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是俄国著名诗人叶赛宁的抒情诗。诗歌以白桦为中心意象，从不同角度描写它的美。满身的雪花、雪绣的花边、洁白的流苏，在朝霞里晶莹闪亮，披银霜，绽花穗，亭亭玉立，丰姿绰约，表现出一种高洁之美。诗中的白桦树，既具色彩的变化，又富动态的美感。白桦那么高洁、挺拔，它是高尚人格的象征。读这首诗，除了感受诗歌意境的美之外，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家乡和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白 桦 （叶赛宁）
有一株白桦，
立在我窗旁，
覆盖着积雪，
像披着银霜。
毛茸茸的枝上
冰凌儿挂满。
像雪做的衣边——
流苏闪闪。
白桦笼罩着
梦似的寂静，
金色的火星
在雪花上跃动。
朝霞懒懒地
照在它四周，
将更多的银屑
洒遍枝头。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1895——1925），生于梁赞省一个农民家庭，由富农成分的外祖父养育。1912年毕业于师范学校，之后只身前往莫斯科，在印刷厂当校对员，同时参加苏里科夫文学音乐小组，兼修沙尼亚夫斯基平民大学课程。1914年发表抒情诗《白桦》，1915年结识勃洛克、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等人，并出版第一部诗集《亡灵节》。1916年春应征入伍，退伍后与赖伊赫结婚。1919年参与发表意象派《宣言》，后来又写了《生活与艺术》（1921）批判意象派，表明了他向现实生活的回归。1921年与邓肯结婚，第二年出游欧美各国，1923年返回苏联，并发表文章批判美国的生活方式。1925年9月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托尔斯塔娅结婚，11月住院治疗精神病。12月26日用血写了绝命诗：“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亲爱的，你永远铭记我心间。/命中注定的分离，/预示着来世的重逢。//再见吧，我的朋友，不必话别无须握手，/别难过，莫悲戚——/这世间，死去并不新鲜/活下去，当然更不希罕。”28日拂晓前自缢于列宁格勒一家旅馆，时年三十岁，正是孔子所说的而立之年。 一年之后的冬天，他的坟头一声枪响，对他无限钟情而又被他一再错过的别妮斯拉夫斯卡娅为他殉情而死，据说叶赛宁绝命诗中“我的朋友”指的就是她。
十月革命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歌颂革命，赞扬工人阶级，但从根本上他并不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因而流露出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叶赛宁气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1921——1923）。“叶赛宁气质”很容易让人想起浪漫主义时代包孕两面性的“浮士德精神”，特别是“拜伦式英雄”，它们大致可以看作同一个诗人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叶赛宁气质”其实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在时代变迁中发现自己站在时代发展的对立面的独特表现。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认为：“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他像王子伊万骑着灰狼漂洋过海，一把抓住了伊莎多拉·邓肯，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地带，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那样，用使人眩晕的清新把它描绘了出来。” 叶夫图申科（1933—— ）则把他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歌是一种土生土长的现象。叶赛宁的音韵放射着俄罗斯土地结构中所特有的那种矿物的神奇光彩。叶赛宁的诗歌是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语言（包括童话、歌谣、乡村民歌、谚语和俗语、远古时代部分流传下来的咒语、哀歌、仪式歌曲）所独有的产儿。” 他们对叶赛宁的把握无疑是极其精到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正是“叶赛宁气质”在其诗歌创作的两种不同表现。