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报纸、杂志和电视台的评论家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信息爆炸”。由于计算机、卫星电视和新的印刷方法之类的现代技术,它们的效率和速度使得许多新发现、新思想、新事实以及新理论每天都涌入我们家中。要跟上这些最新进展并非易事,而要完全理解它们的意义更是难上加难。17世纪人类也经历过类似的信息爆炸。哥伦布之后大探险运动给欧洲带来了大量新知识。文艺复兴为智力和艺术表达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科学革命粉碎了长期流行的关于自然和人文的传统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可检验的事实与理论。
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令人兴奋的时期,包括那些植物学和动物学研究者,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追踪和描述动植物王国中所有的新发现。
收集和描述自然界奇迹是一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这类收集作品,中世纪学者称之为植物志和动物寓言集,它们不仅是为了让那些有学问的神学家们知道上帝作品的多样性,也是为了让读者知道这些动植物的用途、奇异特点或者它们对人的心智的启迪作用。
然而,植物志中有时也会有稀奇古怪的说法,它们肯定不是基于密切的观察。例如,1605年出版的由杜勒特(Claude Duret,1539—1619)编写的《植物志》(Histoire Admirable des Plantes),提出这一看法,认为鱼是从树上落人水中的果实中产生的,小羊可以从类似植物的树干上生长出来。当然《植物志》大多数普通条目则实际得多——提供大量有关草药的插图和描述以及它们在医药、茶叶、调味品等方面的用法。
然而,到了17世纪,简单地罗列动植物的描述和插图已有所不足,这就好像把上百张棒球卡随意扔进大篮子里一样,需要有某种方法把收集到的知识组织起来,找到合适的系统对其归类。
有了棒球卡,你就可以试着把所有的运动员按组分类。然而,要对那些神奇的动植物进行分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象你现在正从无到有创建一套“自然卡片”,你拿着铅笔和纸片来到某处的树林里,开始把你看到的各种植物和动物画出来,并且在素描旁边写下你的文字描述。经过数个月的工作,你画了几百张纸,积攒了一大堆收集到的信息。你需要按某种次序进行归类。从哪里开始呢?也许最容易的是把植物和动物分开,但是你怎样开始分类和编目呢?一般来说,你会找某些相似性,事物总有一些共同之处。你可以把相似的某些植物归在一类;有些可以吃,有些不能吃;或者按大小来分动物,按陆生和水生来分,按能飞的和不能飞的来分。显然还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分类,有些方法可能更有效些。
亚里士多德是知识大爆炸时代的哲学家,他给自己设定的事业则更庞大。他决定收集各种生命体的信息——不仅是动植物,还包括人类等一切其他生物,然后把这些信息放入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系统中。
这些层次构成了后来叫做“存在巨链”的思想雏形。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不过是自然的“阶梯”。他相信地球上每件东西都位于某一阶梯上,无生命的在阶梯底层,依次是植物、甲壳动物、卵生动物(爬行类、鸟类、鱼类、两栖类)、哺乳动物,站在阶梯之顶的是人。亚里士多德还试图把阶梯的每个“横档”再细分,不过并不总是成功。例如,他把动物王国分成有血的和无血的(现在叫做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他还提出了三种“灵魂”理论,它成为中世纪的主导思想。他教导说,只有生物才有灵魂。对于植物,由于它们只会生长和繁殖,他认为它们有“植物灵魂”;而对于动物,它们还可以运动和感觉,因此他加上“动物灵魂”;对于人类,人可以思考,于是他再加上“理性灵魂”。这些灵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某种神秘的活力原则。正是它区分了生命界与非生命界。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植物学家西奥佛雷特斯(Theophrastus,约前372—前287),尽管不如他的前辈那样雄心勃勃,但接管了亚里士多德的图书馆,在亚里士多德退休后掌管学园,继续进行亚里士多德式的植物学研究,他描述了550种以上的物种。
然而,更重要的是希腊医生第奥斯科理德(Pedanius Dioscorides,约40—90)的工作。中世纪植物学(草药学)的根源,大部分可以追溯到这位希腊思想家。尽管一系列不同的工作往往都归功于他,但有一部手稿可以肯定是他写的,通常以其拉丁名字《药物论》(De materia medica)称之。第奥斯科理德是一位军医,研究植物学主要就是以供医用,他是一位非常仔细和精确的观察者。第奥斯科理德描述了500种植物,每种都有产地、人药方法和医学用途。尽管有人认为,这一著作的早期版本倒是一个更为精确的排列系统,他死后经过许多世纪流传下来的版本,却是根据植物名字按字母排序的。这是一种简单的排列,许多后来的植物志和动物寓言都是这样做的。第奥斯科理德和盖伦一样,希望他的工作会激励其他人跟随他的脚步,而不是简单地抄袭,但是许多人却正是在抄袭他。与盖伦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地位一样,第奥斯科理德成为中世纪学者的最终权威,后人一心一意,毫无疑义地奴从他。他的书如同法律条文般被阅读、研究和传授。遗憾的是,有些认为是他的书并不是他写的,而另外一些书也许是可信的,却至少被拙劣地传抄。一千多年的手抄对第奥斯科理德的原著带来严重的破坏。从一个抄写员传到另一个抄写员,小错误就会演变成大错误。
