练基地在科西嘉岛，离巴黎太远，步军团相对近一些，每个周末可以回趟家。
马剑一选择当厨师，可以在厨房里避过战火，安然度过五年，然后成为法国人。“我只是想获得国籍。”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大兵的多半选择。
被送往步军团的当晚，李厚霖与战友立即受到“新兵期”的洗礼。
“你们有牙刷吗？”长官问。“有！”士兵答。
“有水桶吗？”“有！”
“好！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去拿，用牙刷把厕所、走廊的马赛克给我刷光亮！”
还有烫衣服。外籍兵团阅兵服很繁复，熨烫时，讲究施力，烫轻，没效果；烫重，褶皱会烫糟。第一次给长官烫礼服，李厚霖从晚上10点忙乎到凌晨6点。新兵期里，他像复读机一样反复告诉自己，“忍！为了国籍我什么都能忍！”
每个人的新兵期长短不一，法语好、动手能力强的新兵最容易被老兵们接纳为兄弟。这支庞杂的“联合国”军队严禁拉帮结派，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士兵原则上不得分到一个连队，在公共场合说家乡话会被惩罚。你要么和大家一起说法语，要么保持沉默。因此，语言始终有障碍的新兵往往成为被人使唤的对象，军团中抑郁症患者形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逃亡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许多法国人眼中，外籍兵团的士兵多是些犯罪青年或走投无路之人，经历残酷训练后英勇善战，他们对人生没有眷恋，与母国也恩断义绝。
“残酷是我们的生存逻辑。”张明俊说，最危险的战场全都由外籍兵团冲锋陷阵，在法国这个所谓讲人权的地方，公众与媒体都不愿看到法国士兵阵亡，曾有7名法国正规军军人在同一场战争中牺牲，整个法国闹翻了天。而外籍兵团不一样，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将或已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法国人，但在法国主流观点看来，他们始终是一群外国人。
李厚霖完全不能接受“与母国恩断义绝”之说，“相反，我执行的任务绝不能危害中国的利益，这是我的底线。”1995年，李厚霖所在步军团被派往南斯拉夫执行任务，团里一位战友来自南斯拉夫，他选择回到母国作战。“他说不喜欢自己国家的政权，可我觉得他是一个叛徒。”“自己的国家就像外籍兵团一样没得选择，你既然属于他，就得无条件热爱他！

我再也不要见到这鬼地方了
同样是1995年那次被派往南斯拉夫执行任务的轮船上，李厚霖第一次感受到死神如此贴近。其时，长达4年多的波黑内战已近尾声，但巴尔干半岛依然笼罩在硝烟中，人员伤亡人数每天都在更新。
晚餐时，每人桌前上了各种昂贵的海鲜和鹅肝，吃完后，每人面前递上一份遗书，内容已用法文打好，只需在空白处填上姓名，亲人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即可。
轮船到岸后，一些战友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到了战场不久，两个战友自杀了，其中一个年方18，拿着冲锋枪朝自己喉咙连开数枪。李厚霖坚持了下来，“我尽量去想四年后的事情，那时，我已经拿到法国国籍，还做起老板了。我会活到那天的。”“在战场上，没有兄弟的支撑，一个人是非常脆弱、容易击垮的。”1990年，坦克兵杨卫国被派往伊拉克执行任务，一次，同一个装甲车的土耳其人出去上厕所，彼时，飞毛腿导弹袭击的警报突然响起，按规定装甲车必须马上关闭，全体士兵戴上防毒面具。那名土耳其人绝望地敲打车门。开还是不开？杨卫国与同车的三名战友透过面具面面相觑，谁也没说话。几秒后，杨卫国猛地拉开车门，一把将土耳其战友拽了进来。最终导弹被爱国者拦截，虚惊一场。装甲车内，土耳其人抱住杨卫国，泪流满面。
