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校都有哪些职位，相当于现在的什么职位

宋代学校制度

首先介绍学校制度的起源（中国最早官学的雏型、政教合一的官学体系、私人自由讲学…）。之后，随着时代的更替，到了宋代，它的学校制度是如何呢？以及书院的发展、盛行…等，我们将有详细的介绍与探讨。
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它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约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八世纪。夏代贵族为培养自己的子弟，建立了学校。据古籍所载，夏代可能已有了「庠」、「序」、「校」三种尚未完全发展成学校形式的非专门的教育机关。
殷商时已有学校教育制度，有「庠」、「序」、「校」和「瞽宗」四种学校。「庠」「序」是从夏代继承发展而成，其教学内容更为扩充。「庠」本是养老的地方，到了商代仍有养老的作用，同时对年轻一代进行道德伦理的教育，如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等等，但同时「庠」也是习射的地方，「庠」的教育作用到了商代扩大了。「序」不仅是习射，还要学习武舞，不仅要学习射箭的技术，还要学习「射礼」，商代贵族男子重武习射，常举行射礼。
商代的「瞽宗」和「右学」是学习礼与乐的学校，层次比较高，是古代的高等学校。据考证，殷商崇尚右，以西为右，所以把大学设在西郊，这样，设在西郊的大学也叫做「右学」。「瞽宗」原是宗庙，在那里选择有道德的精通礼乐的文官教授贵族子弟。后人以「瞽宗」代表殷商的学校，设在西，故称为「西学」。可见「右学」、「西学」、「瞽宗」是同一种学校，即商代的大学。后人也叫商代大学为「辟雍」，也称为「西雍」，是学礼乐的地方，这是商代大学的又一名称。
由此可见，商代贵族很重视学校教育，设立了贵族学校-序、庠、学、瞽宗。教师是由国家职官担任。教育的内容包括宗教、伦理、军事和一般文化知识。是中国最早官学的雏型。
西周约有三百年的......
三、 宋代的地方官学
（一）宋代地方官学学制：
宋代的地方官学分为州、县学，在结构上类似我们现在九年国教之后升高中一般，县学生选考后升州学，而州学生可升太学为贡士（应说太学另设的辟雍）。其后更依照太学三舍法建立了州县三舍法，建立了由县学升州学、州学升辟雍，辟雍登太学，殿试后命官的制度，至此北宋方建立了一套由地方到中央的学校制度，但是到宣宗年间，州县三舍法被罢、辟雍被废，此制度宣告瓦解，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失去了直接的关连。
县 州 辟雍 太学
（宣宗由此之后地方官学与中央关连中断）

（二）宋代官学的行政体制：
在了解宋代地方官学的学制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中我们会提到的部分。宋代中央以礼部掌管全国学校、贡举的政令，而地方行政区划分为路、府（州、军、监）及县为一个三级政府的制度。因而管理地方官学的行政机构也是分为三个层级。
首先，以路而言宋代并没有设置路学，甚至在徽宗之前也尚未设置专司一路或专人管理的学政，直到徽宗之后方有专人、专门单位（提举学政司）管理一路学政，直到宣和年间撤销，后直到南宋才复置。而提举学事司即为地方官学的最高行政主管机构。
其次就府、州、军、监（简称州）而言设有州学，在未设专门的教授时，应该是本州的最高一般行政长官如知州、通判主持学事。直到仁宗兴学后，州学才开始设置教授（应该算是一校的校长吧），掌管学生的课业问题，但是行政上仍然接受知州、通判的管辖。教授之下，另设有学正、学录、直学、司记、斋长、斋谕等职，对于为设置教授的地方，则仍由知州、通判主持。
再来就县学方面，宋朝的县学除了南宋的理宗之后才设置专人管理县学（县学的最高行政长官），免除了一般行政长官兼任的情况，之前因为县令的工作即为繁杂，兼任主管学政许多都未能尽心尽力，所以地方县学其县令的态度对县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当然在徽宗时有设置专管县学学政的学长及学谕专门管理，但是县学的最高行政主管仍然是由县令、县佐兼任（与州学的最高行政长官为教授不同）。其下依照县学的规模大小设有教谕、直学、讲书、司计、斋长、斋谕、学正、学录、掌谕等人员。
于以上可知，宋代地方官学行政体制的形成，是由地方的一般行政长官兼任，慢慢转型为专人主持学政，虽然学制上有县学生岁升州学的体制，但是行政上县学与州学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两者是分别由提举学事司管理，但是州级的一般行政长官如知州、通判可以用一般的行政体系，指挥县级的行政达到间接参与县学的学事。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县学与州学在学制上有相承接的关系，但是行政上却没有，有点像现今国中、小与高中、大学的关系，各自属于国立与县立，行政上没有直接的关系。
附图：
1、宋代地方官学行政体制图：
礼部 提举学事司 知州、通判 教授 州学