有时碰上那些追求艺术效果的抄写员,故意或不经心地改动文稿一为了美观,在植物上多画一些树叶;不诱人的花朵变成更诱人的;细长的根变成粗壮的。抄写员出于厌倦或“灵感”,精心地对原稿进行润色,效果就会变得很荒唐:有一种植物叫做水仙,它的花瓣上被画成似有小人在爬行;可以看到鹅从树上长出来;还有羊在植物上生长。
动物寓言集经过许多世纪的流传,问题更多。这本动物集锦的最流行版本据说最早见于亚历山大,时间大约在公元200年。多少年来出现了许多抄本和临摹本,而其原件则是由许多著作编辑而成。它大量借用了希腊、埃及和亚洲流传的口述故事,以及亚里士多德和罗马著名学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公元23—79)的话。老普林尼在观察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去世,这次火山爆发摧毁了庞贝城。老普林尼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编纂者,他的主要著作《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大约出版于公元77年],试图把世界上所有知识总结在37卷的文字中。该书汇集了可靠的事实,普通常识以及不可思议的奇闻逸事和貌似动听的虚构,本质上是一部文萃,其内容源于2000多种古书和近500位作者。作为一名不太具有评判鉴赏能力的思想家,老普林尼似乎把他读到和听到的所有事情都不加选择地接受下来。许多神话般的动物都可以在《自然史》中找到,例如:具有狗头的人;具有巨壳的海龟,其壳大到可以当房顶;独角兽;美人鱼;飞马以及其他许多野生和滑稽的生物,所有这些都被当做事实不加修饰地表达出来。不过,除了胡说,他也罗列了一大堆有事实根据的说法,内容涉及更为有根有据的动物、天文、生态、烹调、希腊绘画、采矿和他感兴趣的任何事情。
到了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以及它的许多手抄本和衍生读本已经变成通俗读物,书里有大量精心描绘的虚构动物插图。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整个文艺复兴,甚至到17世纪末。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类书以多种方式成为基督教道德说教的理想媒介。书中的虚构动物几乎适用于任何目的。例如,神秘的长生鸟“按自己的意愿点着了火,直到把自己烧尽。在第九天后,它从自己的灰烬中飞起!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显示了长生鸟的特性。……”还有蚁狮,一种蚂蚁和狮子的杂交物,注定要饿死,因为它有不吃肉的蚂蚁特性,而狮子特性又不允许它吃植物——这些动物寓言的含义是,谁要同时为上帝和魔鬼做事,谁就注定要灭亡。有时,阐述道德的文字要比描述动物的还多两三倍。在这一风气的带动下,许多其他的“自然史”也变成了道德说教的工具,例如修女圣希尔德嘎(St.Hildegard,1098—1179)写的《原因与治疗》(Causes and Cures),在这本书里,按照《创世纪》作为指导来编排植物和动物。
由于这些书充满了虚构、神话和说教,于是无须惊讶的是,这些动物寓言的每一个新版或抄本都变得越来越与真实脱离。结果,它们失去了本该具有的以科学方式来理解自然史的功能。
也有一些例外。在13世纪中叶,才华横溢且高度特立独行的德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Ⅱ,1194—1250)出版了一本有关猎鹰训练术的书,题名《用鸟狩猎的艺术》(TheArt of Hunting with Birds)。弗雷德里克二世不能容忍迷信或经院式的说教,拒绝把事实与虚构混杂在一起的通常做法,书中所及只限于他仔细观察过的内容。结果他呈献给读者的就是对数百种鸟的训练有素的精确研究,书中还附有准确的插图和对其行为、解剖与生理学的可靠描述。
弗雷德里克二世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其他人并未立即跟上去从事那种亲临现象的仔细观察。经院哲学家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约1200—1280)大约在1250年出版了《论动物》(De animalibus)一书,但差不多都是旧调重弹。尽管偶尔会有质疑,但大部分内容依旧是那些神秘动物和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和其他人的民间传说。
文艺复兴时期在描述性植物学方面有所进步,三位德国植物学家值得特别注意。他们是布伦菲尔斯(Otto Brunfels,1489—1534)、波希(Jerome Boch,1498—1554)和富克斯(Leonhard Fuehs,1501—1566)。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比现有植物志更好更真实的描述,而且还收录了许多新的当地植物。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流行,从而促进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回归自然运动的展开,这一运动的主旨是要对动植物采取第一手考察。然而,他们三个人仍然受到第奥斯科理德的影响。富克斯的《自然史》(Nature History)最为有名,他的文稿或多或少直接依据第奥斯科理德,按字母把植物排序,尽管他试过由自己来建立基本的植物学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