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的工艺是怎样的呢？

1．陶器

我国在距今1万年左右发明了陶器，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之一。虽然现在我国尚不能详知发明陶器的途径，但陶器的发明却绝非偶然，它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陶器质地松软，具有明显的吸水性。其种类包括生活器皿、生产工具、随葬明器、工艺美术作品及建筑材料几大类。

①著名的彩陶和黑陶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开始了定居的生活，经营农业。陶器的产生与之紧密相连，故中国古代有“神农耕数态纳而作陶”的传说。在新石器时代，它几乎无所不在，在人们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生产中用于收割的陶刀、狩猎的陶弹丸、捻线制纱的陶纺轮、鞣制皮革的陶锉。生活上，从烹饪、饮食、汲水到储藏等，陶具都是不可缺少的；同时还有陶哨、陶埙、陶鼓、陶响球等乐器，以及反映原始宗教内容的女神塑像、动物塑像等。此外，陶器还广泛地用于随葬的明器。

陶器的发展经历了从实用目的到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过程，创造出了不可胜数的陶制工艺品，从而使陶器无可争辩地享有造型艺术先驱的称号。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便是世界船形彩陶壶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由于烧造工艺的差异，陶器会产生不同的颜色。像青海大通出土的人物舞蹈纹盆、甘肃秦安出土的人形彩瓶、河南临汝出土的鹳鱼石斧图陶缸等，均是不可多得的史前艺术珍品。

此外，还有大量模仿动物造型的实用工艺器皿，如仰韶文化的船形壶、鹰鼎、葫芦瓶，大汶口文化的猪鬶、狗鬶、兽形壶，马家窑文化的人首器盖，红山文化的女神塑像，良渚文化的水鸟壶等等。在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堆放着数千件陶塑雕像的窑穴，种类繁多，件件古朴生动，令人惊奇。

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由于采用了轮制技术和密封陶窑技术，陶器的颜色从以前的红色为主而变为以灰黑色为主，质量也大大提高，出现了一批空前绝后的黑陶精品。如山东龙山文化的蚕壳杯，漆黑油亮，陶胎仅厚0．3毫米～0．5毫米，在器表和柄部还刻出纤细的纹饰和不同形状的镂孔。其工艺技术达到了古代制陶术的顶峰。

在新石器时代，还出现了陶器的另一分支，即建筑用陶。如在良渚文化中发现有火候不高、且形态很不规整的建筑用砖，胎心黑色，表皮红色，代表着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发薯没明。后来在中原龙山文化的淮阳平粮台城址又发现有用灰陶制成的陶水管。

②弥足珍贵的刻纹白陶

夏商周三代已进入青铜时代，但陶器依旧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代表这一时期工艺水平的有原始瓷和硬陶，它们以高岭土制坯，经1200℃的高温烧制而成。它的吸水性已经不十分明显，其性质已接近后来的瓷器。特别是商代晚期的刻纹白陶，也以高岭土为原料，质地坚硬，器表周身刻有与青铜器相同的花纹。图案精美，造型秀丽，颜色皎洁细腻。刻纹白陶属于礼器，所见有簋、鼎、尊、杧等，数量很少，大都集中于当时商王朝的国都——安阳小屯。

这一时期的建筑用陶出现了三通陶水管。西周时出现了陶瓦和圆形瓦当，它们标志着人类建筑形式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③走向专业化的制陶业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工商业的发达，陶器生产更加集中，也更加专业化。这一时闭差期，中国北方广泛使用的是灰色陶器，除当作日常生活用品外，还大量用于随葬。在长江以南则流行印纹硬陶、灰陶和原始瓷。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不同，人们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也大相径庭，表现在陶器的种类和装饰上也差异很大。到战国末期，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陶器中开始逐步出现一些共同的因素。

春秋时逐渐出现了陶制的方形、长方形薄砖。至此，建筑用陶的基本门类已大致确立并迅速发展起来。战国时，列国流行半圆瓦当，上面均模印有生动的花纹图案，区域色彩很浓，如燕下都的饕餮纹、齐临淄的树木双兽纹、秦咸阳的云纹等。此后，这一传统代代相传，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一大特色。

2．先进的青铜器

铜是人类最早认识和使用的金属。最初人们利用天然铜块制成工具和装饰品，后来人们发现在冶铜时掺入一定比例的锡或铅，可以大大降低其熔点、增强其硬度，由此便产生了青铜。青铜熔点低，熔液流动性好，便于制作容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以其制作规模之巨大、造型之精美、做工之精致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①青铜文化的全盛时代

