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它成功地塑造了神态各异、光彩夺目的英雄群像。《水浒传》以“众虎同心归水泊”为轴线，描写英雄人物经历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百川入海，汇集到梁山泊。他们上梁山的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奔上梁山、逼上梁山和拖上梁山。第一类是性格豪爽的草莽英雄。他们大多出身在社会底层，对黑暗社会早已满腔怒火，一触即发，只要遇到适当的机会，以一些突发事件为导火线，点燃他们心中的怒火，便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奔上梁山。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李逵、鲁智深、阮氏三雄等。
第二类是如宋江、林冲、杨志、武松、柴进等人，他们虽然对统治阶级有不满，同情被压迫人民，但或因出身高贵，顾念“清白”身世，不肯落草；或有较好的地位，留恋小康生活，不愿铤而走险。或因“忠孝”思想束缚，不肯“犯上作乱”，因此一定要被统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而且还要经过一番严重的思想斗争，才被动地被逼上梁山。
第三类人物，或是出身大地主、大富豪之家，或是身居要职，是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以消灭农民义军为己任，但是在与农民起义军的搏斗中被打败、被俘虏，被客观形势逼得无路可走，又为宋江等人的“义气”感动，只好“暂居水泊，等待招安”。他们是被拖上梁山的。他们加入义军，一方面壮大了义军声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消极因素，加速了这个英雄群体的解体。如卢俊义、秦明、关胜、呼延灼等。
《水浒传》继承宋元话本的优良传统，以平民百姓为作品的主人公，小说虽然仍是歌颂英雄，叙写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但与《三国演义》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它把出身农民、渔民、城市平民的下层人物作为英雄来歌颂，把他们放在主人公的位置，即使出身高贵的柴进、花荣等人，也把他们平民化了。《水浒传》包罗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渔民屠夫，和尚道士，小贩小偷，市井无赖，妓女虔婆等，人物角色比《三国演义》要丰富得多。
《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是古代英雄人物与农民、市民阶层理想人物相结合的产物。《水浒传》所描写的草莽英雄，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英雄勇和力的象征，不过他们征服的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的奸贼。他们具有蔑视统治阶级权威，蔑视敌人的武力，具有战胜敌人的豪迈气概。另一方面，他们体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道德理想。他们性格直率、真诚。总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个性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不受敌人的威胁利诱，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对统治阶级无所畏惧，甚至对皇帝也说些大不敬的话，对自己的领袖也不曲意逢迎而敢于直率批评，性格豪爽，不为礼节所拘。他们“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体现了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童心”。
《水浒传》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水浒英雄们的性格的形成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是黑暗的社会环境把他们逼上梁山，现实生活教育着他们，使他们逐步克服自身的弱点和缺点成长为英雄。林冲是东京“十八万禁军教头”，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统治阶级营垒里的上层人物。他又有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如他所说，他与爱妻“未曾面红耳赤，半点相争”。这种社会地位和家庭环境，使林冲存在两个根本性的缺点和弱点。一是对统治阶级缺乏认识，二是对小康生活十分眷恋。因此，当高衙内调戏他妻子的时候，为了保护与维持教头地位和优裕生活，他采取了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当他遭受高俅迫害、发配沧州之时，仍然幻想负刑之后还能“重见天日”，所以一路上受尽董超、薛霸的凌辱摧残还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野猪林险遭毒手，幸好为鲁智深所救，他不但不想报仇，反而央求鲁智深放过董超、薛霸，为自己留下后路。到沧州牢房，他对管营、差拨也赔尽小心，行贿讨好。住在破草房里，还想请泥水匠来修理房子，以便过冬。直到统治阶级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才愤怒地杀掉放火烧草料场的陆谦等人，奔上梁山。林冲、武松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一出场，作者就告诉读者，这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接着写他景阳岗打虎，使其性格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武松打虎，但是作者热情颂扬他的同时，又描写他还有庸俗落后的一面。武松打虎之后，当了阳谷县都头，由城市贫民挤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他的出身和经历，使他一方面具有城市贫民的反抗精神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另一方面，他既是小私有者，又是官府的衙役，因此思想上还有庸俗落后的一面，就是对官府抱有幻想，不可能轻易地与统治阶级决裂；私人恩仇观念重，容易被人拉拢利用。在以后的章节里，作者通过“武松杀嫂”、“大闹快活林”、“血溅鸳鸯楼”等惊心动魄的故事，充分叙写了武松如何在严酷现实的教育下，逐步克服自身的弱点，斩断了与统治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感情纠葛，最终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从而揭示了武松性格的发展史。
《水浒传》中性格最复杂的人物要算宋江，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两极的对立，即义士与忠臣的对立。从中反映出了正统文化儒家忠孝思想与市民文化侠义思想的对立，也揭示了宋江性格结构中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宋江一出场，作者就介绍他是“孝义黑三郎”，“为人仗义疏财”，特别强调他喜好结交江湖好汉，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同时他一出场也就受到严峻的考验。宋江私放晁盖，说明他把“义”当作最高原则，当他“担着血海似的干系”放走了犯有“弥天大罪”的晁盖之时，他实际上也犯了背叛朝廷的“弥天大罪”。不过此时的宋江放走晁盖主要是出于挽救心腹朋友的江湖义气，主观上并没与反叛朝廷、聚众造反的意思。而杀惜之后，他经过一番周折奔上梁山，又因为守孝“奔丧”回家被捕刺配江州。在江州浔阳楼上，宋江题下“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而不甘屈辱、要施展抱负的豪侠思想同时也在他心中激荡，这正是宋江的双重人格，宋江私放晁盖是他人生中一大转折，而江州题反诗是他人生中的又一转折，之后，他被黄文炳告发，被判死刑，梁山好汉劫法场把他救出，宋江已经无路可走而奔梁山。宋江虽然上了梁山，带领千军万马与封建王朝进行对抗，但他并没有摆脱忠孝伦理思想的束缚，他把忠与义统一起来，用“义”团结众人，而为的是实现忠心报国的目标。他在上山之前，曾对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上山后，他不断向义军灌输忠义思想，在晁盖死后，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对于归顺梁山的朝廷将官，他一再表示自己上梁山是为了“权时避难”，日后“专等朝廷招安”。他没有在身陷绝境时向朝廷投降，而是在义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带领梁山泊义军去接受招安，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报效朝廷，是“顺天”、“护国”，是忠义两全，结果带给义军的是毁灭的悲剧。宋江既是忠臣孝子，又是侠义之士；既是梁山泊的领袖，梁山事业发展的功臣，又是葬送梁山事业的罪人。在《水浒传》以前小说中还不曾成功塑造出象宋江这样具有复杂性格的典型人物，当然小说夸张了宋江的谦虚，逢人就让位，给人虚伪的感觉，是其败笔。
小说评论家金圣叹对于《水浒传》的人物个性化非常赞赏，他说：“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人物的个性化体现在传奇性与现实性、凡人与超人的结合。惊奇与逼真的结合，粗线条勾勒与工笔细描的结合。
可以看一下齐裕焜的《水浒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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