而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正是由于叶夫图申科从深层次上把握住了导致“叶赛宁气质”的成因：出于对俄罗斯乡村的执着眷恋而不能认同现代文明的强大推进及其对乡村的破坏。如果说普希金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为争取民族自由鼓与呼的诗人，那么叶赛宁无疑在有意无意之中充当了一个时代的“反面角色”，他强烈渴望保留的是特定时代的地域文化，高尔基在分析他的死因时就认为他死于城乡文明的冲突，这个判断是相当深刻的。叶赛宁与白银时代的其他诗人不同的一点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他没有流亡国外，象吉皮乌斯等人那样发誓与十月革命势不两立。除了与邓肯出游的那两年，他一直固守在俄罗斯土地上。然而，现实的发展越来越让他感到痛心：“在蔚蓝色田野的小径上，/很快就会出现钢铁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麦，/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陌生的死气沉沉的打谷场，/给你唱的歌不会使你获得生命！/只有那些马匹和燕麦/将为年老的主人忧伤。”在《四旬祭》中，他直接用“铁马”（即火车）与活马竞赛的典型场景来体现这种冲突。和他生活在同时代并有交往的帕斯捷尔纳克对叶赛宁充满了理解的同情：“叶赛宁的风景诗的地位，在他的作品为现代大都市的迷宫取代了。一个当代人的孤独的灵魂在这个迷宫里迷失了方向，破坏了道德，他描绘的正是这种灵魂的激动的，非人的悲惨状态。”
当然，如果把叶赛宁之死仅仅归结于城乡冲突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他的三次婚姻引人注目。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令诗人懊悔不已，如果说他以前的放荡是由于翻转了天地的风暴使他“不明白不祥的事变要把我引向哪里”造成的，那么，赖依赫和他分手后，他“继续往下堕落”就不能不说与婚姻破裂无关了。在他自杀的前一年，他还写了《给一个女人的信》向赖依赫倾诉衷肠。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那么，失去引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能否认叶赛宁的堕落身死不是其中的一种结局。他与美国舞蹈家邓肯的那段闪电恋情不无浪漫又充满酸辛，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走到一起，又以闪电般的速度各自走开。在众人羡慕而又不解的目光里抚摸爱情的创伤。他的第三次婚姻还不到半年，诗人就告别了尘世。
这里撇开作品来谈诗人之死似乎有些言不及义。而我以为叶赛宁之死正是困扰现代人的根本难题，不管他是一个天生的文明人，还是一个经过转换之后而形成的文明人，也不管他是与时俱进还是梦回唐朝，他已经不可能躲过叶赛宁遇到的这些问题。叶赛宁之死是种种因素作用于诗人心灵以至郁结为精神危机的必然结果。在他之前，也有诗人自杀的情况，但是诗人自杀现象却是从他这儿开始的。时间永是流驶，岁月依旧循环，而自从叶赛宁宣称“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之后，纯粹的抒情诗已经达到了它的颠峰，同时也走到了它的尽头。
叶赛宁 （1895-1925）是俄国诗人。他出生在梁赞省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在教会师范学校读书时开始写诗。1912年赴莫斯科，当过店员、印刷厂校对员，兼修一所平民大学的课程，并开始文学创作。
1915年，叶赛宁去彼得堡会见了著名诗人勃洛克，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191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扫墓日》。同年应征入伍，一年后退役。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叶赛宁的诗作中迅速得到了反映，他写了长诗《同志》（1917）、《变容节》（1918）、《约旦河的鸽子》（1918）等著名诗作。1919年，叶赛宁参加意象派并成为代表人物，写出《四十日祭》（1920）等诗篇。1921年，他离开意象派。同年与美国舞蹈家邓肯热恋成婚，并与之出游欧美诸国，不久两人因关系破裂而离异。 1924年，叶赛宁出版诗集《莫斯科酒馆之音》，而后又写出组诗《波斯抒情》（1924）、 长诗《安娜·斯涅金娜》（1925）、诗集《苏维埃俄罗斯》 （1925）等著名作品。1925年9月，叶赛宁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结婚。11月因精神病住院，并完成长诗《黑人》和最后的诗篇《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
