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物权行为?它的定义是什么?

⒈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法律行为的一种，只要承认债权与物权的划分,就必然要承认债权行为之外还有物权行为。
首先，“法律行为”这个概念是德国学者首先提出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一般性的法律行为与具体的法律行为形式之间的关系,为不同类型具体法律行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克服了大陆法系各国法制实践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解决了法律行为普遍规则与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使民法典避免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它解决了意思自治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确认了法律行为不仅可以发生债法上的效果,而且可以产生婚姻法、亲属法以及其他私法上的效果,摆脱了将法律行为从属于债法或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系。
同时还认为,只要我国民法理论还承认债权、物权、亲属权等基本民事权利的划分,就同样必须承认物权行为这样一种法律行为的客观存在。因为作为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人们从事法律行为的目的可以是各不相同的,既然有以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以发生、变动、消灭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的债权行为,顺理成章地就有一个以设定、变动和消灭物权为目的的行为,这就是物权行为。
最后，物权行为是对法律行为依其法律效果进行分类的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如果否认我国民法理论中存在物权行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法律行为按照人们意思表示中希冀引起法律效果的不同加以分类,整个民法的逻辑体系将可能因此而发生混乱。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如果在民法理论上否认物权行为,那么作为法律行为的唯一支柱就只有债权法上的合同。这样一来,法律行为作为一项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制度就成了问题,因为,只作为对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的规则的抽象,作为债法的一般规则尚有问题,作为民法的一般规则列入总则编的科学性就更不能成立了
⒉关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问题，文中是这样说明的：无因行为必须由法律作出规定，法律可以规定某些物权行为是无因行为,也可以规定某些债权行为是无因行为,德国民法就是如此。某种行为,在理论上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无因行为,但未规定在法律中,还是不能作为无因行为看待。
另外，孙宪忠博士在文中提到 ：
⒈（物权行为）理论使民法体系更加清晰合理，富有逻辑性。
⒉加强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提供了最切实的理论基础。
⒊该理论最终解释了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即物权为什么必须公示并能在公示后取得对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其中以王利明先生为代表3，他的意见主要有：
第一, 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实际上是学者虚构的产物,在现实的交易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债权合意之外的移转物权的合意。
⒈以买卖为例,当合人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就是使一方支付价金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另一方通过交付标的物而取得价金的所有权。因此,移转价金和标的物的所有权既是当事人订立债权合同的目的,也是债权合同的基本内容,如果将移转标的物和价金所有权的合意从买卖合同中剥离出来,买卖合同也就不复存在。而且,当事人订立任何一份买卖合同,都必须对价金和标的物移转问题作出规定,否则买卖合同将因缺少主要条款而根本不能成立。既然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规定价金和标的物的移转问题,那么他们没有必要就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问题另行达成合意。因此,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是包含在债权合同之中的,它本身不可能超出债权合同。
⒉物权和债权的性质区别并非必然导致物权的意思表示必须独立于债权的意思表示,也并非是产生特殊的物权变动方法的根据。
⒊就交付行为来说,它并不是独立于债权合意而存在的,交付的性质是实际占有的移转,从物权法的理论来看,单纯的实际占有的移转并不能必然导致所有权的移转。交付效果不可能与买卖合同分割开来。尤其应当看到,实际交付标的物不是什么单独的行为,而是当事人依据债权合同而履行义务的行为。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是当事人应负的基本义务,而一个交付行为是否真正完成,取决于出卖人所实施的交付行为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规定。如果出卖人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提前或迟延交付,或交付标的物有瑕庇,或交付标的物的数量不足,显然不符合合同的规定不能构成真正的交付。如果将交付行为与买卖合同割裂开来,那么交付行为的正确和正当与否也失去了评价标准。
⒋就登记来说,其本身并非民事行为,而是行政行为。
而针对否认物权行为的意见，孙宪忠博士在他的文章4中提到：
⒈物权行为并非纯属抽象，而是事实存在的