县令、佐 县学
2、宋代地方官学行政组织表：

路 府州军监 县
学别 无 州学（府、军、监学） 县学
教育行政主管 运转司、题举学事司 知州、通判 县令、佐
主学者 无 教授（或他官兼任） 学长
其它执事人员 学正、学录、直学、司记、斋长、斋谕 教谕、直学、讲书、司计、斋长、斋谕、学正、学录、掌谕

（三）州、县学设立的原因及教育目的：
由州、县学设立者个身份与动机来推究，州、县学的设立可分为两大类，1、帝王下昭兴学2、地方官吏主动兴学。以下就由此分类讨论。
1、帝王兴学：
宋朝的州县学设立于仁宗朝最多，其次是徽宗、神宗及南宋的高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帝王主动兴学事构成学校的主要原因。而帝王兴学的目的，是培养救国淑世的人才，希望可以振衰起弊，所以时效上是急迫的方会一时之间大量的设立学校，而其设立学校的理想在求『治国、平天下』换言之就是追求『内圣外王』中『外王』的境界，此与地方学者兴学追求『内圣』的终极理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以下就各个皇帝讨论宋朝的帝王兴学。
（1）仁宗：
宋朝立国之初，太祖、太宗虽崇尚儒术，但是对地方官学却未有重视。而且宋朝太祖建国在政治上采取『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虽成功解决唐代蕃镇割据的问题，但是也造成了日后头重脚轻、积弱不振的祸根，而这些弊端到仁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宋朝政治上纲纪不彰盗匪横行是为内忧，外患又起。可说是内忧外患令人接应不暇，当时朝廷想要克服种种困难，治本之道还是需要人才，可是当时的科举制度有所缺失，使得宋朝开科取士历经八十年，却未选拔出适当的人才。因为宋朝的科举制度沿袭了隋、唐，以进士取人考的是文笔，用辞赋取进士，取的多是指会卖弄文章之人，鲜少经国济世之才，难以应付仁宗面对困境的需要。所以仁宗于庆历年间采范仲淹之建议改变养士取士法，从人才的培育开始。但是仁宗的改革行动因为范仲淹的去职而中挫，宋室的困境仍然没有解决，因此导致了后来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改革。
（2）神宗：
神宗亲政之后采王安石的理念进行改革，基本上王安石在教育上改革的理念与范仲淹的理念相似，王安石改革的目的在于培育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亦即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认为世人所学应该为经世致用的学问，但是当时的教育却反其道而行，文章重其章句而轻忽了文章的含意，全天下的人才都耗费精力在博学强记上，反而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而且王安石认为当时取士的方式不论是无论是贤良方正、进士、九经、五经学究等都不是一个好的、可以长久的方法，应该要将取士的重点放在人才的培养上，才会有稳定的人才来源，也才会有符合所需的人才。但是王安石的主张并未得到仁宗的采纳，直到神宗朝才被采纳。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宗朝兴学的基本概念在养士、取士合一，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但是这要到徽宗朝才得以实施。
（3）徽宗：
到徽宗朝，其改革的构想雨前两次相同，但是教育的目的却扩大了，除了培养人才之外，亦有善良风俗的用意，其培养人才的理念雨前两次一样，是希望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但是同时也希望透过教化的作用使民风淳厚、进而使政治清明，也许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时唯才是用却忽略了人才的品行问题造成变法的缺失，而意图改善吧，很可惜且讽刺的是徽宗的教育改革非但没有得到教化人心的目的，反而助长了虚伪矫饰的风气。但是也是从徽宗朝立辟雍专收外舍生（州、县生），使得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得以衔接，北宋至此才建立了一套由地方到中央的学校制度。至此我们可以说，北宋的这三位大量设立州、县学的皇帝，设立州、县学的原因都是因为教育改革的需要，沿袭着一个相同的理念试图弥补科举制度不足的地方而做的。
（4）高宗：
高宗是唯一一个南宋时期大力兴学的皇帝，在靖康之难过后，郡县之学因为兵祸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到了宋室南渡，朝廷也是无力顾及，直到高宗绍兴十二年与十四年，才正式开始重建地方官学，可能是因为此时宋金已经议和，宋室稍微得到喘息朝廷才有余力振兴文教，而高宗兴学的目的，也与其它三位有所不同，高宗兴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化名成俗』，因为宋室的南迁相对的有许多原本南方住民与北方迁徙者文化差异的地方，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所以高宗成为南宋时期大量设立县学的皇帝。

