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一种较为合理的人才使用观。
在没有使用人才的时候,必须谨慎又谨慎,要好所有的调查,全方位的考察该人才,从德、智、体、美、劳(呵呵)等各个方面了解将要使用的人才,及时发现人才的优势和弱势,做好必要的预防和准备工作,如果无法通过预防和准备工作控制好用人风险,就干脆另起炉灶,重新寻找你需要的人才。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疑人不用”,疑人不仅仅包括你不了解和怀疑他能力或德行或健康的人,还包括你不能有效预防和控制其带来风险的人。因为,不论如何调查,都有可能缺失一部分真相或被伪装一部分真相,能用的人不仅仅是你能调查的人,而且包括你即使不能完全调查,但是,你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可以预防的人。
比如:国内一个著名的管理人经理,为了选择一个可以信任的会计,先去该会计的家里家访,同会计的父亲同席而眠,通过对其家人的了解分析,发现他的家人都很注重传统忠义思想,对会计儿子也非常有影响力,通过家访也了解未来的会计的财产家庭状况,也与其父亲建立良好的关系,会计的父亲成为另类的监督(非体制监督),这样该会计不仅获得了经理的信任,也不敢乱做帐,兢兢业业的工作,成为经理的有力的左膀右臂。
该经理就是通过可预防的手段,达到疑人不用的方式、用人不疑的成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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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了疑人不用,就要敢于用人不疑,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最大主观能动性和成就。
崇祯就是用人多疑的失败典型:
众所周知的袁崇焕就是最大的牺牲品,从刚开始的极其信任到最后的极度残杀,充满了多疑的用人方式。
不仅仅如此,为剿流寇,崇祯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篑。“闯王”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史学家对崇祯的评价:明朝灭亡因为天灾瘟疫和崇祯多疑,和士大夫无关。明思宗崇祯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
可以这么说,如果崇祯用人不疑,李自成很可能被杨鹤、洪承畴、曹文诏、陈奇瑜、卢象升、杨嗣昌等将领剿灭,如果崇祯用人不疑也不会冤杀袁崇焕,如果崇祯用人不疑、用好洪承畴,也不会导致洪承畴最终降清。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一条千年古训。可是有一些企业片面认为,“用人不疑”就是要绝对相信所用之人的德与才,把某个人当“救星”,充分授权,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她)来处理,老板自己就什么都不管了,用与被用两放心,否则他就不可能放胆实干。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片面、错误的认识。结果只能是缺少必要的“疑”,即考察、监督。
甚至还会导致检查、监督机构形同虚设,使纪律、制度成为一纸空文。另外,随着环境的变化,工作的情况和难度都在发生变化,加上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变化的个体,用人不可能不“疑”,否则就会出现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现象。如果加强监督,就可以有效地遏制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
而“疑人不用”的误区,则好像非用之人就一无是处。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优点和缺点、正确和错误的综合体。不过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些优点和缺点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而已。如果一味地“疑人不用”,常常就会失去人才。
信任问题
不过信任是有限度的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或事情都能极端去面对
表面意思,既然相信某个人,就不要太怀疑他;既然怀疑某个人,就不要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