例如，德国民法上，所有权人为自己的土地设立债务的行为，以及定限物权的设立行为都是现实中存在的物权行为。
⒉关于物权行为抽象性对原所有权人保护不利的质疑：
关键在于我们没有了解到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新发展，即，在德国法上，将法律行为理论的一般规则运用于物权行为之中也是符合法理的，那么，物权合意就可依一定情事得为撤销，也就不存在对原所有权人不利的问题了。
⒊关于物权行为理论过于玄妙而难以被公众理解和立法，司法运用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一个符合法理，逻辑的理论只是因为对其了解和运用的不熟悉就弃之不用，实在是为荒唐。
经过阅读相关的一些文献和论文，我对物权行为理论有一点自己的认识，其中主要的想法来源于雅科布斯先生的《19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一书的后记，即雅科布斯先生和杨振山先生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讨论以及雅科布斯先生对物权行为理论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和推理进路的介绍。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前提：
1法源前提：
萨维尼并非独自完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发现，而是基于胡果的研究成果。而胡果的研究立足于对罗马法的研究，同时，萨维尼在发展胡果的理论时也是基于对罗马法的研究。可以说罗马法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法源基础。
2理论前提：
通过对罗马法的考察，胡果发现，在法学阶梯的法学体系的第二部分中，应该区分出有关对物的物法和对人的债法5。这也是德国民法典最值得提到的体系特点，即对物法和债法的截然区分6。同时，对债的性质的认识，也使物法和债法的区分得到清晰：胡果将债称为人际间的束缚并在这个意义上将此概念称为“罗马法的精神”，而从这个表述中可以发现，“债权是一种权利，其针对的对象并非物，而是另外一个人；债权使这个人失去对享有除某个债权中所指的行动的自由权以外的全部普遍自由，这个行动因为被排除（此排除并不排斥他人）出自由的范围，所以不再是可以做的行动，而是必须做的行动。”7
由于债法与物法的分离，所以在所有权取得方式中不包括债的关系8，因此债权请求权被排除出所有权转让的要件。那么，现在可以发现，为了物权变动的生效单单依据债的关系是不能完成的。物权和债权的二分是物权行为理论的理论前提。
二?物权行为理论的推导：
在物权行为理论发现前的时期，当时的学者通常认为，所有权继受取得的要件被分为（合法）的名义和取得形式两部分9。而关于名义和取得形式的具体含义则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所谓的“中世纪畸形化”的时期，取得形式被定义为交付，而（合法）名义被认为是指向所有权转让的债权。
为了纠正这一“中世纪畸形化”和顺应“时代潮流”，于是产生了下面的结论：“在所有权的取得中，必须存在一个区别于所有权取得本身的名义。”更准确的说，所有权是在“占有开始”之后产生的，于是将债权请求权称为名义是一个错误。转让行为和转让的基础行为相分离，是澄清了上述不准确表达的罗马法10 。那么，与债权请求权相分离的名义就只能是一个合同，而这个区别于建立债权请求权的债权合同的合同就只能叫做“物权合同”。11
至此，物权合同或者说物权行为已经凸现眼前，这样一个严密的逻辑推导过程又是基于罗马法的法源地位，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因此证成。
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存在是物权转让的抽象性的主要原因。12
意思的动机不属于意思，债权行为是物权转让行为的动机而非其意思本身。虽然，没有人会没有动机的为意思表示，但动机本身不能被考虑为意思表示。
从这个判断出发，我们会发现，独立的物权合同或许其基础关系――债权合同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效，被撤销，但由于这个债权合意仅仅是物权合意的动机，所以，只要物权合意本身没有无效或被撤销的事由，那么物权转让就是合乎合意的有效。
在债权合意失效情况下物权合同有效并发生物权转让的效力，于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存在就是适宜的和必要的。
但是，发现物权行为理论的法学家并不是以这样的逻辑顺序推理，而是从反方向进行推理。由于在罗马法中存在这样一个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那么就有下面的推理：法律行为可以因为错误动机而无效被撤销，而这一错误的可撤销性又来自于法律行为鉴于一个法律原因而实施，而错误正好涉及这一原因，这就是“错误的重要性或曰致命性”。这个错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涉及一个原因，而所有权转移行为恰恰鉴于原因而实施。因此，实际中现有法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是缺乏法律基础的所有权有效这一结论的逻辑基础。如果，基于误想原因而实施的转让不能有效将所有权转让给受让人，那么这将与缺乏法律基础而给付的不当得利相冲突。13
四?总结：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物权行为的发现是一个从罗马法法源出发，严密逻辑推理和细化法律关系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似乎没有可以驳倒的漏洞，也许这就是物权行为这一论题不断被争论而未能有压倒性反对意见的原因。那些反对意见只是集中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影响和外在价值，还无法从根本上对其核心价值、推理前提和推理过程进行摧毁。所以，反对意见只能说明物权行为理论的疏漏，却不能将其推翻。如果想做到这一点就只能将推导的法源否定，那就是否认罗马法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而这一点相信是难以做到的。另外，承让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否认其抽象性相信也是不合逻辑和不合体系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在逻辑上否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
参考资料：http://www.fawang.net/dbbs/index.asp