12月28日，叶赛宁在列宁格勒一家旅馆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25年12月28日凌晨，在列宁格勒一家旅馆里，俄罗斯著名抒情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用一条皮带结束了自己年仅30岁的生命。噩耗传开，举国哀恸。
1927年 9月15日黄昏，在巴黎大街上，著名芭蕾舞演员阿谢朵娜·邓肯被卷入飞驰的赛车轮下……
就在邓肯遇难前不久，一位西方记者问她，“在您的一生中，您认为哪一个时期最难忘、最幸福？”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俄罗斯！只有俄罗斯！在那里，我获得了存在的最大价值……”
未遇见舞蹈家之前的天才诗人
被誉为“天才的乡村歌手”、苏维埃诗歌奠基人之一的谢尔盖·叶赛宁于1895年出生在梁赞省的农家，9岁开始写诗，15岁迈入诗坛。
1917年春天，叶赛宁应《人民事业报》编辑部之约，前去洽谈诗稿问题，在那里结识了打字秘书吉娜伊达，她当时22岁，是一位具有“古典美”的窃窕淑女。两人一见钟情，3 个月之后便结婚了。吉娜伊达从小酷爱文艺，博览群书。她喜欢戏剧，也学过雕塑，是位具有独特鉴赏力的女子。应该说，两人在最初的两年里，生活还是幸福的，并有了一个女儿。但后来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隙，关系恶化，最后不得不分手。关于这桩失败的婚姻，叶赛宁应该负主要责任，归咎于他狂放不羁、刚愎自用的性格，以及从不良的朋友圈里沾染的习气。另外战争的破坏、生活的不安定、经常性的分居也促成了这一事实。
后来，吉娜伊达带着孩子嫁给了著名戏剧大师梅耶尔荷德，家庭生活十分和睦幸福。叶赛宁悔恨莫及，但为时已晚，这期间他写了大量怀旧和忧伤的抒情诗。后来叶赛宁与梅耶尔荷德夫妇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并经常去看望他们。
叶赛宁去世周年之际，一个女子在诗人的坟头开枪自杀了。她留下一封遗书：“1926年12月 3日，我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对叶赛宁无尽无休地狂吠，但这对于他，对于我都无所谓了。对我来说，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坟墓里……”
这位殉情的女子叫加丽雅·别尼斯拉夫卡娅，是诗人的秘书。她1897年生于彼得堡，中学毕业即获金质奖章，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曾越过白军的封锁线，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加丽雅为人正直、热情、落落大方，深得众人喜爱，正像有人在回忆录中所述的“她很聪慧、漂亮……每一次同她接触，都会被她的内在力量和心灵之美所吸引”。加丽雅初遇叶赛宁是在1918年彼得堡的一次文学晚会上，诗人忧郁深沉的朗诵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她在莫斯科《贫农报》任编辑期间正式结识了叶赛宁，并成为诗人生活和事业中最亲密的助手。
加丽雅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独特的艺术见解，她不仅是诗人忠实的听众和欣赏者，更是叶赛宁艺术构思的积极参与者，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智慧的朋友”。她默默地崇拜和痴恋着叶赛宁，但这是一种富有自我牺牲和献身精神的爱，她从未向诗人提出过任何自私的情感要求，只是把全部精力花在整理、编辑、出版叶赛宁的作品上。特别在诗人情场失落、意志消沉的时候，她更是悉心呵护，充当“温柔的港湾”。对于加丽雅这种“献身”的爱，叶赛宁不可能没有察觉，但他只能以尊敬和信任的态度来感激对方，却无力报之以爱。在这个问题上，加丽雅充分显示出一个高尚女性的美德，她认为只要能和叶赛宁在一起就是幸福的，爱应该是纯粹的付出，而不是索取……
1925年秋天，加丽雅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到维特尔省的农村去疗养。就在那里，她等来了叶赛宁的死讯。她的精神彻底垮了，那种只有在叶赛宁身上才能寄托的赖以生存的信念崩溃了……