厨师马剑一已记不清自己上过哪个战场，他的战场始终是一个十余平方米的厨房，每天就是把牛排煎到八九成熟，将薯条过一道沸油，再做一锅汤。他的确可以平安熬过5年，但他并不开心，在兄弟重如山与丛林法则并存的外籍兵团，始终讲不好法语、性格温吞、酒量也不行的他经常受到战友的戏弄。李厚霖和他在一起吃饭，从来不敢叫啤酒，“担心他情绪失控”。
台湾的吴是中国大兵中最享受军旅生活的人。他从不把薪水大把花在啤酒上，而是用来建设自己的网站，向网友介绍外籍兵团征兵条件、中国人在军队中的生存状态，及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厌其烦地回复网友的邮件。
他还申请加入伞军团，渴望被派往最危险的战场。“他在人堆中始终是最扎眼的，”张明俊回忆，一次军团组织野营，大家都穿着裤衩，带上烧烤工具来集合，唯独吴穿着一身迷彩服，头上箍着一盏探照灯——他以为野营是野外生存训练。
吴的日记最后的更新时间停留在2007年12月，本报记者多次给他发邮件，未复。李厚霖告诉记者，他也许是被派往海外执行任务了，“上网？到梦里上去吧！”
在枯燥与高度紧张的战地环境中，男人的性压抑亟需释放，“露点”杂志和三级片成为军营中的抢手货。张明俊所在工军团在科索沃执行任务时，一到晚上便涌到后勤连看“片”，那儿有一台投影仪和幕布，大家边看边放声大笑。观众中没有长官，但所有人都相信，他们有自己的“放映厅”。
“在海外执行任务的大兵工作之余，最感兴趣的是酒和女人。”在一些驻扎非洲的部队里，还曾设过半合法的军妓，为防止艾滋病，部队还给军妓做定期检查。
李厚霖所在步军团在南斯拉夫执行任务时，流动性极大，“看到头母猪都稀罕”，驻守的5个月里，最high的娱乐是烤全羊，战友们挖了一道很深的战壕，架上几十头羊，大家拿着蘸上油的拖把，来回奔跑着往羊身上抹油，边开心地大喊大叫。在嘈杂欢腾的人群中，李厚霖操起中文大吼，“我再也不要见到这鬼地方了！
你们中国人退役后，就成了NO.1
5年合同将满时，张明俊选择续签。作为军队中的佼佼者，他被长官再三挽留并许诺，续签后即刻调回巴黎诺让征兵站做文官，升迁中士。文官和法国的普通上班族一样，每天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类似于法国的公务员，而不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现在，我有了老婆、小孩、房子、小车，我和法国人没什么不一样了。”
第二个5年后，张明俊再次续签，“这次是为了获得政 府退休金，根据规定，在外籍兵团连续服役满15年，可终生领取法国政 府提供的每月一千多欧元的退休金。”这让张感到自豪。
选择续签的中国人迄今只有1%，退役从商是所有温州籍大兵拿到国籍后的选择。如今，作为华人中唯一升至中士长的战友，张明俊每次提起军衔，总是连连摆手，“中国人从没升过中高层军官，那是我们志不在此呀！”他已下定决心，15年期满后无论如何要退役做生意，“我毕竟是个温州人”。
李厚霖退役时，却放弃了法国国籍。他发现，中国的机会已今非昔比，生活条件也不比法国差，他常常对朋友说，“现在做中国人才有优越感呢！”2007年，他携妻儿回到温州，加上在法国时创下的事业，如今他已是五家外贸公司的老板。回国前，李厚霖在街上偶遇前上司，这名来自东欧的中年人盯着李的奔驰320感慨，“你们中国人退役后，就成了NO.1。”李厚霖也感慨，“要算成功，也是外籍兵团赐给我的。”
回国后，他买了保时捷唯一的一款SUV，在这座已完成艰辛创业与原始积累的侨乡，这款车算不上惊艳。“近10年来，只有一个温州老乡找我咨询加入外籍兵团的事。”李说。