自萨维尼提出物权行为理论以来，争论百年而终无定论，时至今日对物权行为理论持肯定说与否定说的观点仍相持不下。笔者将自己在学习和研究物权行为理论过程中遇到的困惑进行了总结，希望能够求教于高明。

一、物权行为是不是一种客观存在？

英国和法国的法律均明确规定，债权行为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系采纯粹的意思主义原则（le principe du consensualisme），几乎无人知悉物权行为为何物。[①]在德国制定民法典时，当时最著名的自由派法官奥托.冯.吉耶克在《民法典的起草和德国法》一文中对物权行为理论批评说：“如果在立法草案中以教科书式的句子强行将一桩简单的物品买卖在至少是三个法律领域里依法定程式彻底分解开来，那简直是在理论上对生活的强奸”，“如果现在把实际中的一个统一的法律行为的两种思维方式编造成两种各自独立的合同，那就不仅仅是脑子里怎么想的问题，而是依思维方式的超负荷损害实体权利。”[②]与之针锋相对，德国民法的立法理由书则认为：“以前之立法，特别是普鲁士普通邦法及法国民法将债权法上之规定与物权法上之规定混淆一起……此种方法未能符合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在概念上之不同，增加对法律关系本质认识上之困难，并妨碍法律适用。”[③]国内学者陈华彬先生认为，物权行为概念的创立可谓是德国民法学在法律行为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并进而认为“这一概念本身的提出和创立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由于将财产行为区分为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因而使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更趋精致与科学，民法关于法律行为的分类臻于完善。另一方面，这一概念的创立，亦解决了民法上尤其是物权法领域某些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如基地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之设定，以及所有权的抛弃等行为的性质问题。此等物权的设定行为或抛弃行为本身，抑或这些行为发生之际，即为权利之实现，并无所谓履行问题，故与债权行为完全不同。因之，试图用债权法上的概念如债权契约概念来解释这类行为难以臻于精确。并且，倘若以之诠释这些行为，也势必使债权行为，尤其是债权法的制度体系遭到破坏。于此可见，物权行为概念的创立不独在物权法领域有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就是对整个民法学的发展也有至深的影响”。然而陈华彬先生在肯定物权行为存在的客观性的同时，又坚定地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持坚决的否定态度。[④]由此可见，对于物权行为是否是一种客观存在，观点相距甚远。