对于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子在诗人心目中的位置，世人猜测不一。不过有一件遗物或许能揭示我们什么。1924年 4月15日，叶赛宁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说：“亲爱的加丽雅，我的朋友，我再对您说一遍，对我而言，您是极其宝贵的！再说，您也知道，在我的命运里要是缺少了您的参与，那该是多么凄凉……”
燃烧的激情·舞蹈家和诗人无声相拥
1921年夏天，已经42岁的邓肯典当了个人私产，怀着激动的报效之情，千里迢迢，向她心爱的莫斯科进发了。
邓肯在欧洲被誉为“手势皇后”，卢那察尔斯基曾这样评价：“她不顾威胁恫吓，毅然决定出访革命的俄国，这可能是她全部手势中最美的一次，也是面对春雷般的掌声最当之无愧的一次！”
同时，邓肯也开始朝她一生中最珍爱的恋人——俄罗斯抒情诗人叶赛宁招手了。
叶赛宁与邓肯
1921年10月，邓肯应邀出席著名戏剧家雅库洛夫举行的一个晚会。突然，一个穿浅灰色装束的小伙子大步流星地闯进会厅，差点把客人撞倒，嘴里不住地喊：“邓肯在哪儿？邓肯在哪儿？”
“这个冒失鬼是谁？”邓肯笑着偷偷问翻译。翻译悄声地说：“叶赛宁……”
晚会快结束时，主人猛然发现女主角不见了，急忙寻找。在隔壁的一间小客厅里，竟看到她和叶赛宁单独在一起，她倚在沙发上，诗人跪在她身边。
“刚才，他给我朗诵了自己的诗篇。”邓肯对翻译说，“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觉得很美，因为那是音乐，真正的音乐。”
从此，叶赛宁和邓肯几乎天天见面，耳鬓厮磨，形影不离。邓肯登台演出，诗人总要趴在前排位子的中央，孩子似的如醉如痴，邓肯赴外巡回演出，他也紧紧跟随……而舞蹈家也有空便请叶赛宁为她朗诵诗作，她被诗人那富有激情和音乐魅力的倾吐所吸引、迷醉。两个人的感情一天天如火如荼起来。
不久，邓肯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多锻炼和学习的机会，建议去欧美作巡回演出。建议很快被批准。但邓肯又提出：必须和叶赛宁同行。在临行前，他们商量好要办一件“大事”——到新设立的苏维埃婚姻登记处去。
当书记员微笑着问他们选择什么姓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希望用双姓——“邓肯·叶赛宁。”
这对伉俪整整相差了15岁。叶赛宁27岁，邓肯42岁。
风云突变·诗人燃尽了自己
这对世界闻名的明星夫妇在海外共呆了10个多月，直到次年 4月回国。应该说，最初一段日子里他们是幸福的。可美景不长，没多久，他们之间各方面的差异便明显暴露了出来，感情出现了裂痕。
激情过后的夫妻生活面临着现实的考验。无论出身还是所受的教育，无论年龄还是性格，矛盾都比较突出，再有语言不通的障碍，使得他们的交流和理解始终不尽理想。从本质上讲，叶赛宁是个“忧伤”的诗人，他身上凝聚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气质，他追求理想的幸福，可他对现实中存在的“幸福”却缺乏消化与吸收的能力。他患有周期性的抑郁症和神经激越症，经常莫名其妙地陷入哀伤，消沉绝望，或脾气暴躁，刚愎自用。由于不适应国外氛围的“挤压”，他经常冲“快乐的妻子”发火，大吵大闹，还时时喝得酩酊大醉，做些荒唐的行为出来。叶赛宁的性格弱点再次暴露无遗，尽管他时有悔恨的表示，但他缺乏自省自制的能力，驾驭不了思想中那匹脱缰的疯狂的野马。他是一个极端自我的人，痴恋着“想像中的婚姻”，又恣意地践踏着现实的婚姻内容，他似乎永远也无法在现实中品尝一匙“平静的天伦之乐”。
邓肯非常伤心，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男人这种近乎“自虐”的“儿童”式的表现，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女性，她所能给予丈夫的都给予了，但她最终改变不了什么。作为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她的智慧和悟性只能用来同情和怜惜另一位不幸的天才。
他们都努力过，宽容过，但失败了。
终于，在巴黎，他们达成“君子协议”：回到俄罗斯后临时以“朋友”相待，并许诺尽可能修复感情。
然而，对于邓肯来说，这只是一个梦幻而已，诗人再也没能回到她的身边。
1925年 3月初，在一个家庭晚会上，叶赛宁与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相遇了。诗人又导演了惊人的一幕，他闪电般爱慕上了这位豆蔻年华、血统高贵的美貌女子……半年之后，叶赛宁和索菲娅结婚，搬进了一座古色古香，装饰著华的宽大住宅里。像早就注定的那样，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他感到压抑和束缚，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所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幻灭了……看来，这个家给我的并不是轻松和快乐。”诗人再次陷入极度的抑郁和绝望之中。他离开了莫斯科的新居，去了地广人稀的高加索……