距今4000年左右，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史传夏禹铸九鼎以象征九州，后来九鼎被夏商周三代奉为国宝。

全盛时代的青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晚期所出土的文物为代表，已具有一定的铸造水平。除去刀、锥、铃等小铜器外，还有戈、戚一类兵器，爵、角、斝一类铜礼器；但这时铜器的胎很薄，器表也大都朴素无文。

商代中期的青铜器以郑州商代遗址和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年代大致在仲丁至盘庚迁殷以前。铜器出土较多，其中礼器有鼎、鬲、簋、觚、爵、斝等，而胎质一般较薄，只有单线条的花纹带。但其中像郑州发现的高达1米的杜岭方鼎，则需要相当高的制造水平。

晚期以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这个阶段的中期最富有特点，以河南安阳妇好墓所出铜器为代表，有很多新的器类，器形也更丰富，礼器一般较厚，花纹繁缛，并开始出现铭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司母戊大方鼎。它是商王文丁为祭祀母戊而铸造的，于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殷墟出土，重875千克，器形庞大深厚，鼎的腹部有兽面纹，有首无身，狰狞可怖，腹壁内铸有“司母戊”字样，脚部刻有蝉纹，线条简洁。司母戊方鼎集中表现了殷商时代青铜冶铸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标志。

②带铭文的西周青铜器

西周定都丰镐。随政治中心的转移，青铜工业的重心也随之西迁。这一时期的青铜手工业继承了殷商的传统，属于青铜时代的盛期，青铜器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增加。西周中期以后，国力渐衰，青铜器的形态和组合随之变化。比较明显的是青铜礼器中的酒器减少，列鼎和编钟开始出现，簋、盈、匝、剑产生。

此时青铜器的表面流行比较简朴的带状花纹，最常见的是窃曲纹、重环纹和瓦棱纹，显得朴实舒畅。由于发明了焊接术，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西周铜器精品有陕西淳化出土的大铜鼎，高122厘米，为迄今所见的最大的西周铜器。

西周铜器的珍贵价值突出地反映在铭文上。从西周早期便开始出现长篇铭文，如小孟鼎铭文达390字，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多达494字。其他铸有重要铭文的还有利簋、何尊、史墙盘等。这些铭文记载了当时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外，铭文还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

③铜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依据地域可分为：以三晋为代表的中原区、以齐鲁为代表的海岱区、以燕为代表的北方区、以楚为代表的南方区和以秦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其中以秦、楚两地的地域色彩最浓。秦承西周传统而自成一家，楚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发展很快，随着国力日盛，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此时的铜器反映了这一社会趋势，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进入中国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峰。

这一时期，铜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铜器形态的变化和新工艺技术的产生上。分铸法进一步发展器身和附件单独制模，焊接法普及，用方块模印法印铸的花纹兴起，导致蟠螭纹流行，铜器表面被装饰得富丽堂皇。如四川成都出土的水陆攻战铜壶、山西长冶国墓出土的错金银铜壶等均属此类工艺中的杰出代表。

这一时期的冶铜成就还反映在用失蜡法熔模技术铸造铜器上，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和铜鼓等，均运用失蜡法铸出极纤细精巧的主体蟠螭纹，层次繁杂，令人叹为观止。

此时的乐器主要有编钟、编镈、铙、铎和锌于。尤其是信阳楚墓的钮钟和随县曾侯乙墓的编钟最为完整且规模宏大。每钟可发两音，音色纯正，其中心位置12个半音齐备，这些青铜乐器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时期的乐律学。日常用具中最能反映工艺水平的是带钩和铜镜。战国时铜镜的制造以楚国最为发达。兵器中的精品当推吴越一带，如吴王夫差剑、吴王夫差矛、越王勾践剑均做工极佳，至今锋利无比。

3．玉器

玉器是以天然玉石为材料雕琢加工成形的工艺品。中国在世界上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

①新石器时代的玉器

在新石器时代的诸多原始文化遗址中均有精美玉器，其中以辽西一带的红山文化和东南沿海的良渚文化最为引人注目。

玉璧 龙山文化在良渚文化的贵族大墓中盛行用玉器随葬，最多的一墓竟达200余件，种类包括玉琮、璧、钺、镯、冠状饰及鸟、鱼、龟等20余种。这些玉器制作精良，造型复杂，雕琢手法以阴线刻为主，包括浅浮雕、半圆雕、镂空和圆锥等。尤其是由细如毫发的阴线组成的繁密图像已具有浮雕的效果。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体积最大、制作及雕刻最精美的玉器，每件玉琮上均有神人兽面像，体现了原始的图腾崇拜。