二、物权行为的确切涵义是什么？

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现象的共同特征加以概括、抽象后形成的权威性法律范畴。为了保证法律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每一个法律概念的内涵应当力求明确。概念是体系的基石，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就没有清晰的法律体系，也不能进行清晰的法律思维。[⑤]不过，即使是采用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国家和地区，对于物权行为的确切内涵仍存在不少的争议。由于德国民法典并没有在立法上给物权行为一个明确的界定，这样学者的阐释就难免有所差异。在德国当代学者中，弗鲁沫（Werner Flume）、拉仑茨(Karl Larenz)、沃尔夫(Wolff)、施瓦伯、普律廷、魏灵(Hans Josef Wieling)、姚尔尼希(Othmar Jauernig)、恩内克鲁斯（Enneccerus）等学者对物权行为的概念均有所不同。中国学者对物权行为概念的分析，因着眼于效果、目的、要件、内容之不同而见解各异。[⑥]例如，有学者认为，物权行为系以物权的得丧变更为直接内容（或目的）的法律行为。另也学者认为，物权行为系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外部的变动象征（交付或登记）相互结合而成的法律行为。至于物权合意是否就是物权行为，有观点认为，就法律行为的概念而言，以发生一定法律效果为必要，物权变动需以物权合意（意思的因素）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为要件。物权合意本身既尚不足以引起物权变动，故非物权行为。[⑦]而另有学者则认为，物权的合意本身即为物权契约（物权行为），法律效果并非系契约概念的必要部分，此由吾人常称无效或不生效力之契约，即可知之，于此情形，显然欠缺契约之效力，但意思表示或缔结契约之构成要件实可认定。[⑧]由此可见，学者之间对物权行为概念的理解差异很大。

三、物权行为何时成立？何时生效？

物权行为何时成立和生效，此类争议早在德国民法典制定之际即已发生。王泽鉴先生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本身（包括物权的合意）本身即为物权行为（单独行为及物权契约），登记或交付为其生效要件[⑨]。而姚瑞光先生则认为：“物权行为者，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而成之要式行为也。”其主要理由为：“物权的意思表示（包括上述的物权合意），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始能成立所谓物权行为。惟有完成此项方式之物权行为，始能发生物权得丧变更之效力，始能不残留所谓履行问题，亦即物权行为一经成立，即生效力。不可认为物权行为因意思表示而成立，登记或交付，不过其生效要件而已。”[⑩]

四、物权行为是否具有无因性(doctrine of abstraction)？

即使在承认物权行为的国家，也并不必然采用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是否有因或无因，并不仅仅是逻辑的关系，而是一项由实体法依据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问题。[11]荷兰和德国均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并对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加以明确的区分，然而，对于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之间的关系，荷兰和德国的法律却因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而分道扬镳。在荷兰，物权行为的有效性取决于债权行为的有效性，这种有因性原则在荷兰法学界被一致接受。[12]相反，在德国，物权行为的效力是由物权行为本身独立决定的，物权行为的存在、物权行为的效力以及物权变动的有效性均不受债权行为或债权行为效力之影响。[13]

五、物权行为理论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在德国民法典接受了物权行为理论以后，德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学家们对该理论的批评并未停止。反对该理论的重要观点有：（1）该理论认为地割裂了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违背生活常理，难以为大多数人理解。（2） 该理论使物权的变更不考虑其原因行为，违背交易公平原则。萨维尼“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有效”的观点，难以让人信服。（3） 依该理论，在原因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者可撤销时，仅得对受让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债权请求权），而不能行使物权请求权，此于受让人破产时，甚属不利。（4）物权行为理论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交易安全，而善意取得制度足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之目的，物权行为理论已失去其存在之依据。然而，尽管物权行为理论受到非常严厉的批评，但它仍然为德国民法典所接受，因为在大多数的法学家们看来，物权行为理论虽然有明显的不足，但其优点也是难以抹杀的。[14]这些赞同物权行为理论的观点主要有：（1）该理论使得民法的体系更加清晰合理，富有逻辑性。因为接受了物权行为理论，德国民法典才避免了重犯法国民法典体系不清之弊。（2）该理论加强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为保护善意第三人提供了最切实的理论基础。（3）该理论最终解释了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即物权为什么必须公示并能在公示后取得对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的问题。[15]