据一位熟悉叶赛宁的作家回忆说：他给人的感觉是一生都在恋爱……他崇尚爱情，渴望能在爱情中得以栖息和彻底摆脱什么，但他的爱情是虚幻的，现实的爱情仅仅满足了他暂时的激动，他须不断地逃离又不断地停下来喘息。
诗人突然的死令人震惊，也立即使人明白，俄罗斯失去了一位多么有价值的天才！当载着叶赛宁遗体的列车从列宁格勒开来时，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涌往普希金广场，悼念这位曾给他们带来巨大精神财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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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是俄国著名诗人叶赛宁的抒情诗。诗歌以白桦为中心意象，从不同角度描写它的美。满身的雪花、雪绣的花边、洁白的流苏，在朝霞里晶莹闪亮，披银霜，绽花穗，亭亭玉立，丰姿绰约，表现出一种高洁之美。诗中的白桦树，既具色彩的变化，又富动态的美感。白桦那么高洁、挺拔，它是高尚人格的象征。读这首诗，除了感受诗歌意境的美之外，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家乡和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白 桦 （叶赛宁）
有一株白桦，
立在我窗旁，
覆盖着积雪，
像披着银霜。
毛茸茸的枝上
冰凌儿挂满。
像雪做的衣边——
流苏闪闪。
白桦笼罩着
梦似的寂静，
金色的火星
在雪花上跃动。
朝霞懒懒地
照在它四周，
将更多的银屑
洒遍枝头。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1895——1925），生于梁赞省一个农民家庭，由富农成分的外祖父养育。1912年毕业于师范学校，之后只身前往莫斯科，在印刷厂当校对员，同时参加苏里科夫文学音乐小组，兼修沙尼亚夫斯基平民大学课程。1914年发表抒情诗《白桦》，1915年结识勃洛克、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等人，并出版第一部诗集《亡灵节》。1916年春应征入伍，退伍后与赖伊赫结婚。1919年参与发表意象派《宣言》，后来又写了《生活与艺术》（1921）批判意象派，表明了他向现实生活的回归。1921年与邓肯结婚，第二年出游欧美各国，1923年返回苏联，并发表文章批判美国的生活方式。1925年9月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托尔斯塔娅结婚，11月住院治疗精神病。12月26日用血写了绝命诗：“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亲爱的，你永远铭记我心间。/命中注定的分离，/预示着来世的重逢。//再见吧，我的朋友，不必话别无须握手，/别难过，莫悲戚——/这世间，死去并不新鲜/活下去，当然更不希罕。”28日拂晓前自缢于列宁格勒一家旅馆，时年三十岁，正是孔子所说的而立之年。 一年之后的冬天，他的坟头一声枪响，对他无限钟情而又被他一再错过的别妮斯拉夫斯卡娅为他殉情而死，据说叶赛宁绝命诗中“我的朋友”指的就是她。
十月革命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歌颂革命，赞扬工人阶级，但从根本上他并不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因而流露出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叶赛宁气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1921——1923）。“叶赛宁气质”很容易让人想起浪漫主义时代包孕两面性的“浮士德精神”，特别是“拜伦式英雄”，它们大致可以看作同一个诗人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叶赛宁气质”其实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在时代变迁中发现自己站在时代发展的对立面的独特表现。