2、地方官吏兴学：
宋代的州、县学教育发展中除了帝王兴学之外，也室友地方官吏兴学的。但是不论是哪种状况，地方官吏对地方官学的影像是重大的，毕竟就算是帝王兴学，真正的实行者还是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实行的用心度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的成败。更何况对于地方官员主动兴学的状况。所以我们也讨论一下地方官吏对州、县学的影响。而所谓的地方官吏包括了州、县的首长及其幕僚人员，在州学方面，修学的主要关键是郡守（知州、知府、知军、知监），其次才是幕僚人员如通判、教授。而县学方面修学的主要关键在县令或知县。而有些地方官员会忽视教育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地方的财用不足，无力负担学政，因为宋代州、县学的经费采取『学田制』，主要来源来自于学田（学产），并非来自朝廷，所以各个地方的经济好坏自然会影响到地方政府拨给学产的能力，当然在地方财用不足的状况下，学校经费有限时发展自然就会受到限制。第二、地方官员的工作繁杂如县令要掌管狱讼又要管理学政，常常会无力顾及。以上是州、县学教育未能受到地方官吏重视的客观因素，另有一种地方官吏的主观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就是部分官员没有以兴学为己任的观念，大体而言只要是进士出身的地方官员多半会主动的兴学，但是无出身或靠蔽阴为官者虽然也又重视文教的人，但是数量上就少了很多了，至于为何进士出身的人主政会比较重视文教？其原因大概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有关，认为施政当以教化为先而大力兴学。换言之，地方官吏兴学的动机在目的上与帝王兴学是有所不同的。帝王兴学的目的是受迫于局势，以培育人才为主要目的，而地方官吏兴学则以明人伦、善风俗为主要目的，也就是说帝王兴学是以『治人』以求『外王』，而地方官吏兴学则以『修己』也就是『内圣』为目标。

（四）宋代州、县学的突破：
在宋代至少有两百七十一个州曾经设有州学，又至少有过五百七十一个县曾设立县学，当时要经营这样多的地方学校，必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又以经费、师资最为重要。这也是宋代在学校教育体制中的突破。要建立、发展州、县学教育，则必须解决经费问题，否则就算有兴学的美意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唐代的学制就是因为没有稳定可靠的财源支持，所以不能稳定的发展，而宋代的学田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没有稳定的财源会使得学校教育的发展困难，那么替学校寻找稳定的财源，使其有固定的经费就是一个可以治本的方法。在唐代，学校教育的经费来源，依其性质可分三种：1、国库拨款 2、债税收入 3、群臣捐输，直到宋朝仁宗开始赐学田，而官赐的学田来源多来自于籍没之田、绝户废闲之田以及官田，这样给学校自己的田（学田属于官田的一种），招取佃农耕种收租所得便用来维持学校。而仁宗以学田为维持学校的经费其原因可能是北宋开国以来，由于战乱导致大量无主荒田，直至仁宗其间废田仍多，因此若将部分废田拨为学田，不但可以增加土地的利用比例，又可以解决州、县学的财源问题，对当时的宋室而言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但是南宋其间，由于人口快速增加与农村耕地不足，学校难以由官拨得到学产，但是南宋的州学取的学产的方式已经不限于官拨了。而以州学而言大体上非官拨的学产有两种来源，1、郡守或教授斥资为学置田，2、乡民捐钱买田赠学。相较之下县学学产取得的方式就比较多样了，大体上分为：官拨、官买、官民合买、民买、民捐五种。当然除了学产之外也是会有其它的经费来源，但是这种经费就会因为地方不同而有不同的现象。换言之，在经费的角度看来，宋代的中央政府在州、县学是处于协助的立场，而赋予地方比较大的责任。
现在再来讨论有关师资的问题，以州学而言，神宗熙丰年间的教育改革是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前譬如唐代及宋初，州学任用师资的方式，主要是任由州郡自行遴选，朝廷并不负责差派。但是至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推动教育改革，朝廷主动选派学官，从此以后，朝廷才主动负责解决州学的师资问题。而朝廷差派学官的遴选方式分为朝臣荐举及朝廷举办学官考试两种。而学官的资格也因慢慢有了会读书者未必能教书的观念，开始有学官考试用来确保学官的素质，也比官员荐举来的公平。所以说自神宗以后直至南宋，多采取学官考试后朝廷派差，唯有神宗驾崩后，哲宗元佑年间太皇太后掌权时，及南宋高宗绍兴五到十二年间采取朝臣荐举，其余皆采取学官考试制。
相对于帝王对州学的重视与规划，县学就没有这种待遇了，县学的师资仍然是自行解决，而其师资来源多为下列三种：1、担任县令或幕僚官职者讲授 2、知县自聘县学教席，而非全由州郡安排 3、学长亦担任教学 4、县学学职可由学生担任，但是需要考试。而且南宋、北宋皆然，并没有心的方式与进展。