同一时期，北方的红山文化也出土了一批淡黄和绿色的玉器，种类有龙形玉玦、钩方形佩、三连璧、鱼、鸟、鸮、蚕等，雕刻粗犷简约，别有一番风味，尤以玉龙最为引人注目。地处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曾出土有玉铲、玉旋玑、玉臂环和玉制人面。

总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已初步蕴含了宗教、道德观念，并与政治、权力和等级身份发生了密切关系。

②夏商周的平面玉雕

夏代二里头文化中多次发现有玉制的戈、刀、钺、圭、璋、瑗和柄形器，显然大都是由兵器和工具演化来的，在工艺制作上已相当精美。

商周时期的玉器多具有象征性和装饰性，无论器形、图案，还是工艺，都比夏代有明显进步。有代表性的是仿铜玉簋、跪坐玉人、阴阳两性合体玉人等。商周时期的玉器有大量形象极生动的动物玉雕，造型精细准确、形象逼真，通身饰隐起的双勾纹。商代晚期出现俏色玉器，如安阳小屯出土的玉鳖，以紫褐色玉皮为背甲，四肢、腹部则为白色，构思精巧。西周中晚期的玉器已形成另一种风格，造型冼练夸张，线条流畅自然。

总体而言，夏、商、周三代的玉器以浅雕、浮雕等平面雕居多，但在殷墟出土的玉器中，圆雕占有一定比重。其中河南安妇好墓出土的10余件玉雕人像，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③精致的战国玉器

从春秋晚期开始，玉器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玉器上的花纹由简单向繁密的方向发展，并流行隐起的涡纹，器物显得圆润丰满。战国早期的代表作是曾侯乙墓出土的玉佩。它全长48厘米，宽8．3厘米，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4个圆环、半圆环或方扣连接而成。此佩纹饰均用隐起阴线琢法，起伏自然，顺着纹理，琢工精巧妩媚，是迄今发现的多节活动链状玉佩中最长、最精美的一件。

体现战国玉器高度工艺水平的是战国中、晚期的玉器，其代表作有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出土的大玉璜、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的青玉带钩等。魏王室墓出土的大玉璜中有7块美玉、2个鎏金铜兽头，以铜片贯联起来成为一器，呈弧形，全长20．2厘米，玉质温润。色白而泛浅灰，是精美的和田玉。中间一玉微曲似折扇形，上侧琢一回首垂尾卧兽，口部钻有一个小孔，便于穿系，下弧一鼻穿孔，供系玉佩用。此中心玉与其左右的扇面形玉琢有变形蟠虬纹饰，成为龙身，其外两侧为玉龙首，龙首口含鎏金铜虎首，虎首口衔有着卷云饰纹的椭圆形玉，图案匀称饱满，琢工细腻精巧。

战国时玉器玉质优良，王侯多使用和田玉，玉质细腻温润，光泽晶莹，青白色较多，偶见白玉。

4．原始瓷器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前期人们就烧制出了瓷器。但在先秦时期，瓷器处于首创和初级阶段，故称为“原始瓷器”。

原始瓷器均施青釉，所以也称作“原始青瓷”。由于它具有比陶器更优的性能，因而很快受到人们的喜爱，使用范围日益广泛。

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发现地点遍布大江南北。常见的器形有尊、罐、簋、豆、盘、A、碗等，原料加工不精细，质地也比较粗糙。胎色以灰和灰白色为主，少数为青灰和酱色，不够稳定。在器表的釉下大多都拍印或刻划花纹，主要有云雷纹、网纹、方格纹等。商、西周时期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春秋时期逐渐流行了轮制的方法。江南地区，特别是浙江一带是原始瓷器的主要生产区域。此时多采用原始的龙窑。

战国时原始瓷器已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用具之一，使用更加普遍，生产规模和产量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在江苏、浙江、江西和山西一带发现的瓷器的质量较好，原料经过加工处理，质地较细腻，胎多呈灰白色。釉层薄而均匀，多呈青或青黄色，少数呈淡黄色。多以S形纹为饰。成形工艺均采用陶车拉坯成形法，所以器形规整，器壁厚薄均匀。烧制中心仍在浙江一带。