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认为：“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他像王子伊万骑着灰狼漂洋过海，一把抓住了伊莎多拉·邓肯，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地带，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那样，用使人眩晕的清新把它描绘了出来。” 叶夫图申科（1933—— ）则把他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歌是一种土生土长的现象。叶赛宁的音韵放射着俄罗斯土地结构中所特有的那种矿物的神奇光彩。叶赛宁的诗歌是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语言（包括童话、歌谣、乡村民歌、谚语和俗语、远古时代部分流传下来的咒语、哀歌、仪式歌曲）所独有的产儿。” 他们对叶赛宁的把握无疑是极其精到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正是“叶赛宁气质”在其诗歌创作的两种不同表现。而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正是由于叶夫图申科从深层次上把握住了导致“叶赛宁气质”的成因：出于对俄罗斯乡村的执着眷恋而不能认同现代文明的强大推进及其对乡村的破坏。如果说普希金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为争取民族自由鼓与呼的诗人，那么叶赛宁无疑在有意无意之中充当了一个时代的“反面角色”，他强烈渴望保留的是特定时代的地域文化，高尔基在分析他的死因时就认为他死于城乡文明的冲突，这个判断是相当深刻的。叶赛宁与白银时代的其他诗人不同的一点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他没有流亡国外，象吉皮乌斯等人那样发誓与十月革命势不两立。除了与邓肯出游的那两年，他一直固守在俄罗斯土地上。然而，现实的发展越来越让他感到痛心：“在蔚蓝色田野的小径上，/很快就会出现钢铁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麦，/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陌生的死气沉沉的打谷场，/给你唱的歌不会使你获得生命！/只有那些马匹和燕麦/将为年老的主人忧伤。”在《四旬祭》中，他直接用“铁马”（即火车）与活马竞赛的典型场景来体现这种冲突。和他生活在同时代并有交往的帕斯捷尔纳克对叶赛宁充满了理解的同情：“叶赛宁的风景诗的地位，在他的作品为现代大都市的迷宫取代了。一个当代人的孤独的灵魂在这个迷宫里迷失了方向，破坏了道德，他描绘的正是这种灵魂的激动的，非人的悲惨状态。”
当然，如果把叶赛宁之死仅仅归结于城乡冲突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他的三次婚姻引人注目。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令诗人懊悔不已，如果说他以前的放荡是由于翻转了天地的风暴使他“不明白不祥的事变要把我引向哪里”造成的，那么，赖依赫和他分手后，他“继续往下堕落”就不能不说与婚姻破裂无关了。在他自杀的前一年，他还写了《给一个女人的信》向赖依赫倾诉衷肠。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那么，失去引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能否认叶赛宁的堕落身死不是其中的一种结局。他与美国舞蹈家邓肯的那段闪电恋情不无浪漫又充满酸辛，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走到一起，又以闪电般的速度各自走开。在众人羡慕而又不解的目光里抚摸爱情的创伤。他的第三次婚姻还不到半年，诗人就告别了尘世。
这里撇开作品来谈诗人之死似乎有些言不及义。而我以为叶赛宁之死正是困扰现代人的根本难题，不管他是一个天生的文明人，还是一个经过转换之后而形成的文明人，也不管他是与时俱进还是梦回唐朝，他已经不可能躲过叶赛宁遇到的这些问题。叶赛宁之死是种种因素作用于诗人心灵以至郁结为精神危机的必然结果。在他之前，也有诗人自杀的情况，但是诗人自杀现象却是从他这儿开始的。时间永是流驶，岁月依旧循环，而自从叶赛宁宣称“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之后，纯粹的抒情诗已经达到了它的颠峰，同时也走到了它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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