六、物权行为理论的前景如何？

物权行为理论为德国民法典所采纳并为德国大多数法学家所赞同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激烈争论一直没有平息。部分德国著名法学家认为，物权行为理论作为财产法的一个普遍原则的地位将来要被抛弃，但另有学者著书立说为物权行为理论据理力争。[16]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观点在德国已经取得明显的优势[17]。另有学者认为，今天，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怀疑态度正在慢慢高涨。[18]1989年欧洲议会决定，应当制定一部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的统一民法典。对于未来《欧洲民法典》如何规范物权变动问题，德国Ulrich Drobnig 教授在分析欧洲各国法律（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关于物权变动的模式以后认为,“大多数欧洲国家均不了解复杂的物权行为理论，事实上这些欧洲国家也不希望采纳这一制度。”[19]

七、我国在物权立法中是否应当采用物权行为理论？

现在我们再将有关物权行为理论的争议聚焦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该理论的继受上。台湾民法在立法中并无明文规定采纳物权行为之概念与理论，最高法院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其判决中也未曾使用过“物权行为无因性”之概念，但绝大多数学者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为物权法之一项基本原则，为学说上一致之见解，此为继受德国学说之结果。[20] 尤其应注意的是，1999年台上字第1310号判决、2000年台上字第961号判决中明确表明了物权行为具有独立性和无因性之理念。而台湾地区在民法典的修订中，学者拟订的建议稿不但重申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以及无因性原则，而且以更加明确的条文规定了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21]其“物权法”第一条的立法理由，即明确宣告承认和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基本规则。[22]由此观之，在台湾物权行为理论已经成为学说中之通说，司法实务之定论，且有进一步在立法中加以确定和巩固之可能。台湾地区民法几乎全面继受德国法上的物权行为理论，其主要的机能在于能够与德国接轨，吸收德国法的判例学说，以便于操作这部移植的民法典而能在本土成长发展。经过数十年的适用，物权行为理论已经成为台湾地区民法和法律人法律思考的“重要成分”，以致于王泽鉴先生认为，物权行为的废除将造成民法理论构造上的大地震。[23]我国大陆随着民法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民法学界内部的学术争鸣也随之展开，其中物权行为理论的论战可能就是我国民法学界内部最为激烈的争鸣。大陆与台湾一水之隔，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然而对于物权行为理论，在中国大陆却没有象台湾那样在学者中形成通说并为司法实务所采纳，这种分歧在中国物权立法过程中更为突出，争论也更为深入和激烈。中国物权立法中是否应采用物权行为理论，不仅关系整个物权立法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而且涉及当事人之切身利益，对法律行为理论、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和法学思考方法均有重大影响，可谓是物权法的核心和焦点问题。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对其推崇备至，认为德国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是“能够科学地支持物权立法并完满地解决物权变动的一切问题的科学理论”[24]。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那种认为我国民法有独立物权行为的观点，不符合现行立法规定的精神，且与法律发展潮流相悖，是不足取的”[25]，持更为激进观点的学者则对物权行为理论嗤之以鼻，并警示人们应当“正确认识并揭开德国无因性理论及制度的面纱，认清其真面目，并防止把这一‘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甚至为世界各国（包括德国人自己）所唾弃的东西搬到中国的土壤上”[26]。大陆学者之间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意见分歧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物权行为理论，在德国法上争论甚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颇受质疑，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均有学者力主采用物权行为理论，同时也不乏否定物权行为理论之学说，其争议几乎涉及物权行为理论的所有环节和重大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争论百年而终无定论，甚至连什么是物权行为、物权行为是否客观存在等问题到目前仍在争论之中。笔者将本人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展现给大家，希望能够求教于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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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ale of Good Act, 1979, s. 18 Rule 1; Art. 711, 938, 1138, 1583 Code Civil . Ulrich Drobnig, Transfer of Property, in: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p.506