5．漆器

中国有着悠久的漆器制造史。最早的漆器发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彩漆簋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包括一件朱漆木碗、五件木胎漆筒和几件漆绘的彩陶片，距今约7000年。在良渚文化的大墓中还发现了髹漆的棺椁和镶玉珠的漆器。《韩非子·十过篇》记载，禹舜时做食器，流漆墨于其上。禹做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

夏商周三代，漆器更为普遍，工艺技术也大有长进。在夏代二里头文化大墓中曾发现了殉葬用的漆匣，后陆续出土了觚、A、鼓、盒等漆器。在河北藁城河西遗址，发现有商代前期贴饰压花金箔的薄板木胎雕花漆盒、盘的残片，器表饰朱红的浮雕式黑漆花纹，有的还镶有绿松石，工艺精巧，色彩华美，反映出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

西周时流行在漆器表面镶嵌蚌壳一类装饰。如河南浚县辛村卫国贵族墓曾出土了一件漆器，上有磨制的小蚌条拼嵌的花边图案。最能代表西周髹饰工艺水平的是北京琉璃河燕国贵族墓出土的一批木胎漆器，种类繁多，器表均髹饰彩漆图案，镶嵌有蚌壳，其中有一件觚的器表饰线浮雕花纹，贴有三箍金箔，并镶绿松石。

春秋时漆器工艺的突出变化是，已有少部分漆器使用了金属附件。在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墓出土的一件漆器残件上绘有人物、花鸟等细线图案，构图严谨对称，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作品。

战国的漆器门类齐全，数量大增，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战国漆器的工艺已获得很大的进步，花纹色彩华丽精美，而且许多种类前所未闻，其中以胎骨和装饰手法进步最大。此前，漆器主要是厚木胎，从战国中期开始大量使用轻巧的薄板胎，以适应卷制各类筒形器皿。这就大大减少了雕木成型的困难，提高了生产效率。此时还出现了精美的高浮雕、圆雕等漆器，体现了雕刻艺术与漆器制造业的结合，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高浮雕漆器。

特别重要的是，战国中期出现了使用“脱胎法”制作的夹纻胎漆器，有轻巧牢固、漆液渗透性能好、粘附力强、造型稳定的特点，这标志着战国髹漆手工业的巨大进步。战国漆器工艺成就还反映在镶嵌技术上，有的漆器表面贴饰着被剪成各种图案的金箔。后来出现了“扣器”，即在薄板卷木胎或夹纻胎器的口缘镶加金、银、铜箍。同时，漆器上还装有铜辅首、金属盖钮等附件。此时图案花纹取材广泛，以龙凤、鸟兽为多，笔法流畅，如长沙出土的“狩猎壶”，图案夸张大胆，用色绚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6．金银器

金银器是以黄金、白银为原料加工制造的器皿和饰件。金银有良好的延展性，可制作极薄的金银箔，又可拉成细长的金银丝，适于制作精美的装饰品和器皿。中国很早就用金银制作各种器物。

我国最早的金器产生于商代。在河南、河北、北京、山西等地的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均有金器出土。其中商殷中心区域出土了金片、金叶、金箔等饰件，而离这一区域较远的区域则出土了金臂钏、金耳环等。其中金臂钏用锤鍱法制成，两端锤成扇形，再弯成环状；金耳环一端锤成喇叭口状，一端锤成尖状，整体弯成圆形。

商代晚期的金器主要出土于山西楼后兰家沟，属于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结合体。这里出土了三件金珥形器，其中两件大小相同，另一件较小，都有一粒串珠，一端尖卷如涡纹，另一端较平，伸出一条细丝尾柄，尖部折上呈乙形，造型奇特。

战国时代，金银器皿制造工艺发展迅速。金银日用品和装饰品成为贵族和上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地区的金银器皿，主要发现于洛阳金村周墓。这里是战国末期周王及其附属臣子的墓葬。出土的金银器皿包括银杯三件、银盒三件、银铫三件，银卮一件。在长江流域，则以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黄金器皿为代表，包括金盏、金匕、金杯各一件，金器盖二件。

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高10．7厘米，口径15．1厘米，重达2150克，是目前已知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盏身为直口、浅腹、圆底，腹外有两个对称的环耳，底部有三个倒置状的凤形足。盏盖圆顶中心有一圆形提手，盖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外卡，与碗口正好扣合。盏身、盏盖面铸有精细的蟠螭纹和云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