如今，外籍兵团中温州籍大兵的比例已然下降，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不必再“爬雪山”爬往欧洲，温州街道上四处竖立的移民咨询广告显示，他们开始从容、理智地选择留学、投资移民、人才输出，或仅仅是到巴黎串亲戚。他们不再认为欧洲等同天堂。而同时，上世纪90年代东北下岗人数与国内留法学生的急遽上升，军团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这些人的身影。
厨师马剑一未满五年便申请退役，回到温州。这个患上严重抑郁症的中年人一落地温州，立即像找回了身体的一部分。如今，他的生活回到原点，继续做着公务员，也能喝点啤酒了。
时不时地，李厚霖和马剑一回法国走走亲友。战友们坐在一起喝酒，有人提起国家经济形势不好，李厚霖马上反驳，怎么不好了？中国GDP还是两位数增长呢！随即才反应过来，对方指的“国家”是法国。
坦克兵，现任法国外籍兵团退伍华人战友会秘书长杨卫国退役后，在巴黎东北郊地铁奥什站几十米远处开了一座城外城酒楼，典型的大型中餐馆，五百多平方米，涂绘着中国红和中国龙。和所有退役军人一样，他始终保持着小平头，“头发长得碰到耳朵了就浑身不舒服”。甚至他的睡衣，还是当年的军汗衫。
他至今也没适应将法国称为“我们国家”。他的中餐馆频频受到警方“惠顾”，查卫生、查营业执照、查黑工。一次，杨卫国火了，“最危险的战场，是我和我的弟兄去打仗。现在我也是法国人，且对法国做出的贡献要比你们大得多，你们凭什么对我这样？！”
这依然是所有留法经商的中国大兵的尴尬处境。他们的经营与交际范围，始终局限于半封闭的“温州城”中，聘用中国雇员、赚中国人的钱。“说白了，你就是个拿着法国国籍的外国人。”
直到与张明俊聊起一直未回复邮件的台湾士兵吴，记者才得知他已经失踪了近两年。失踪当天，吴与4名战友出海，遇上高达11米的风浪，连人带船被席卷一空……法国警方接到报案后24小时才进行搜救，两天后返回，向外籍兵团报告“失踪”。
“失踪”的消息登在了外籍兵团的网站上，法国主流媒体没有报道此事。张明俊说，他们压根就没关注过外籍兵团的伤亡。
但没人愿意身边的战友西去无痕。2004年，来自福建的伞兵李普在非洲执行钻石缉私任务时被击落殉职，战友们在网上为他设立了纪念堂，这个已有近23万访问量的网页上飘落着红色枫叶，每片红叶都会触碰到一行暗红色的字，“永远的蓝盔士兵李普”。
（田芬对本文亦有贡献）（应采访对象要求，李厚霖、马剑一为化名）
雇佣军
在英文中，“雇佣军”和“惟利是图者”是同义词，从古希腊时代开始，雇佣军就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以 “战争”和“冒险”为职业。
近十几年来，安哥拉、波黑、科索沃、阿富汗、车臣等地发生的武装冲突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外籍雇佣军出现。目前伊拉克境内有几十家雇佣军公司，手下雇员超过 两万人，他们负责保卫伊拉克临时政 府大楼、机场、石油管道等重要目标。在东亚，也有外国雇佣军，他们大多为反政 府势力、宗教势力卖命。
20世纪80年代以前，雇佣军都是以个人或小团体为单位，他们策动政变、绑架暗杀、劫掠财物，被称为“战争动物”。2003年联合国大会曾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外籍雇佣军这个职业。
从90年代开始，雇佣军开始逐步转型。首先是搞集团公司化经营模式。全球现在大约有一百多家这样的雇佣军公司，其中南非私营武装公司(EO)、SI公司、军事职业资源公司(MPRI)、黑水安全咨询公司等四家规模最大。
除美国雇佣军和法国外籍军团外，西班牙外籍军团、哥萨克雇佣军、尼泊尔廓尔喀部队也都是国际市场上名气较大的雇佣兵集团。
雇佣兵的工资根据任务危险程度不同，兵种不同，来源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档次。招募对象包括平民、前军人、亡命徒等，总之想要加入，通过考核就可以。中国人的踪迹也遍布世界各大雇佣军的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