[②][德国]K-茨威格特与H-克茨《比较法总论》第15章《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孙宪忠译，《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第27页。

[③] Motive III, 1896,S. 1f. 转引自王泽鉴：《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载于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283页。

[④]陈华彬著：《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13页。

[⑤] 田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⑥] 关于德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就物权行为概念的不同见解，请参见田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至第19页。

[⑦] 采此见解者，有Rosenberg, Wolff-Raiser, Enneccerus-Nipperdey等著名学者。

[⑧]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46页。Baur 教授简单明确地表示：Die Einigung ist dinglicher Vertrag(物权合意就是物权契约)。 Westermann 教授认为，物权合意本身尚未发生法律效果，此一事实不足以反对“物权的合意系物权契约”之论据；须得第三人同意之契约亦属如此，吾人并未因此而否认其契约之性质。

[⑨]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47页。另参见胡长清著，《中国民法总则》，第212页；洪逊欣著，《中国民法总则》，第266页；李宜琛著，《民法总则》，第212页；施启扬著，《民法总则》，第201页；

[⑩]姚瑞光著，民法物权论，第14页。另参见杨与龄著：《民法物权》，第9页。

[11]王泽鉴：《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载于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281页。

[12] 瑞士、奥地利也采用物权行为有因性原则。参阅Stadler, Gestaltungsfreiheit und Verkehrschutz durch Abstraktion, 1995, S. 25 ff. 转引自王泽鉴：《物权法上的自由与限制》，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9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第2001年版，第260页。

[13] （德）Ulrich Drobnig, Transfer of Property, in: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pp.507, 508.

[14]面对物权行为理论长期引起的广泛争议，在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诞生地德国，德国司法界一方面吸收批评者意见的合理成分，借助法律行为制度对物权行为理论之缺陷进行改进，一方面却自始至终坚持物权行为理论。而对于反对者而言，虽然其指责物权行为理论，但无法否认物权与债权的本质差别的确是民法学界的共识，如果让仅具有相对性的债权行为产生绝对的法律效力，这一点似乎仅凭简单的法学思维就可以体察其中的错误，而德国民法典对法国民法典中债权意思主义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法国关于不动产交易的公示制度的规定就是明证。See. Décret partant réforme de la publicité foncière, Décret 55-22 du 04 Janvier 1955.

[15] 王泽鉴：《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载于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286、287页。孙宪忠：《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载于孙宪忠著：《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45页。

[16] Kegel(1977),pp.85-86; Larenz(1986), PP. 20-21. For similar considerations of the Dutch legislator cf. Parlementaire Geschiedenis van het Nieuwe Burgerlijk Wetboek. Boek 3: Vermogensrecht in het algemeen(1981)

p. 317. Stadler (1996), especially the conclusions at pp. 717-740. See Ulrich Drobnig, Transfer of Property, in: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p.509.

[17]孙宪忠：《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载于孙宪忠著：《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18] Today, skepticism towards the abstract “real” agreement is slowly increasing in Germany. See Ulrich Drobnig, Transfer of Property, in: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p.508.

[19] See Ulrich Drobnig, Transfer of Property, in: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p.509.

[20] 郑玉波：《民法物权》，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37页；史尚宽：《物权法论》，1987年版，第22页；王泽鉴：《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载于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275、281、282页。

[21] 孙宪忠：《再谈物权行为理论》，载于孙宪忠著：《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22]孙宪忠：《论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载于孙宪忠著：《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23]王泽鉴：《物权法上的自由与限制》，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9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第2001年版，第266、267页。

[24] 孙宪忠：《再谈物权行为理论》，载于孙宪忠著：《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25] 梁慧星：《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载于梁慧星著：《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26] 陈华彬：《论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物权行为及无因性理论研究》，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