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少卿书的翻译谁有啊

　　少卿足下：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用谨慎地待人接物教导我，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虽然才能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恰好会引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同您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心灵受创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可以从这些方面看出来。以前，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在朝堂上发表些不值一提的意见。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纲纪，竭尽思虑，到现在身体残废而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君子们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像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这些事情是不容易逐一地向俗人解释的。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史星历，地位接近于卜官和巫祝一类，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象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认为。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生存所依靠的东西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是说士人讲节操而不能不加以自勉。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穽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同他对答，这是由于早有主意，事先就态度鲜明。现在我的手脚交叉，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是狱吏的威风和禁约所造成的。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象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绐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分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引决自裁。在社会上，古今都一样，哪里有不受辱的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乃是势位所造成；强或弱，也是形势所决定。确实是这样，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早地自杀以逃脱于法网之外，而到了被摧残和被杖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保全节操，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互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怎样呢？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仰慕大义，又何处不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懂得自杀，何况象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的原因，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的，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
　　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那就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再说，戴罪被侮辱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又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我舶腹中肠子每日多次回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象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我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退，深深地在山林岩穴隐居呢？所以只得随俗浮沉，跟着形势上下，以表现我狂放和迷惑不明。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这难道不是与我自己的愿望相违背的吗?现在我虽然想自我雕饰一番，用美好的言辞来为自己开脱，这也没有好处，因为世俗之人是不会相信的，只会使我自讨侮辱啊。简单地说，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因而只是略为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恭敬的拜了两拜。
　　创作背景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汉书·司马迁传》：谓“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报任安书》是在他任中书令时写的。此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任少卿名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史记》卷一百四《田叔传》后附有褚先生所补的《任安传》。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过了很久，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此信写于武帝太始四年十一月（公元前93年，这年司马迁53岁）。当时任安因事下狱，状况危险，所以书信中虑及任安的死。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做法，其实太子并非真反只是因“巫蛊事件”被冤枉没办法了，想杀江充以自保。
　　关于任安的说法，上述可谓为一说。但亦有其他说法，即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时，因其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持两端”做法，而为汉武处死。在此时，任安希图以“推贤进士为名，要求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给予帮助。而司马迁因为自己的处境很难帮他这个忙，便写了这封报任安书。这才是为什么司马迁在任安临刑前给其写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