附图三：宋代州学师资任用情形：

时间 宋初至仁宗庆历 仁宗庆历到英宗 神宗 哲宗元佑 哲宗绍兴至高宗绍兴 高宗绍兴五至十二年 高宗绍兴十二年以后
主要任用方式 地方长吏自行延聘 地方长吏遴选后朝廷任命 一、 一、 学官考试后朝廷派差二、 二、 地方荐举后经国子监审核后朝廷派差 朝臣荐举后朝廷派差 学官考试后朝廷派差 朝臣荐举后朝廷派差 学官考试后朝廷派差

（五）结论：
宋代的州、县学为中国后来的地方官学奠定了基础，不论学校的设备、庙学制、学田制甚至是地点上，都深受宋代的影响。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学校与科举的关系，北宋时虽然曾经规定过应科举必须先接受过学校教育的限制，甚至希望废科举而以学校教育取代之，非但没有成功，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这种现象，很不幸的一直延续到明朝，明朝的时候虽然有建立的宋朝的构想『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明﹍选举志）但是重科举而轻学校的现象仍然因为科举的仕途较广没有得到改善。仍然没有得到宋代那种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目标。
宋代书院的起源与兴起

（一）书院的起源
书院这一名词肇始于唐朝，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根据史籍记载当时最早出现「书院」名称的是「丽正书院」及「集贤殿书院」，都是官方创立的，在当时只是作为朝廷藏书、校书之所，并非教育士子的教育机构。然而说到集贤殿书院，就不能不提到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在位时整理内府图书运动，原来，唐朝建立后，一方面继承了隋朝政府的藏书，另一方面又曾从民间收购图书，并命人写录、收藏。但是由于这些图书一直缺乏系统整理，到了开元初年，书籍纷乱断简残篇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为此，唐玄宗亲自发起了一场整理内库图书的活动，而集贤书院就是在这一整理内库图书的活动中出现。王应麟《玉海》：「开元十一年春，于大明宫光顺门外造丽正书院。夏，诏学士侯果行等侍讲周易老庄，频赐酒馔」「开元十三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集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伸展之。凡承旨撰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唐六典卷九）。所以书院最初的任务只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供皇帝参考、选用，和后来意义上的书院根本不同。由此可知，唐代所创立的「丽正书院」及「集贤殿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以「书院」命名的机构，而此后所说的「书院」就是起源于此，不过丽正书院及集贤殿书院却只是「书院」名称之始，而并不是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之始。虽然如此，在文化灿烂的盛唐，这一个官方学术机构的出现，却对当时的官僚、文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了唐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年）后，出现了一些私人创建的书院，但是规模很小，从学者也少，且以读书为主，讲学为辅。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书院有34所。而真正具有后世意义上的书院是五代南唐所建的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庠，也是宋代白鹿洞书院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